2012年12月19日星期三

两个中国人的遭遇

莫言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际,美联社记者意外采访到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因为刘晓波荣获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两年多来,刘霞始终被当局非法软禁在家中。她的近况,令人心痛且担忧,这段采访,也使人更加关注刘晓波的命运。
莫言获奖当天,曾经表示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眼下在瑞典,面对海外媒体的不断追问,他却强调自己“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作家的天职不是成为“社会良心”,其艺术成就,也不能用政治立场衡量。莫言不欠刘晓波什么,他完全没有义务,在人生最辉煌的日子里,为一个身陷囹圄,但毫不相干的人鼓与呼。不过,将记者的提问诬蔑为胁迫,宣称自己从不会被迫表态,无疑是撒娇式的自欺欺人。二○○九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道离席抗议戴晴演讲,今年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手抄该讲话片段,这些难道不算政治上的站队与表态吗?当然这两件事,肯定不是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胁迫他做的。
只吃敬酒,不吃罚酒的莫言,是个聪明人。既得了西方的奖,赚了洋人钱,又赢得了官方的祝贺、民间的追捧,可谓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给作家个人,而非整个国家的,但莫言能够获奖,及其获奖后的境遇,充分展现了一个典型中国人的智慧。这种智慧,用“莫言”二字概括不是谦虚,而是侮辱——身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拥有非凡的语言技巧。
以莫言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为例,究竟是要求政府立刻放人,还是劝说刘晓波积极改造呢?不同的人或许理解不同,但可以肯定,只要刘晓波愿意像起草《零八宪章》那样撰写一份万言书,声明自己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了十八大精神之后,决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绝不再走向西的邪路,也不再做误国的空谈,别说重获自由,飞黄腾达都是指日可待的。刘晓波拒绝这么做,不是因为愚蠢,可他的确不如莫言“聪明”。
从世俗的角度看,获得诺贝尔奖是巨大的成功。莫言和刘晓波都是成功的人,但他们,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代表了中国的崛起,一个体现了民族的苦难。他们原本不该交集,却无奈的相互纠缠,用刘霞的话说,这地方,太荒唐,用莫言的文风形容,这现实,很魔幻。

2012年11月10日星期六

关乎清白的春秋大梦

中共十八大前夕,《纽约时报》爆出猛料,揭露温家宝总理的多名亲属,利用其权力攫取高达二十七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质疑相关报道,是政治对手为了阻挠政改,刻意抹黑温总理的公众形象,而《纽约时报》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只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
《纽约时报》刊登这篇报道,目的是什么,影响会如何,其实无关宏旨,关键在于披露的内容是否有根有据,站得住脚。因为一个以权谋私的改革家不是民众所需要的,何况这个改革家仅仅是口头上的?
出乎意料的是,温总理的家人一反中共高层的惯常做派,迅速委托律师发布六点声明,不但保留追究《纽约时报》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针对其他“不实报道”,也将继续“予以澄清”。虽然《纽约时报》的中英文网站在第一时间便遭到了屏蔽,相关声明也只是选择性的刊登在海外媒体上,但温总理的家人敢于用事实回应的态度,还是值得鼓励的。
担任总理近十个年头,屡屡声称要推动政改,结果却连百姓翘企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也没能建立。退休在即,竟只能借助海外媒体,捍卫自己和家人的清白,温家宝或许委屈,但这等局面的形成,又怪得了谁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固然势力强大,可对于一位注定被写入历史的大人物,多少金银珠宝想必都没有名誉重要。果真出淤泥而不染的话,温家宝身后,至少始终留着一条独善其身的退路。
新华社不发通稿,《人民日报》不登头条,风行世界的社交网站却是自由且免费的。哪怕微博肆意删帖,有本事屏蔽《纽约时报》的网站,翻墙到推特或脸书上晒一晒身家财产,应该没什么技术障碍吧?纵然眼下,组织纪律不允许身为总理的温家宝向一潭死水的中南海内扔石头,退休后公示,其实也不迟——十年都浪费了,老百姓还在乎几个月的等待吗?
有人讽刺他光说不练,只会作秀;有人同情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温家宝本人的信念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时间当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沉睡或假寐在自我营造的春秋大梦中,丧失对国家前进方向的判断和掌控,任凭整个社会因为路线之争虚耗空转,无疑是温家宝总理,甚或所谓“胡温体制”过去十年最大的悲哀与失败。

2012年10月18日星期四

反日之败

钓鱼岛主权争端引发反日浪潮,然而政府一系列反制措施,民间一通通“爱国打砸”下来,清理战场,中国非但没有缴获任何战利品,丑态毕现的癫狂,反倒暴露了这个社会内在的溃败。
首先,在政治方面,抗议归抗议,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的国有化却业已成为事实。虽然连日来,国内媒体大肆报道野田佳彦首相承认对中方反应估计不足的消息,但这充其量是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而已。打砸本国民众的汽车、餐厅、商场……借以表达对他国的强烈愤慨和强硬立场,这逻辑,别说日本首相“估计不足”,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应该都无法理解的吧?就算中共当局没有指挥操纵各地的反日示威,可警方对“爱国暴民”打砸抢烧的犯罪行径处置不力,的确导致了平民百姓间的纷扰与对立。攘外必先安内。御侮未遂,转而制造内乱,这不正应了中共的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再说,拿刀子捅自己的大腿,用酒瓶砸自己的脑袋,不过是地痞流氓逞凶斗狠的伎俩,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玩这套,既上不得台面,更不可能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其次,在经济方面,“爱国打砸”固然导致日系汽车销量下滑,但蒙受损失的主体,归根到底还是生产销售日系汽车的中国厂商。此外,野田首相警告中国,刻意拖延从日本进口货物的通关检查,拒绝发放签证等非正式贸易制裁,可能吓跑外国投资者,绝非危言耸听。以行政手段干扰外资企业合法的经营活动,进而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作为。中国一直努力塑造自身开放且负责的大国形象,遗憾的是,权大于法,仍旧是这个社会不争的事实。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已经迫使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行政与司法改革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任何外资若要继续进入这样的中国,恐怕都难免失足落水,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当年抵制家乐福,而今打砸日系车,连中国的亿万富豪都纷纷拿外国护照做护身符,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可持续的吗?
第三,在文化方面,中共当局的态度更加决绝。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统统中止,日本电影、电视剧一律停映、停播,就连一些大型书店的日本图书,也全部下架处理。同样反日,韩国歌星朴载相一曲《江南风格》,眼下正风靡世界。反观中国,根据当代著名小说《白鹿原》拍摄的同名电影几经波折,终于上映,结果却被审查机关删改得七零八落、不知所云,引发众多批评之声。没文化不可怕,怕只怕闭关锁国,拒绝接受文明的教化。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共产党宣言”一词就是正宗日货,这部革命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也是由日文翻译而来,但其并未遭受池鱼之殃,被官方查禁,被民众焚毁。这至少从侧面证明,和谐社会的示威游行,一切尽在党国收放自如的掌控之中。
拿愚蠢的暴民当枪使,将外资企业作为人质,把文化看得无足轻重,肆意封杀查禁……政府的无能且无赖,必然导致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衰败。所以,反日——反日,不过是一场国权不争,国贼得逞的闹剧罢了。

2012年10月13日星期六

下半旗掩不住陆港矛盾

国庆之夜,香港发生撞船事故,导致三十九位市民不幸罹难。为了悼念逝者,特区政府决定自十月四日起,特区区旗将连续三天下半旗志哀。紧随其后,中央政府也颇识时务的通知特区政府,将特区政府各建筑物及中央驻港机构的国旗一并降下,从而避免了两面旗帜背道而驰的尴尬。
按照《国旗法》之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是否“可以下半旗志哀”,必须由国务院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地方政府是无权定夺的。三十九人丧生的海难,固然算得上“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但在号称“多难兴邦”的内地,类似的灾害事故并不鲜见。然而除了国家领导人逝世,五星红旗为平民百姓降下的先例,在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因此这一回,中央政府为遭遇不测的香港市民下半旗,绝对算得上特事特办了。
可惜厚此薄彼的统战伎俩,以及中联办官员超规格表演的“党疼国爱”,非但未能赢得香港市民的赞誉,反而招致插手特区事务的质疑。这也难怪,回归十多年来,内地残酷的现实深刻教育了香港市民,不是他们不通人情、不知好歹,他们怕的,恰恰是中央政府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对他们如内地同胞般一视同仁。糖衣包裹着毒丸,笑面遮藏着祸心,识破统战本质的香港市民,自然跟中央政府越来越离心离德。
无论如何表达对逝者的尊重,都不如让生者活出尊严更加重要。其实说白了,只要中共当局善待内地百姓,保障人权、促进民生,大陆和香港之间根本没有不可化解的“深层次矛盾”。至少香港市民不用为什么李旺阳、张旺阳上街示威,内地百姓也不必到香港抢购奶粉与豪宅。反之,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擦不干净,还对特区事务指手画脚,人家能不嫌弃你手脚不干净吗?这么做的后果,必定是多做多错,越帮越忙。以国务院同意为撞船事故遇难者下半旗为例,表面上给足了特区政府面子,实则却拆了特区政府的台。眼见着香港市民的哀荣都比内地百姓高级许多,赴港生儿育女的大陆孕妇就算挤破脑袋,也绝不会停下脚步。如此一来,梁振英特首竞选时开出的“零双非”支票,恐怕更加难于兑现了吧?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

“我姓曾”

国庆前夕,央视记者“走基层”,采访数千各地民众,进行有关“幸福”的特别调查。在新闻片中,记者试图通过“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等简单问题,探究中国百姓的幸福感和幸福观。
受访民众的回答千差万别,然而在剪辑出来的报道里,并无一人声称自己是不幸的。显然,老百姓又被央视幸福了一把。为了迎中秋、贺国庆而特地制作的应景报道,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一位普通打工者看似鸡同鸭讲的回答,无意间为这则“幸福新闻”平添了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你幸福吗?”“我姓曾。”令人绝倒的一问一答,引发网民戏谑调侃:
“曾经被幸福,所以就姓曾。”
“走基层”是“走转改”的一部分,“走转改”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国内“新闻战线”始自去年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走基层,将媒体的焦点从衮衮诸公转向了普罗大众;转作风,将媒体的关注从国是民生移到了家长里短;改文风,将媒体的监督从揭露批评变为了弘扬歌颂。无论宣传主管部门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反正新闻媒体在“走转改”方针的指引下,将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统统和谐化了。总而言之,“走转改”就是宣传主管部门奉行鸵鸟政策,粉饰太平的一种新方法、新形式。
走基层,走近百姓,并不意味着真正贴近民生。无论老百姓幸不幸福,央视记者赤裸裸、硬生生的提问,都让人感到“何不食肉糜”般的蛋疼。连一位普通打工者都知道自己姓曾,不姓“福”,令人好奇的是,忘却记者天职,沦为政府宣传工具的媒体人,还晓得自己姓什么吗?

2012年8月15日星期三

空空如也的鸟巢

伦敦奥运之际,再提什么北京奥运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回想当年举国上下如痴如狂,根本就没有丝毫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
北京奥运前夕,长平因反思拉萨三一四事件中的信息管控与民族主义,被扣上了“卖国”的帽子,李怡则因评论四川地震使用“天谴”一词,沦为了“汉奸”和众矢之的。至于奥运圣火全球传递,遭遇西方民众抗议,更被中共当局视为阻挠“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阴谋诡计。可以说中共当局办奥运的心态,跟慈禧在甲午之年不顾国家危亡,搞什么六十大寿的庆典有得一比,那正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世不痛快”。
结果呢?数千亿人民币花出去,奥运倒是办得风光体面,可四年后的七月二十一日,一场暴风雨便将这一切雨打风吹去,连一片遮羞布也没给北京留下。惟有那座每年折旧近亿元,运营维护费用高达八千万的空空的鸟巢,见证着繁华到落寞的蜕变。
古代皇帝为了自家天下千秋万代,筑长城、建故宫,虽然劳民伤财,但留下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世纪工程”。共产党定都北京六十余年,举全国之力大拆大建,结果竟建造了一座听见“雨”字便人心惶惶,大马路上都可以淹死人的危城。金钱存海外,妻儿赴美英,你以为他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英特耐雄纳尔,其实这个“进步、无私、团结”的党,不过是“临时执政”。
人们曾经期待奥运能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改变,可惜热衷摸着石头过河的政府虚度了又一个四年。区别在于,参与鸟巢设计的艾未未,因为组织志愿者调查四川地震罹难儿童人数,如今身陷同政府的官司之中,成了全世界债主最多的债户。区别还在于,为四川地震慷慨解囊的广大民众,如今面对北京市委市政府发起的救灾捐款活动,只冷冷的丢下一句“捐你妹”。因为就算人们没有把钱借给艾未未,这个在舆论强大压力下,才不得不挤牙膏似的公布灾害遇难人数的政府,也早已丧失了公众的基本信任。

2012年8月3日星期五

命都不要,要脸何用?

因为没有缴纳生育二胎的四万元罚款,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冯建梅被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计生部门强制引产。这桩无异于谋杀的罪行一经曝光,举世哗然。
计划生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国策,尽管外界诟病、内部质疑不断,但中央坚信其在控制人口数量,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作用巨大,因此宁愿顶着侵犯人权的帽子,也要坚持不懈的推行。
国策引发的问题,自然属于内政。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只是初中毕业的普通农民,对此却有着清醒认识,所以当媒体开始关注这个遭遇不幸的家庭,他果断拒绝了境外媒体的采访。“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相信组织”,邓吉元说。
然而虚与应付的当地政府并未如期公布调查结果,邓吉元最终还是不得不向外媒寻求舆论的支持和道义的帮助。不料如此一来,当地政府竟然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人员上街游行,甚至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向邓吉元一家施压。眼下,邓吉元已逃至北京,准备委托律师提起诉讼。
无独有偶,邓吉元还未讨还身为一个父亲的尊严,湖北省监利县又有一名近八个月大的女婴被强制引产,因为她的父母同样缴纳不起两万元的罚款。“邹芳芳”,是这个永远不会出生的女孩的名字。事实上,“大月份引产”根本不是新闻,只是网络时代,这样的罪行再也难于隐藏罢了。如果说“嫖宿幼女罪”是中国法律为权贵阶级的另类性癖好特供的保护伞,“大月份引产”无疑是国家权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对平民百姓实施的赤裸裸的谋杀!
没有办法,或者意愿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却要崛起、却要和谐,痴人说梦的中共当局也只能在纽约时报广场宣传虚妄的国家形象,用神舟飞天、蛟龙探海的“精神鸦片”麻醉亿万民众。然而面子工程涂脂抹粉,脸上贴再多的金,终归掩盖不住一个将生儿育女的人类本能当做生财之道,为了钱,不惜杀生害命的政权要钱不要命的本性。所以,若要指控百姓家丑外扬是卖国,中共当局必须首先澄清,自己要脸有什么用。

2012年7月22日星期日

活在“新闻联播”里的人

七月十六日出版的广州《新快报》是一份没有国内和国际新闻,也没有评论版的报纸。
微博盛传,相关版面已然撤销,而且今后该报“所有广东省外题材全部不做”,“所有评论深度报道都不能碰国内新闻,无论正面负面”。尽管随后该报员工在微博上辟谣,声称相关版面翌日将正常出刊,但该报总编辑陆扶民被以内部调动名义撤销职务的消息,还是得到了其本人的证实。
《新快报》此番所以遭到整肃,皆因该报七月十日专版刊登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一文。虽说青春无悔,可陈毅诗云,“微时工穷愁,达时颂高位”(《湖海诗社开征引》),而今身居高位的政治局委员们,岂容他人再提自己卑微的知青时代?况且这篇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张德江等人为主角的报道,也有泄露十八大人事安排的嫌疑。这可是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密!
如果《新快报》的遭遇算是“咎由自取”,那么十七日,近年来风头无两的上海《东方早报》社长陆炎也被免职,则让国内媒体人不得不哀叹,“寒冬来了”。
报纸的版面可以撤销,编辑可以撤换,但这并不能阻止坏消息的到来,因为媒体上的悲剧,真切的发生在每个人身边,除非你生活在“新闻联播”里。
政治局的常委们恰恰是这样一群人,因为只有在“新闻联播”里,他们的形象才永远是伟光正的,就像那首民谣所言,“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领导个个都是时代先锋,群众人人都是道德模范。即使偶尔抓到一个贪官,也只是一笔带过,不留一丝遗憾”。民谣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是爱的家园,人间的天堂,那里有人们向往的生活,一个梦的世界。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新闻联播里”。
“新闻联播”本是当权者为老百姓苦心营造的梦境,不料他们自己却沉溺在这和谐的幻觉中,无法自拔。“新闻联播”宛如一座围城,分开了两个世界。也许老百姓永远没有生活在其中的荣幸,但可以肯定,那些不敢走出来面对现实的“城里人”,迟早会被这座幻城的崩溃所埋葬。

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

傲慢的权力为谁折腰?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胡锦涛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不料标示其站立位置的国旗贴纸并未粘牢在地毯上,拍摄结束,胡主席只好弯腰取下这面无意中黏住他鞋子的小小国旗,从而使之免遭他人践踏。
画面通过网络传播开来,政治嗅觉敏锐的官方媒体巧妙包装,捡国旗的小动作迅速演变成为国家主席于细微处诠释爱国主义的大事件。当别有用心的宣传遭遇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张贴纸轻而易举的感动了亿万百姓。这个说,“瞬间的弯腰,挺起了伟大的中国,国人为此种弯腰而自豪”。那个讲,“我弯腰了,是因为我深爱着这片土地;我流泪了,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主席”。
除了去八宝山送别老同志,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为四川地震罹难同胞默哀等冠冕堂皇的场面,国家主席的身段鲜有放低的时候,可若因此将胡锦涛弯腰捡国旗跟奥巴马俯首让小朋友抚摩自己头发的情景相提并论,进而想入非非,恐怕难免有表错情的嫌疑。胡锦涛下意识的举动背后,究竟有没有思考国旗是国家象征,代表国家尊严等深层次问题,他心里明白,而在这方面,为死人默哀,却坦言李旺阳除外的候任特首梁振英,绝对是诚实的表率。
梁振英默哀不为李旺阳,胡锦涛折腰既不是对祖国爱得深沉,更不是向六四遇害者表达歉意。事实上,建政六十多年来,作为中共当局专制权力的总代表,国家主席高贵的身段从未向任何人弯曲,镇反中冤杀的百姓,荒年里饿死的饥民,武斗中丧命的青年,六四时杀戮的学生……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永远是傲慢的。在这样的权力面前,百姓无异于刍狗,他们的生命,甚或比一张薄薄的贴纸更轻。
感动?别傻了!

2012年6月13日星期三

柴玲错在何处?

“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际,皈依基督的前学运领袖柴玲发表公开信,声称出于信仰,她已原谅当年大屠杀的刽子手——邓小平、李鹏,以及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她说,“宽恕充满心灵,持久和平才能到来”,但是,柴玲错了!
首先,柴玲用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来宽恕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无神论者,根本就是鸡同鸭讲,况且中共当局什么时候给过你信仰自由了?西藏这些年有多少喇嘛自焚,柴玲可能没统计;新疆和田近日发生的,公安取缔非法读经班导致十二名儿童被烧伤的事件真相,柴玲或许不清楚。然而中共当局多年来对“三自爱国教会”之外的各类民间教会的打压,她多少总该有些耳闻吧?因此,从宗教信仰出发的宽恕之于中共当局,完全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柴玲虽然在天安门广场“战斗”过,但末了,她毕竟只是流亡,而没有死亡,甚至连一天牢也没有坐过。那些失去骨肉至亲的“天安门母亲”都还没有原谅,她有什么资格越俎代庖的宽恕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二十三年来,中共当局有任何值得宽恕的改善和进步吗?腐败问题是越反越腐,政体改革是一拖再拖。至于六四,别说“平反”,“天安门母亲”所坚持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中共落实了哪一项?
二十三年来,除了“恶”,可以说中共当局什么都没有做。民运人士李旺阳日前离奇死亡,血的事实再次证明,六四没有结束,镇压仍在继续。面对眼前发生的罪恶,无原则的宽恕,往轻里说,是是非不分,往重里讲,是助纣为虐。
洞悉国民性的鲁迅先生在遗嘱中告诫自己的亲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柴玲的宽恕并非偶然,也绝非特例——盛赞朝鲜体制,辱骂港人为狗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当年不也是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绝食的一员吗?争取民主的道路曲折漫长,广大民众对于政治投机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鲁迅先生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那么利用手中权力无恶不作的中共当局到底该不该宽恕呢?虽然每个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一切,或许最终还要取决于这个政权自身的表现。

2012年5月17日星期四

“雷锋精神”救不了中国病人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手书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大字。从此之后,三月五日学雷锋便成了中国人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
所谓“雷锋精神”,在不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从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到爱岗敬业的“钉子精神”;从无私奉献的革命作风,到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虽然雷锋精神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懂得与时俱进,但随着舆论开放、民智开启,雷锋头顶的光环还是无可挽回的渐渐暗淡下来。
都说雷锋艰苦朴素,其实他戴瑞士手表、穿皮夹克;都说雷锋做好事从不留名,其实他的事迹经过润色加工,早就名满天下,甚至“雷锋”二字都成了助人为乐的代名词。至于雷锋学习与工作中的留影,又有哪张不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刻意摆拍的作品?
按上述标准寻找学雷锋的标兵,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若是天下第二,绝没人敢称第一,因为他和雷锋的最大共同点,都是做一点好事,就要让全世界知道。
尽管雷锋日记未必是自己所写,但其中那句“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足以证明,雷锋被塑造出来,最初的形象纯粹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了令这个形象更加光辉,更具感染力,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等通行四海的优秀品质才被附加到了他的身上。那么今天,学雷锋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主席诗云,“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两会前夕,新华网、人民网等门户网站组织“二○一二年两会调查”,结果显示“社会道德建设”和“食品安全监管”分列网民最关注的“五个热点话题”前两位。道德败坏频频引发食品安全危机,以食为天的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了威胁。所以,召唤雷锋精神,此时此刻已没有意识形态的需要,当务之急是为了挽救中国人日益沉沦的道德。可惜雷锋事迹有杜撰,形象太浮夸,而他的精神,更是个什么都能装的筐。这样一个假大空的偶像,本身不正是真善美的敌人吗?
与其轰轰烈烈的造神,不如老老实实的做人。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否则就算雷锋再世,他会救佛山的小悦悦,也未必敢扶南京的老太太。

2012年5月16日星期三

喇嘛庙里的领袖像

新年新气象,喇嘛庙里挂上了领袖像。
一月二十二日除夕,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自治区党政大院隆重举行领袖像揭幕暨升国旗仪式,此举标志着当地开展的“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自从去年七月,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向各族群众赠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四位领袖像,迄今为止,这份党中央的礼物已送出百多万份。
早在去年十二月,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就召开过落实寺庙“九有”工作专题会议,要求全区寺庙必须“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报纸(《人民日报》、《西藏日报》)”。佛教讲求四大皆空,空即是无,可中共当局偏偏要以有制无,用花花世界的玩意扰乱佛门清净,目的无非是瓦解藏族僧尼的信仰。
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大搞偶像崇拜不是新闻,但非要把自己的菩萨供在人家的庙里,实在欺人太甚。无独有偶,为了彻底消灭当地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着阿拉伯服饰、蒙面纱、留大胡子等“非正常现象”,新疆伊宁近来轰轰烈烈的展开了一场“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的宣传教育活动。当然,除了摸排登记、宣传帮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有关部门还会将其移送公安和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可惜中国的马列信徒不学无术,他们妄图“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又无法“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必然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必然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把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当做不和谐音符,把无情世界残存的感情当做不稳定情绪,视宗教为洪水猛兽的当权者要夺走老百姓最后的麻醉剂,殊不知普罗大众一旦抛弃了对宗教的虔诚,开始研读什么马列经典,真正陷入危险境地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权贵资产阶级。到了那时,怕只怕真主上帝阿弥陀佛,统统救不了这群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

2012年5月15日星期二

台商支持马英九?

双英决战,局势胶着,而广大台商的投票意向,或许将成为决定选战胜负的关键因素。
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日前公开挺马,不但放言假如政党轮替,台湾经济将出现一年的“空窗期”,而且在集团内部安排所谓的“投票假期”,甚至为派驻大陆的员工返台投票特地包了几架专机。因为员工频频自杀而声名远播的郭台铭支持马英九,对于一位注重自身形象的政客来说,未必是光彩的事。当然,身为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影响力绝对不容忽视。
紧随其后,台达电董事长郑崇华、裕隆集团执行长严凯泰纷纷表明挺马立场。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虽未公开支持哪位候选人,却强调自己拥护“九二共识”,反对“台湾共识”。台湾是个民主社会,企业家参与政治活动无可非议,但这些商界巨头高调挺马,显然不只是押宝国民党继续执政,更重要的,他们是把话说给对岸听,把姿态做给共产党看。
大老板有大老板的盘算,小商人有小商人的心机,后者会否惟前者马首是瞻呢?
多年来,大陆台商群体一直是北京当局的重点统战对象,而他们的统战价值,恰恰跟两岸关系的稳定程度成反比。相较马英九连任,蔡英文上台,就算两岸关系可能出现波折,但跟李登辉、陈水扁相比,理性而务实的蔡英文应该不会同北京当局产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台海局势在和平的状态下,保持适度的紧张感,对广大台商无疑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如此一来,北京当局必定释放政策利多,以经济手段加强对台商的统战。
自古“商人重利轻别离”,何况是笼而统之的“一个中国”的分裂,台商真的在乎吗?口口声声挺马是为了个人利益,基于同样理由,走进投票站的台商会不会在最后一刻转而支持蔡英文,谁也不敢打包票。当然,这层民主选举的奥义,热衷在小圈子内部玩举手表决游戏的共产党人恐怕不懂,或者他们宁愿自欺欺人,假装不懂。

2012年5月14日星期一

假如香港人是中国人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日前公布香港人身份认同调查,显示三成八受访者认同自己的“香港人”身份,而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仅有百分之十六点六,创十二年来新低。面对这样的结果,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公开批评该民调“不科学”、“不合逻辑”。
自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按照郝铁川的逻辑,香港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自然就是中国人的一份子,二者绝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可法理归法理,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香港人从心底拒绝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呢?
不谈香港独立的司法体系、自由的言论环境,单就民生而言,同样的鸡鸭鱼肉,尽管达不到“特供”中南海的标准,内地供港的,却比自己吃的,更加安全。产品问题不断,被网民斥为专门祸害内地人的蒙牛公司,面对香港媒体曾经坦言,“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大陆)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香港人是中国人,没错,但为什么内地的中国人不能和香港的中国人吃一样的猪肉,喝一样的牛奶?到底是香港的中国人拥有太多人上为人的“特权”,还是内地的中国人丧失了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食“特供”肉糜的郝铁川若肯下一点功夫,搞清楚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何以成为一项产业,他应该就不会对香港人不愿做中国人莫名惊诧了。
假如香港人是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今天还在玩脸书、上推特,明天,这些社交网站就可能消失不见;意味着他们今天还在追看《天与地》,明天,一纸禁令这部连续剧便会被腰斩禁播……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认同感。妄图以“香港内地化”的方式增强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只会适得其反,因为热爱是认同的前提,认同却未必导致热爱的结果。不信,可以在内地搞一场民调,看看十三亿不得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老百姓,究竟有几个来生还愿做中国人。

2012年5月13日星期日

右派何不烧党报?

文化大革命批判“孔老二”,“孔子和平奖”盗名又欺世,但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北大教授孔庆东放着老祖宗的旧恨新仇不报,居然跟“毛左”之流沆瀣一气,甚至无端辱骂想要采访他的《南方人物周刊》是“汉奸刊物”。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三妈叫兽”孔庆东打了头阵,群起效尤的左派愤青紧接着便在太原、石家庄等地公然焚烧了一向宣扬普世价值的南方系报刊。
来而不往非礼也,可迄今为止,所谓右派“汉奸”并未做出焚烧《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的非理性举动。究其原因,一来焚烧报刊有违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二来嘛,一个技术性的障碍同样不容忽视。全国的报刊亭数以万计,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系报刊大都有售。反观《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不敢说市面上绝对没有,但要大量购买、集中焚烧显然具有一定难度。
党报党刊作为党的理论宣传阵地,原本跟普通群众没有多大关系,然而党天下的现实决定了每个纳税人不光要为中共办报埋单,更要为党员订报付账。年终岁末是报刊征订的关键时期,上网搜索“党报党刊征订”,便会发现一堆类似某地“强力推进党报党刊征订工作”,某地“确保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某地“全面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的狗屁新闻。党报党刊征订是一项政治任务,要顺利完成,除了靠党费,基本靠公费——满纸谎话、空话和套话,却偏偏不说人话的报刊,老百姓怎么可能主动订阅呢?
党报党刊难于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因为中共当局的执政基础根本不是十三亿民众,而是八千多万党员干部,所以只要他们能够坚持阅读《人民日报》、收看“新闻联播”,相信——哪怕仅仅假装相信那个纸面上、荧屏中的“和谐社会”就已经是个奇迹了。枪杆子、笔杆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否则人心散了,二十一世纪的枪杆子恐怕就不像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么听话了。
打压归打压,南方“汉奸媒体”照样畅销;屏蔽归屏蔽,西方社交网站依旧流行。罗马教廷可以烧死布鲁诺,但无法焚毁真理。广大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已是中宣部、工信部都无可奈何的大势所趋,一小撮左派愤青焚烧报刊的偏激行为,充其量给自身的执迷不悟平添了几分灰飞烟灭的悲凉。

2012年5月12日星期六

黑暗中的陈光诚

因为莫须有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获刑四年零三个月的陈光诚出狱已经一年多了,但一年多来,他并没有得到片刻的自由。地方当局不仅将这位著名维权人士,以及他的妻子、女儿非法软禁在家中,甚至纵容看守人员对其暴力相向,就连前去探访的外媒记者、普通网民也屡屡遭到拦截、殴打、凌辱、抢劫等肆意妄为的对待。
稳定压倒一切。为了对付陈光诚这个“不稳定分子”,当局专门划拨了高达五千万元的维稳经费。切断电话、屏蔽手机、摄像监控……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同时,有关部门雇用众多地痞无赖充当看守和打手,企图全方位的将陈光诚与外界隔绝开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陈光诚,自然要“吃人”。可惜维稳经费豢养的鹰犬不只没人性,而且没头脑。其实,让陈光诚吃好喝好,享受公费医疗,方能守着这棵摇钱树,细水长流的捞钱。动不动拳脚相加,患病也不准就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断送了自己的财路?东师古村并非监狱,可陈光诚一家确乎是生活在无法无天的黑暗世界里。
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打压一位双目失明的残障人士,是可忍,孰不可忍?自从今年一月,网名“珍珠”的何培蓉女士独闯东师古村以来,外界对陈光诚一家的关注就没有中断过。到了十月,网民前赴后继的自发行为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日隆的“探访陈光诚”运动。在广大网民的不断呼吁下,尽管身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中残联主席张海迪还是在微博上透露,“几年前我与作家史铁生就为此做了该做的事,只是我不便在微博上谈更多”。
公开抗争也罢,私下努力也好,反正陈光诚一家的境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只要陈光诚一天不获得自由,就没有人是真正自由的。
暴君以为暴民是维持政权的必要工具,殊不知这把双刃剑也可能杀死自己。卡扎菲的下场就是鲜活的例证。姑且忘掉那些血腥残虐,令人作呕的新闻画面,畅想一下“和谐社会”的美好未来吧!
或许有一天,东师古村的看守和打手会痛哭流涕的跪在地上乞求原谅,而新的权力也会宽恕这些旧体制的帮凶,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中国人骨子里恶的基因得以保存,一旦遇到适合的环境,这些潜伏的恶便会被重新激活。如何避免这种状况?无法改良人种,则必须改变环境,而这个环境,正是千百年来古老中国不民主、无法治的社会制度。

2012年5月11日星期五

拿什么检测地沟油?

坏消息:
地沟油无法检测。
一个月前,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特大案件,摧毁涉及十四个省的地沟油犯罪网络,抓获三十二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随后,卫生部宣称,相关部门正全力进行地沟油检测方法的科研攻关。媒体报道,卫生部组织科技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粮食局,以及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共同制定了地沟油检验方法论证方案,并由油脂加工、食品安全、卫生检验、化学分析等领域的十三名专家组成了检验方法论证专家组。
可惜十月十二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又表示,目前征集到的七家技术机构的五种检测方法特异性统统不强。所谓“特异性不强”,通俗的讲,就是不能有效辨别地沟油与食用油。鉴于此,有关部门将继续研究论证,并向社会公开征集地沟油的检测方法。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民生”与“民族”、“民权”相提并论,民生得不到保障,则民族难强、民权不彰。中共当局也一直把生存权和发展权列为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当代中国,虽无饥荒导致饿殍遍野之虞,但民以何食为天的食品安全问题无时无刻不困扰着广大民众。
“一化学博士写篇论文,研究怎么快速检测牛奶中三聚氰胺含量,投到国外杂志,审稿的答复:这有什么用?”
网络段子可以一笑置之,而当检测地沟油果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项目,谁还笑得出来?发达国家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条,确保了废弃食用油的回收再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许难于仿效,但幸好其同样不具备中国人“变废为宝”的聪明才智。
面对拿什么检测地沟油的天问,恐怕惟有研制出可以检测人心善恶、道德高下的仪器,方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否则,昨天检测瘦肉精,今天检测地沟油,明天检测三聚氰胺,后天呢?肯定还会有……还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食品添加剂”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

软骨病与帝王梦

中国建筑多山寨,从天安门到白宫,各地仿造了不少,但大都是徒有其表的样子货。直到日前,凡尔赛宫般的哈药集团制药六厂办公楼爆红网络,世人才算见识了真正的“金碧辉煌”。
对这组引起广泛非议的奢华图片,哈药六厂外宣部孟主任辩称,相关建筑一至三层是办公区,四至六层是“哈尔滨艺术宫版画博物馆”,对市民免费开放,乃该厂所做的一项公益事业。用镀金的宫殿展示版画艺术,透露着暴发户的土气,而一家连环保义务都逃避的国企,口口声声谈公益,莫不是要替声名狼藉的红十字会分担些许舆论的压力?多年来,哈药集团肆意排放废水、废气,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当地居民更是苦不堪言,但这家年销售额近五十亿的大型国企,去年的广告投入高达五点四亿,环保预算竟只有区区一千九百六十万元。面对黑龙江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药厂整改、搬迁的一系列建议,该集团则向政府“哭穷”,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政策支持。
哈药集团生财有道,主要产品却是高污染、高耗能的抗生素和原料药中间体,科技含量相对较低。该集团之所以驰名全国,完全仰赖在各家电视台投放大量广告,对观众进行“洗脑式营销”,其中最最著名的,莫过于一种类似钙片的保健品。今天忽悠老年人补钙,明天教育小朋友补锌。其实多喝牛奶,经常运动自然可以强筋壮骨。无奈中国的乳制品,没法让人放心食用,老百姓只得大把吃药。可惜精神缺钙、灵魂软骨绝非钙锌双补能够治愈的病症。
伪造天安门有僭越的嫌疑,搞不好可能断送个人的政治生命,但放眼全球,中国人山寨出来的,仍旧是那些象征权力的建筑,哪怕白宫本名“白屋”,根本没有帝王宫殿的堂皇与霸气。即便是展示艺术品的博物馆,迷恋权力的中国人也断不肯按照蓬皮杜中心来仿造,非要弄一座“凡尔赛宫”不可。透过哈药六厂这座奢华的建筑怪胎,明眼人会看到,缺钙的民族、软骨的奴才心中却存着帝王的梦,所以,无论他们能不能站起来,都是悲剧。

2012年5月9日星期三

国家恐怖主义的法条

八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征集意见,为期一个月。
一九七九年制定,一九九六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此番进行九十九项增删、修订,其中既有非法证据排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等积极改进,但部分条款也明显存在开倒车的状况,譬如新增的第七十三条便可能导致“秘密拘捕”的泛滥。
该法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在“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下,则不必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内,将执行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修改后的第八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对被拘留人与被逮捕人亦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第三十七条还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上述草案一旦落实为法律,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从事恐怖活动的帽子,都可能“合法的”人间蒸发,不通知家属下落,也不准律师会见。姑且抛开艾未未、高智晟等异议人士的遭遇不谈,即便是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和腐败分子,他们的基本人权就可以肆意剥夺吗?何况未经审判,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毋庸讳言,相关法条根本就是以反恐之名,行国家恐怖主义之实。
近年来,新疆地界民族矛盾重重,恐怖袭击频仍,但涉恐案件极少公开审理。七月三十日与三十一日,喀什市接连发生恐怖袭击案件,而两名嫌犯居然在警方的抓捕行动中被“就地正法”。所谓“就地正法”,是合乎法律程序的吗?当压倒一切的稳定压倒了法治,维族肯定感觉备受欺压,汉人呢,同样对中共当局未必公正的怀柔政策心存怨恨。这种脱离法治,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治疆之道,恰恰是新疆无法长治久安的原因所在。
由新疆看中国,维护社会稳定,单靠修改法律是远远不够的,确保司法体系独立而公正的运行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把《宪法》落到实处,把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交给人民。既然《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那么眼下,中共当局阻挠各地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种种行径,是否涉嫌违宪呢?拿一部法律修正案的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这种表面文章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民主选举的人大代表所制定的法律,才可能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否则不管法律条文书写得多么完美无瑕,到头来总难免沦为阶级专政的工具、打压异己的凶器。

2012年5月8日星期二

谣言止于言论自由

因为缺席了中共成立九十周年的庆典,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健康状况再度引发外界广泛猜测。流言在网络间传递——发酵,六日傍晚,按捺不住的香港亚洲电视终于率先报道了“江泽民病逝”的消息。谣言倒逼真相,次日中午,新华社不得不发布英文电稿,澄清有关江泽民病逝的消息“纯属谣言”。
除了太子党与团派成员,江泽民的生死和其亲属之外的人并无多大关系。然而这场关乎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生死的猜测,的确已经沦为国际级的丑闻。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运作,完全是“暗箱游戏”,别说参与,老百姓甚而连知情的权利也没有。即便辟谣,新华社也仅仅是发布了一条英文电稿,应付一下国际观瞻而已。这套文明之外的体制,羞辱着每一个人——从底层民众,到曾经独揽党政军权的大人物,无论他死了,还是活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一位年逾八旬的政治老人来说,生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自己做过什么,又能留下些什么。可悲的是,这场全民参与的生死竞猜,似乎充满了恨其不死的意味,为什么?因为没有独裁者是一座孤岛,任何独裁者的死亡都是专制体制的损失,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整个体制而鸣。
亚洲电视摆乌龙,是偶然,更是必然。个中缘由,用该公司新任高级副总裁,内地著名媒体人程益中日前所发的一条微博足以解释:
“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新闻媒体备受压制的国度,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目前谣言已无法止于智者,只能止于言论自由。”

2012年5月7日星期一

当反腐成为特权

媒体的报道,让印度反腐网站“我行贿了”在腐败丛生的中国赢得了无数知音。几乎一夜之间,擅长举一反三的中国人便建成了“我行贿了”、“我行贿啦”和“我贿赂了”等三家民间反腐网站。东施效颦所以沦为笑柄,是因为罔顾自身的客观条件,而这三家山寨版的反腐网站非但让人笑不出来,甚至有种欲哭无泪的感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结局,自然是统统遭遇关停的命运。
“我们相信用人民的力量可以遏制腐败的蔓延。”虽然“我行贿了”网站的创办人拉马什和斯瓦提是两名“海归人士”,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未受到“勾结西方反印势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不仅如此,卡纳塔克邦交通部根据网站举报,已对多名腐败官员进行了惩处,从而大大减少了针对该部门的相关投诉。
反观中国版“我行贿了”网站,创办人“笑笑生”口口声声,“我认为政府会支持我们的,反腐也是人民和党的需要,是为了把国家和社会建设得更好”。可惜此君没搞明白,人民反腐是为了保护切身的利益,中共反腐则是为了巩固专制的权力,而这两者,显然是对立大过统一的。
民间反腐网站被取缔,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京宏表示,“举报线索在网上公布,容易打草惊蛇,给下一步查办工作带来影响”。避免打草惊蛇,难道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进行“钓鱼式执法”吗?按常理推测,所谓打草惊蛇,不外乎导致腐败分子投案自首、销毁罪证,或者畏罪潜逃等三种情况的发生。第一种情况,对社会有益无害,后两种,除非司法机关玩忽职守,否则同样能够有效避免。荒唐的借口之下,还是北京市检察院控申处处长罗守梁更加坦诚。“这种形式是不合法的”,罗处长强调,“检察院统一受理公民对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举报,这是有明文规定的”。
俗话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在中国,反谁的腐,反到何种程度,不单是司法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阻挠公民参与反腐,其实就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约翰·阿克顿),三权不分立,无论大权独揽的中共多么高调的反腐倡廉,最终只会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毕竟大夫的医术再高明,也不可能给自己做手术。

2012年5月6日星期日

三峡的坝与港珠澳的桥

天不下雨是天灾,娘不嫁人是人祸。当近亿亩耕地遭受干旱影响,四百多万人面临饮水困难,当鄱阳湖的水域面积同比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第七大淡水湖——洪湖濒于彻底干涸,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的旱灾,大有从五六十年一遇向“百年一遇”发展的趋势。抗旱须要众志成城,偏偏此时“人祸”的论调再度响起,而争议的焦点,恰恰是顶着无数争议上马建设并顺利运行的三峡工程。
尽管水利、地质、气象等领域的专家近日纷纷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峡诱发干旱论”,但三峡工程不仅“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且“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显然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五月十八日,温家宝总理何必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两个重要文件呢?
不过木已成舟,说什么都是白费,倒是被未过关的环评报告绊住建设步伐的港珠澳大桥工程,还有些许从长计议的可能与必要。
香港特首曾荫权十九日出席立法会的问答大会,不点名批评“部分政党、政客在大型基建项目即将上马之际,借环保、保育之名,利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手段加以阻挠,为求达到一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损害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
抛开上述言论损害司法独立的嫌疑不谈,其背后所透露的,为工程而工程的发展逻辑实在荒谬至极。没错,大型基建项目的确能够拉高国内生产总值,提升就业率,可工程建设本身只是一个开始,能否取得长远效益,关键在于后续运营。用一座大桥把港珠澳三地联结起来的必要性,或者说不必要性,跟在中国境内建造两座迪士尼乐园毫无二致。迪士尼乐园落户香港,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特区的关照,但这种可能违背经济规律的政治安排犹如一枚“毒苹果”,甘甜过后,上海迪士尼乐园开门迎客,其危害便会逐渐显现。
支持建设港珠澳大桥的人士,坚信这项工程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可从奶粉到豪宅的抢购,这样的“融合”难道还不足够?曾特首表示,不到“绝境”,不会考虑限制内地居民购买香港房产的建议。那么,建设港珠澳大桥是为了把香港加速推入“绝境”吗?所有人都想从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分一杯羹,但说白了,这个社会跟“火炕”没什么不同,保持适当的距离可以得到一定的温暖,跳进去的后果则不堪设想。港澳台的同胞们,尤其应该把握住此间的分寸。
一项又一项“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的宏伟工程,彰显着共产党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概。然而翻开共和国六十余年的短暂历史,“大干快上”的亏,老百姓似乎也吃了不少。急功近利的歪风吹到香港,留下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自然成了明年即将卸任的曾特首苦心孤诣的追求。“无为而治”,是平庸且蠢动的政客难于领悟的高级治理艺术,所以李鹏之流,总会被历史耻辱的铭记。可惜这种悲剧伤害的不单是他们自己,因为政客的手中,掌握着权力。

2012年5月5日星期六

在逝者的坟头跳舞

汶川地震三周年,党国大作感恩秀。没有反思的缅怀,只有歌颂再歌颂,于是,丧事变成了喜事,祭奠变成了庆典。
新华社发表应景的官样文章《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汶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伟大奇迹昭示录》,归纳总结了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号召力”、“向心力”、“凝聚力”……统共十五种“力”。伟大、光荣、正确的排比,是一种邪恶的修辞格。其实一言以蔽之,只要牢牢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暴力,就没有共产党创造不出来的“人间奇迹”!
五月七日至九日,温家宝总理第十次来到震后的四川,慰问广大群众,视察重建情况。亲眼见证了一所所新学校、一座座新工厂、一片片新社区……屹立在曾经满目疮痍的大地,总理终于欣慰的说出了四个字——“我放心了”。但是,且慢,总理似乎遗忘了什么。没错,四川一定也建设了不少的新监狱吧,否则黄琦、谭作人、刘贤斌、冉云飞诸君都到哪里去了?
还有那个“特立独行”的艾未未,不是硬要替谭作人出庭作证,他不会被四川公安打得颅内出血,险些丧命;不是非要搜集罹难学生的名单,他也不会令中共当局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坚持每天在推特上更新罹难学生的名单,对他们念念不忘,自己遭遇绑架,下落不明,帮凶的走狗文人却在《环球时报》上大放厥词,妄称“社会很快会把这件事忘掉”。
记忆是无法垄断的。让失去孩子的父母“情绪稳定”,让探究真相的人们销声匿迹,中共当局把持的,不过是纪念的形式和对灾难的解释权。“多难兴邦”,如果地震之后的重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那么天灾暴露的人祸又说明了什么?
有党性、没人性的宣传机器,用自吹自擂的“奇迹”、自说自话的“感恩”在逝者的坟头跳舞。逝者无言,但死不瞑目的孩子必定在地下,在黑暗中注视着这幕丑态百出、无耻之尤的表演。纵然不怕鬼、不信邪的共产党人都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可只要一丝人性尚存,他们永远也逃不脱良心的拷问:
“你有孩子吗?”

2012年5月4日星期五

孔子归去来

给国家博物馆看了三个月大门的孔老夫子日前悄然下岗,移居国博的雕塑园内,安享晚年去了。
在紧邻天安门的“敏感地带”竖立孔子的雕像,曾经引发无数争议和各种解读,而今匆匆移除,舆论难免又是一片哗然。不过无论外界如何纷扰,孔子这尊文化偶像能够屹立千年,自然有其扳不倒的奥妙。关于这一点,作为孔子的冤家对头,毛泽东的认识无疑比旁人深刻许多。
互联网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题为《毛泽东谈历史:如果再请回孔子说明共产党快完蛋了》。虽然这篇根据毛远新的谈话整理而成的文章真伪尚待考证,但其中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的确是一针见血,引人深思。
历代农民“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因为孔子讲“君君臣臣”,“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反之,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然而此时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
总而言之,造反批孔,治国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毛泽东的“高明”在于能够清醒的意识到,“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倘若孔子雕像的去留,果真是一场关乎左右的路线之争,显然,获胜的左派坚信,只要这个盛世维稳即可维持,至少眼下他们还无须孔子“救驾”。用得着,是“至圣先师”;用不着,弃之如敝屣。可怜的孔子,看来只能周游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之间,继续其“丧家狗”般的命运了。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与之道不同的老子则强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站在天安门近旁,目睹这个时代礼崩乐坏,纵然孔老夫子的铜像拥有一副铁石心肠,又情何以堪?所以,无论恨他,还是爱他,孔子雕像的移除都是件可喜可贺的事。祸福倚伏的道理,就算并非老庄信徒也应该明白,因为这是每个中国人必需的生存智慧,连孔子也不能例外。

2012年5月3日星期四

事实胜于诡辩

来而不往非礼也。四月八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隔天,中共当局照例端出一份早就炮制好的《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予以回应。须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报告详列了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中国的纪录则只对美国情有独钟。对此,官方的说法是,“为了敦促美国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
为了抹黑失踪的艾未未,《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妄称什么“任何人从事政治活动,屁股更要干净些”。或许在人权领域,中共当局也抱持着同样的观念。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的屁股干不干净,跟中国人民的权利是否遭受侵犯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指出,在重要人权领域,中国持续趋向负面发展。过去一年,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了针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作家和记者的打压,限制网络与言论自由,同时采取强迫失踪、任意拘留、严格软禁等不法手段,阻挠公民发表独立观点。至于这种种人权灾难发生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在报告有关中国的章节,引言煞笔的一句话正是最精辟的总结:
“贪污仍然无所不在。”
铁一般的事实无法抵赖,中共当局只好使出“乌贼战术”,企图造成乌鸦落到猪身上——谁也别嫌谁黑的局面。可惜揭别人的疮疤不能治愈自己的病痛。尽管中共当局特意为这份美国的人权纪录添加了一百二十一条注释,但拿着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照本宣科,难免犯本本主义的错误。譬如要做种族歧视的文章,至少应该先看清楚奥巴马总统的肤色,不是吗?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美国的人权状况到底多么糟糕,官二代、富二代其实早就用脚投了票。
毛泽东说过,“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然而随着一党专权的实现,大国崛起的进行,共产党已然丧失了接受批评的雅量和自我批评的意愿。从“为人民服务”到“为人民币服务”,不是政治灰尘和微生物侵蚀了党员的思想与党组织的肌体,而是中共的堕落败坏了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洋装虽然穿在身,却拒绝同世界潮流接轨;形形色色的食品添加剂毒害了身体,更污染了灵魂;无论百姓的蜗居是不是豆腐渣工程,都挡不住强拆的推土机;倘若上街“散步”有颠覆国家政权的风险,政府对公民的绑架和软禁倒真是呵护备至的“党疼国爱”。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尚且如此,遑论人类的其他权利。当“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共产党惟一的信念,摆在老百姓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不在和谐中爆发,就在和谐中灭亡。

2012年5月2日星期三

艾未未们的“特殊选择”

茉莉花被禁止开放的春天比寒冬更冷。发端于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革命,演变成了邻国利比亚的一场内战,而趁着全球媒体聚焦北非沙漠的良机,中共当局开始大肆镇压国内的异议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自二月中旬以来,已有数十名各界人士遭到非法拘捕,甚至有人未受到任何指控而莫名“失踪”。
滕彪、唐吉田、江天勇等维权律师下落不明已经一个多月了。在此期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民主斗士刘贤斌被判了十年重刑,而关押于都江堰看守所的作家冉云飞因为涉嫌同一罪名,日前也遭到了正式逮捕。三月二十七日,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在广州被三名男子跟踪,随后便音讯全无,“病了几天”。四月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天,艺术家艾未未在首都国际机场被警方扣押,如人间蒸发般没了消息,其位于朝阳区草场地的工作室亦遭到有关部门彻底搜查。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很多,但一个都不能少。眼看着大活人一个接一个的销声匿迹,固然是“丢人”的事,而作家不在书桌旁,律师不在法庭上,艺术家也不在工作室里,哪怕他们统统像高智晟一样在其“应该在的地方”,这个国家的失态,岂不更加丢人吗?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警告采访“茉莉花集会”的外国记者,“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针对艾未未“被带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没错,法律不是挡箭牌,声望不是挡箭牌,普世价值不是挡箭牌,特立独行的性格更不是挡箭牌。只要挡了共产党独裁与发财的路,什么法律都保护不了你,因为不搞民主,不搞三权分立,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一枚“橡皮图章”,法律又怎能免于沦为任权力肆意揉捏的橡皮泥呢?况且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法律的定义,原本就是“专政的工具之一”。
《环球时报》的社评虽然满纸荒唐,不过断章取义的话,也有一定道理,譬如这一句,“历史将对艾未未这样的人做出评判,在这之前,他们有时会为自己的特殊选择付出一些代价”。艾未未这样的人,要名有名,要利有利,安分守己不折腾,甚至可以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然而他们偏偏舍弃特权,冒着身陷囹圄的风险,只为争取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这种“特殊选择”的逻辑,或许惟有艾青的诗句方能解释: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012年5月1日星期二

“中东波”的启示

民主化的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而有了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的前车之鉴,北非、中东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全都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成为又一张遽然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因此,面对走上街头的反对派,铁腕镇压者有之,软硬兼施者有之,怀柔收买者亦有之。虽然民主之路前途漫漫,艰险无数,虽然独裁者们耍尽手段,苦苦恋栈,但眼望着茉莉花在伊斯兰教的广袤沙漠怒放得如火如荼,除了巨大的精神鼓舞、珍贵的斗争经验,全世界饱受压迫的人们至少应该收获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而非西方世界的阴谋诡计;第二,自由民主只能自我争取,绝不能等待他人的赐予。
想当年,轰轰烈烈的“苏东波”冲垮了日暮途穷的社会主义阵营,可中国不单错过了这趟民主快车,嗜血的坦克甚至将一代青年的梦想和他们青春的身体,碾碎在天安门广场。擦掉脸上的血污,中共认定,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随后,什么“主权高于人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似是而非理论便相继出笼了。
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追根究底,是民众对现代化的渴求同腐朽的政治体制矛盾冲突的结果。然而中共当局为了抵御“茉莉花革命”对自身的冲击,一边战战兢兢的调侃美国在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间摇摆的尴尬处境,一边牵强附会的诬蔑乱局背后隐现着美国的“黑手”。事实果真如此吗?除却发表了几通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奥巴马政府并未对阿拉伯民众的抗争提供任何切实的帮助。埃及是美国在北非、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也是第一个跟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而巴林境内则驻扎着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因此,尽管意识形态与美国背道而驰,确保这些独裁政权的稳定,仍旧要比任其陷入不可预期的混乱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假如华盛顿方面像对付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在利比亚的领空紧急设立禁飞区,甚至采取类似“黄金峡谷”的军事行动,卡扎菲这条“疯狗”怎么可能肆意屠戮本国民众?奥巴马的无所作为玷污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此时此刻,矢志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小布什前总统,或许才是阿拉伯民众最该怀念的人。
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低人权、高效率的发展模式为西方世界提供着大量的廉价商品。与此同时,十三亿民众辛辛苦苦积攒的国家财富,却被官仓硕鼠源源不断的搬运到了“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稳定固然符合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民主化同样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其实,专制而腐败的中共政权并不会对美国构成真正威胁,反倒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必将成为山姆大叔的强劲对手。因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在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人万万不可对美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毋庸讳言,宣扬自由、推行民主是美国的利益使然,但同理,倘若中国人奋起争取民主权利,一定也是为了自己,而非中了什么“反华势力”的诡计。俗话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放弃天赋的权利,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反之,天助自助者,敢于斗争的结果必定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为“道”作为普世价值,是超越国界、高于主权的,其真谛,正如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夫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

中共惧兔

叶公好龙,家中雕梁画栋尽是龙的形象。龙知道后,特到人间探看,结果吓得叶公魂飞魄散,撒腿便逃。中共喜不喜欢兔子,这个问题很难草率回答,但可以肯定,像兔子一样安分温顺的老百姓是每个独裁政权的最爱。然而辛卯兔年到来之际,中共竟怯懦的封杀了一部名为《小兔子哐哐》的贺岁动画片。
原来在这部流传于网络间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片中,作为主角的兔子们遭遇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不幸:
有的喝了“三虎奶”意外夭亡;有的在“构建和谐森林”的大会上葬身火海,因为老虎说了,“让领导先走”;有的为抗议强拆而自焚;有的被高喊“我爸是虎刚”的司机撞死;有的被老虎抛到车轮下,活活轧死……
阿拉伯世界近来很不太平,无论是已经下台流亡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还是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都令中共心有戚戚焉。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非要等到人民走上街头以后,方才慌忙封杀脸书、推特等和平演变的网络工具,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以混到如此境地,怪得了谁呢?相形之下,什么脸书、什么推特,共产党连网络上的一只兔子也不放过,实在太有先见之明了。
三鹿奶粉毒死了人,李刚儿子撞死了人,可受害者的家属不是“被寻衅滋事”,就是“被情绪稳定”,甚而制作一部反映社情民意的动画片都要遭遇“和谐”,这简直是邪恶逼人,再逼人,再三逼人嘛!动画片结尾,忍无可忍的兔子们终于发动了暴力反抗,怒吼着“小白兔,白又白,两颗门牙竖起来,不要逼我红了眼,急了我咬人也厉害”,合力咬死了老虎,过上了幸福生活。虽然中华民族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会“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可一旦“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了,走向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反面,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过年总要说些“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而对于万税万税万万税,刚刚又开征了房产税的共产党来说,搜光刮净之余,最好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否则,走投无路的人们恐怕也只能不走寻常路了。

2012年4月29日星期日

一片浮云歼-20

中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歼-20成功进行了首次试飞,恰逢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此举自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解读。尽管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关友飞宣称,试飞“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针对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但在《环球时报》的网站上,相关专题还是引用了一段毛泽东语录作为导语: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政协第一届全会,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中的一句,而要描述广大军迷和爱国人士当下的心情,“飞起来”显然比“站起来”更加贴切。不过欢欣鼓舞之余,从试飞到定型,再到列装,中国的四代机无疑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除却各种技术障碍,与每个纳税公民利害攸关的,当然是资金投入问题。众所周知,由于军费不足,五角大楼大幅削减了F-22的订购计划。至于T-50项目,俄罗斯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也不得不找来印度进行联合研制。虽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但中国的四代机升空,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
加强国防建设,对国家而言,是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需要,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可放眼神州,由征地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层出不穷,这才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日前,媒体报道了江苏盐城一位八十二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刘太香智斗强拆人员,将缴获的挖掘机当做“战利品”在网上拍卖的消息。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充分说明,拆迁队的推土机其实比“反动派”的战斗机,更直接的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共产党一向对“人民战争”推崇备至,陈毅元帅甚至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可是今天,网络上的民谣已然变成了“皇军来了我跑路,美军来了我带路,国军来了我加入,共军来了我投毒”。此情此景,无论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天上的歼-20都不过是一片浮云罢了。
随着第四代隐形战斗机面世,国际社会恐怕又将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热潮。因此,官方媒体对歼-20首飞的消息大都采取了半推半就的报道态度,可无论怎么低调,但凡对中国人民血泪斑斑的拆迁史有所了解,中共口口声声的“和平崛起”,又如何能令世人信服呢?

2012年4月28日星期六

钱云会是如何“被谋杀”的?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民钱云会死在了一辆大型工程车的车轮之下。当晚,乐清警方发布通稿,将案件定性为一起交通事故。与此同时,在微博和多个网络论坛上,却流传着另一个说法:
钱云会是被人按在地上,故意碾轧致死的!
难道这起惨案果真是赤裸裸的谋杀吗?
钱云会生前曾经担任寨桥村村委会主任,因为浙能乐清电厂征地未给予合理补偿,多年来,他坚持带领村民上访,结果三次被捕入狱,本人也赢得了“上访村长”的雅号。钱云会身亡之后,不但他的女儿钱旭铃、女婿赵旭被警方以“配合调查”为由带走,所谓第一目击证人钱成宇更遭到了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此外,当地村民还同勘察现场的公安人员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凡此种种,似乎都说明这起交通事故并不单纯,而围绕案件的诸多疑点,警方也未能及时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在汹涌激昂的民意推动下,多个公民调查团自发成立起来,决定到乐清一探究竟。广大网民对此大力支持、高度期待,但遗憾的是,热情并没能延续多久,因为很快的,调查团便得出了跟官方一致的结论。《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这样写道:
“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由于征地和由此上访遭遇打压引发的村民对基层政府的强烈不满,以及为村民集体利益上访历经磨难的村长的惨死,引爆了强烈的悲愤情绪,加上钱云会死状的疑点以及在现场的保安,形成了故意谋杀的传言;该传言在当天中午村民和警察发生冲突后被强化;在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社会背景下,最终通过网络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
毫无意外,这份企图释疑的报告本身同样遭到了民众的质疑。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欠缺足够的专业知识,无法掌握全面的案件信息,公民调查团的立场基本还是公正的。当然,就算钱云会之死并非谋杀,据此指责当地百姓别有用心,广大网民情绪偏激也是不妥的,毕竟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死人早就不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了。成都的唐福珍被逼自焚,武汉的王翠云惨遭活埋,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统统可以不提——就在一月三日上午,河南驻马店的李莉女士又成了强行开进的挖掘机下一个新的冤魂。是意外,还是故意,官民的说法再次对立。
真相是什么?什么是真相?专栏作家熊培云一针见血的指出,“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
是啊,透过现象看本质,钱云会的死亡原因或许并不重要,而事件背后,百姓对政府无恶不作的坚信,百口莫辩的怀疑,才是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矛盾与危机!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

自讨苦吃、自取其辱的申亚

盛世多盛事。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之后,香港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跟内地为了“百年圆梦”而万众一心的架势相比,特区政府申办二○二三年亚运会的计划引发了很大争议,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一个“钱”字。
按照官方说法,刚刚结束的广州亚运总共投入资金超过一千二百亿人民币,足够举办五次南非世界杯,其中仅亚运与亚残运的开闭幕式便分别花费了三点八亿和二点一亿。伦敦当局不相信举办一届奥运会能够复兴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所以乖乖承认二○一二年奥运会将不参照“北京模式”。曾经的宗主国尚且如此低调,作为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就算香港不必像广州一样投入巨额资金搞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四五百亿港币又能办一届怎样的亚运呢?
抛开建设体育场馆的三百多亿开支不谈,其实,无论申办亚运的直接成本究竟是一百四十五亿、六十亿,还是计算通胀率和物价指数后得出的九十三亿,都只是个预估的数字而已。南非世界杯最初的预算也只有十多亿美元,结果总投入竟高达三十五亿,而十几座足球场的长期维护费用更是一个无底洞。香港申亚虽说不至于令全体市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若将这笔资金直接投入社区和学校,用以资助有前途的运动员,不但有助于普及体育运动,提升市民健康水平,甚至可能培养出更多的黄金宝、黄蕴瑶。
亚运盛会广州办得,香港自然也办得。问题是如此前赴后继,二者难免会被人拿来一较短长。区区六十亿投入还不到广州亚运的一个零头,自讨苦吃的办一届“狗尾续貂”的盛会,难道只为自取其辱不成?
话说回来,有中央政府这个“坚强后盾”的大力支持,钱绝对不是问题。可要向阿爷伸手,必须做个“乖孙”。既然政府已经决定申亚,有理没理,这个质疑,那个反对,岂不是破坏和谐吗?如此闹下去,就算申亚成功,北京当局不会对特区政府的困难袖手旁观,恐怕也断然不愿赠送一对“亚运熊猫”——“高高”、“兴兴”来给盛会助兴,与万民同欢。

2012年4月26日星期四

想像中的盛会

世博刚闭幕,花博又开幕,海峡两岸,上海、台北,真可谓盛会连连。不过恰如世博引发了广泛争议,花博也未能幸免。大陆百姓固然无权对四千亿公帑的花销说半个“不”字,台湾民众监督花博经费的使用,却被政客操弄成了又一场“蓝绿之争”,同样令人遗憾。
花团锦簇之下是否隐藏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是另一个问题,而面对合理质疑,官方一味拿“唱衰花博”就是“不爱台湾”做挡箭牌,不但是拉大旗,作虎皮,更将权力的傲慢暴露无遗。对此,各界多有评论,无须赘言,倒是两岸政府如此热衷举办“盛会”的动机与目的很值得思考。
为了塑造一个崛起的“大国”形象,中共当局不计成本的办奥运、办世博,可除了“友邦人士”的连连惊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并未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赏和肯定。不久之前,在一场世博主题论坛上,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特别强调,二○一二年奥运会将以振兴伦敦东北部的工人阶层居住区为目标,因而不会参照北京模式。
由于受到中共当局的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向来有限。能够通过花博这项非政治性的活动,在不刺激对岸的情况下,促进花卉园艺、旅游观光等产业的发展,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声望及能见度”,的确是台湾的重大机遇。然而政客为了突显个人政绩,对花博大操大办、过度宣传,难免有铺张浪费、糊弄百姓的嫌疑。
坦率的讲,跳出专业领域,花博真的是什么“国际盛会”吗?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只是一个由分属二十五个国家的三十三个会员机构组成的专业协会。仅仅在大陆地区,继昆明和沈阳之后,明年,西安也将主办世界园艺博览会,而恬不知盛的媒体并未对此大张旗鼓的报道宣传。
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再到台北花博,两岸政客对一场场盛会苦心经营,显然具有政治利益的考虑。不过官方运作若是脱离了现实,违背了民意,所谓盛会非但无法成为政客想像中的政绩,反而可能沦为其意想不到的劣迹。奥运与世博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预想中的改变和进步,因为在权力的挟持下,广大民众只是被动的参与其中。相反,十一月二十七日五都选举,台北市民能够用手中的选票评判花博的种种争议,这才是民主的意义。

2012年4月25日星期三

从反日细节看保钓前景

钓鱼岛撞船风波已趋平息之际,十月十六日,西安、成都等内地城市却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示威。为了转移舆论焦点,减轻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共当局造成的政治压力,这种反常现象虽然不能排除是官方操纵的结果,但缺乏直接证据,妄加猜测没有任何意义,倒是游行过程中的两个细节,实在引人深思。
在西安的游行队伍中,有个面容清秀、皮肤白皙的小青年举着这样一幅标语——“取个日本媳妇,天天吊梁上打”。没错,性癖好是个人权利,包括变态的,但一打汉字错了十二分之一(“取”应为“娶”),还举着白字标语招摇过市,难免有教坏小朋友的嫌疑。再说,拿打老婆当爱国,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更加荒唐的事发生在成都。
因为十六日恰好是重阳节,一位女生特地身着汉服出门,结果遭遇当街打砸的爱国愤青,其本人亦受到围攻。愤青命令女生脱掉身上的“和服”,面对群情激愤的暴徒,百口莫辩的女生只得到卫生间换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方才全身而退。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梁启超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反观当代中国之少年,不学无术是为不智,欺侮女性何所谓强?一向没头脑,总是不高兴,但任凭爱国愤青把反日口号喊得震天响,指望他们保钓,钓鱼岛恐怕是保不住的,因为有一种匹夫之勇叫做窝里横,而跟掀几辆汽车,砸几家商店相比,保钓显然需要更高级的智慧和勇气。

2012年4月24日星期二

不挨打、不挨饿之后的尊严问题

每到国庆,歌唱祖国歌颂党都会成为时髦。可惜老调子唱不出什么新意思,充其量用李敖大师的话说,共产党的两大历史功绩,是解决了千百年来中国人面临的,挨打与挨饿的问题。
当然,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不过大师向来言之有据,找些反证加以批驳,恐怕只是鸡同鸭讲而已。再说,就算自己扇自己耳光是挨打的一种特殊形式,提起中国人挨打与挨饿的历史,除却列强的欺侮,言必称人民斗争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期的饥荒,免不了有拒绝与时俱进的嫌疑。
所以,抛开无谓的争论,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为什么摆脱了挨打与挨饿的宿命,中国人还是不能像温总理说的那样,活得更有尊严呢?
从四川成都的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陶兴尧、陶惠西父子,再到江西宜黄的叶忠诚、罗志凤、钟如琴一家……革命先辈前仆后继只为不当亡国奴,如今老百姓舍命自焚却难免沦为丧家狗。落后未必挨打,盲目追求什么“跨越式发展”,反而可能造成过犹不及的悲剧。同样的问题出现在食品领域,苏丹红、瘦肉精、孔雀石绿、三聚氰胺……物质的极大丰富,不但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甚至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代“新人”——“大头娃娃”和“结石宝宝”。
多年来,中共当局始终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摆在人权问题的首要位置。不挨打可以生存,不挨饿能够发展,但吊诡的是,挨打与挨饿刚刚成为历史,中国人似乎又陷入了生亦无欢,死亦无惧的尴尬境地。
在人类的“四大自由”中,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不挨打的生存权与不挨饿的发展权。至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中国人则从未享有。非但如此,共产党还经常拿一套歪理邪说吓唬百姓,谎称争取做人的权利便做不稳奴隶,甚而可能重蹈挨打与挨饿的覆辙,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谈人权不仅损害和谐,而且破坏稳定。可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提出“四大自由”的概念的同时特别强调,“那些宁愿放弃基本自由以求一时安全的人;既不该享有自由,也不该得到安全”。
上述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事实已经无可辩驳的给出了答案。放弃人的自由,换取做稳奴隶的权利,结果只能是房子被强拆,孩子被毒害,因为奴隶其实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包括“做稳”的权利。所以鲁迅才会将治乱兴亡的历史循环,精辟的总结成“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注意,所谓“做稳”,只是一种“暂时”状态!
虽然今天的中国“暂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以“低人权、高效率”的“中国模式”作为崛起之道,无疑是本末倒置,毕竟促进人权才是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未来,是再度遭受挨打与挨饿的苦难,还是成为真正的人,活得更有尊严,如何应对权利跟权力的博弈,平衡自由同安全的关系将决定中国人的命运,而可以肯定的是,只用加强经济建设这一条腿走路,中国的人权事业是无法进步的。

2012年4月23日星期一

中共为何打压民间保钓行动?

九月七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发生碰撞,进而遭到对方扣押,此事引发了新一轮“保钓”的热潮。连日来,北京当局不断提升抗议的层级和外交辞令的强硬程度,但另一方面,对于民间保钓行动,中共则毫不手软的暗地打压。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无论“反日”,还是“保钓”,归根结底都属于政治活动,而政治是中共的禁脔,老百姓根本没有实际参与的权利。二○○五年春季,国内多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示威。起初,当局对此显然是默许,甚至鼓励的,可随着形势渐渐失去控制,中共立马翻云覆雨,罗织罪名,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
据说这一回,内地保钓行动的组织者——中国厦门保钓联合会会长李义强还是一位环保人士,曾因反对兴建化工项目被当地警方逮捕,却不知此人是否了解跟他一样热衷环保和保钓的胡佳的遭遇。尽管胡佳与另一位反日的维权人士杨茂东(笔名“郭飞熊”)身陷囹圄并非因为保钓,然而这种对外反日,不忘对内维权的人士,确乎是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香港市民也许不太熟悉胡佳和杨茂东,但立法会议员,同样是保钓积极分子的梁国雄的言行应该妇孺皆知吧?
只要粗略了解上述保钓人士的政治立场就会明白,倘若北京当局纵容民间保钓行动,到头来这些人又利用赢得的声望反对共产党,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一切,所以,利用归利用,打压归打压,而保钓本身,并不是中共的当务之急。

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

外交不可无赖

香港游客喋血马尼拉,凶手的暴行令人发指,颟顸蠢动的菲律宾警方更该为整起事件的悲惨结局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在舆论的谴责声中,菲律宾方面的反应竟越发不可理喻,不但有人给凶手的棺木覆盖国旗,阿基诺三世总统在凶案现场,甚至笑对媒体采访,还妄称这是“愤怒的表示”。
香港人民才是真的怒了!八月二十九日,八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沉痛哀悼遇害同胞,要求彻查事件真相”。
那么,在这起跨国的劫持人质事件中,一贯宣称是特区政府坚强后盾的中央政府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作为拥有中资背景的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讲得明白,“没有一个方面有责任,只有枪手自己有责任”,“这根本跟菲律宾政府无关”。虽然没有官方身份,但千万别忽视阮次山的“权威性”。要知道,这货“看护照是美国人,看长相是日本人,看名字是越南人,听口音是台湾人”,一开口,那可是“党的人”啊!
回想二○○四年,赴美旅游的官太太赵燕因为涉嫌贩毒,而她又拒不配合执法人员检查,结果被强力制伏。这本是一桩普通的司法案件,但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居然给鲍威尔国务卿打电话,生生将此事闹成了沸反盈天的“外交风波”。相形之下,八名香港游客命丧马尼拉,北京当局只派出区区外交部发言人“强烈谴责歹徒暴行”,难道仅仅因为这些遇害者都是平头百姓的缘故吗?
中共处理内政问题的手法,被人戏谑的总结成“你跟他讲法律,他就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就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就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就跟你讲法律”的段子。其实,当局的外交策略何尝不是如此?美国和你讲法治,中共就跟人家耍流氓;菲律宾跟你耍无赖,中共就和人家讲道理。这种不知好歹的斗争方式看似独出心裁,然而归根到底,现象揭示的,无疑是中共政权的本质。
日前,黑龙江伊春发生坠机事故,该市市长王爱文与一名民航局领导却喜笑颜开的在空难现场同公安干警合影留念。自己的官员是这副德行,乌鸦落在猪身上,中共又有什么资格指摘阿基诺三世笑错了时间和地点呢?套用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伟大的国家各有各的伟大,无赖政权都是一样失败。
毫无疑问,中共当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几名百姓的生死,影响中菲两国关系的大局。无奈香港市民对真相的追究异常坚定,这便令特区政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特首曾荫权因为各种施政问题,曾经饱受批评和质疑,但这一次,冒着违反《基本法》的风险,他代表香港市民站出来,要求菲律宾总统彻查此事,的确赢得了广泛的尊重。无论曾荫权的言行是不是所谓“僭越犯上”、“小题大做”,他敢于并能够如此,至少证明了一条简单的真理:
“一国两制”是个好东西!

2012年4月21日星期六

走上“犯罪道路”的记者

高温持续,洪水泛滥;先是大连的油库失火,继而南京的塑料厂爆炸;紫金矿业九千一百立方米的工业废水刚刚污染了福建汀江,在吉林,两家企业的七千多只化工原料桶又被暴雨冲到了松花江上……有一种水深火热叫做天灾人祸,个中滋味,中国人民的体会最最深刻。
当然,久经考验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面对灾难,除了大无畏的精神,这个古老的民族甚至具有些许浪漫情怀,所以诗人才会吟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佳句。可惜时移世易,勇气依旧,风雅不再,而今对另一种文人墨客——记者来说,这话似乎只有改成“国家不幸记者哀,言到真相人遭殃”才更加贴切。
日前,在原南京塑料四厂的爆炸现场,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徐光辉因为喝问记者,“哪个让你直播的”,遭到网民一致挞伐。那边,一个网帖控诉湖南省祁阳县公安局不作为,致使凶嫌逍遥法外,记者就此向对方求证,不料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没有权利了解这件事的真相”。舆论同样一片哗然。
千万别误会这些打官腔的同志是在妨害新闻自由,从积极的层面理解,其实他们对记者是关爱有加的。不信,就看看放任记者我行我素的后果:
因为报道深国商董事长涉嫌掏空企业资产,并遭二奶举报的消息,七月二十九日,《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被一名自称该公司员工,欲反映更多情况的男子骗至约会地点,饱以老拳。第二天,四名霸王集团的员工又打到了《每日经济新闻》的门上,因为报社调查发现,该集团创始人根本不是对外宣称的“中药世家”,而大名鼎鼎的霸王防脱洗发液,居然借用其他产品的过期批号进行生产。至于《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披露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的内幕之后,遭到该公司所在地浙江省遂昌县公安局通缉一百个小时的离奇经历,更令人大开眼界。
伟人说“多难兴邦”,可当“百年不遇”的“兴邦级灾难”成了老百姓的家常便饭,所谓“盛世”的意义岂不是弥天谎言?记者的天职是探究真相,而揭去和谐的画皮,必然暴露这个社会“喝血”的本质。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存在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属于国家的秘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无权知晓的。所以,看到记者成为政商两界、黑白两道的众矢之的,被打、被通缉,若问究竟为什么,艺术家艾未未的一句话,显然是最简洁而明确的答案:
“你如果希望了解你的祖国,你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2012年4月20日星期五

维稳办主任夫人“被维稳”

光天化日之下,省委大院门前,六名便衣警察围殴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副主任(副厅级)黄仕明的妻子陈玉莲十六分钟,导致这位五十八岁,身体羸弱的官太太脑震荡,软组织挫伤数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社会里,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事显得格外离奇。因此最先披露这个消息的网帖称,陈玉莲之所以被打,是公安误将其当成了上访人员,而事发后,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看望陈玉莲时也一再表示,纯属误会,“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
然而经过记者深入调查,网上流传的“打错了”的说法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陈玉莲被打时立即表明了身份,但对方不仅没罢手,反而叫嚣“老子打的就是大院政法委家属”。其次,她当天去见湖北省政法委副书记,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职称和待遇问题。另外陈玉莲的女儿几年前死于一起医疗事故,可案件受到人为干扰,久拖不决,她也想顺便问问这件事的进展。虽然拥有一个“特殊身份”,但陈玉莲的行为跟上访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她被打,绝非大水冲了龙王庙的闹剧,倒可以说是中共当局对待上访人员的“标准程序”。否则陈玉莲的妹妹怎么会说出“姐夫黄仕明是管信访的,根本不允许姐姐上访”这种逻辑混乱的话呢?显然,维稳办的黄副主任对信访工作的“厉害”是深有体会的。陈玉莲只是挨了一顿打,没有被关进精神病院,或送去劳动改造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今陈玉莲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而她的丈夫竟然被市里的领导找去谈话,告诫其要“注意纪律”。至于那六名便衣警察,因为执勤时“行为粗暴”,一人被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两人被记过处分,剩下的三个则安然无事。打人的恶警缘何会被庇护?因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公安,而是武汉市公安局驻省委机关“信访专班”的成员。所谓“信访专班”,工作重点就是维护治安,处置冲击省委机关的群体事件,或打砸烧等突发事件。
对于上述避重就轻的处理结果,陈玉莲的家属坚决反对,其本人更是强烈要求将这六个害群之马从公安队伍中清除出去,把人民警察的制服还给人民。不过陈玉莲也表示,“作为共产党员,我相信党,相信党的英明”。
事件的最新进展是,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做出了“必须依法严肃处理”的批示。当然,无论打人的警察最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有一点可以肯定,陈玉莲女士今后应该不会再为自己的职称和待遇问题,为女儿的案子,以及她所遭受的皮肉之苦进行上访了——此路不通!这跟她是什么身份,是谁的夫人无关,这是体制问题。况且陈玉莲的丈夫本身就是这套体制的维护者,尽管表面看来,黄副主任似乎是这套体制中,这个位置上一个极其罕见的,获利不多、吃亏不少的倒霉蛋。

2012年4月19日星期四

无法纯粹的足球

足球与战争的相似性和相关性
究竟是谁先砍下谁的头当球踢虽然众说不一,但西方的足球起源于战争,这一点跟“中国式杂耍”——蹴鞠大相径庭,因而也难怪中国的足球总是缺乏血性。
足球比赛若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足球就是一件杀人不见血的冷兵器。万幸的是,绿茵场上的厮杀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有的只是利益之争。大力神杯是金子做的,每个踢球的孩子都有一个金色的梦。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利益的得失,而不在于人员伤亡的数量,所以进球——进球,再进球才是足球的硬道理,铲断对手的腿没有等量齐观的意义。
足球场上,人们欣赏、推崇的是技术,而不是力量。出神入化的技术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手球、假摔等不正当行为则是恐怖分子的“人体炸弹”。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毁灭英格兰队的那个球,完全堪比足球史上的“九·一一”。他因此成为上帝,他因此成为魔鬼——他就是上帝派来踢足球的魔鬼!
只要足球存在,人类的观点就无法统一。比分铁定、胜负分明,有录像为证,还有计算机的分析,但一九六六年赫斯特射中联邦德国队横梁与门线的一球似乎永远要把“进,还是没进”的问题追诘下去。决出一场战争的胜负很容易,消除人类对战争的分歧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后者跟人类的文明程度与科技水平没有丝毫关系——这是立场和情感的问题。
在一九七○年墨西哥世界杯的预选赛阶段,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洪都拉斯对萨尔瓦多主场一比零取胜,一名萨尔瓦多女球迷悲恸自尽,葬礼成了国葬。十五日,洪都拉斯客场零比三告负,国旗和国歌遭到污辱,两名随队观赛的球迷也遇袭身亡。当晚,洪都拉斯政府与民众开始大规模驱逐并攻击本国境内的萨尔瓦多侨民。二十七日,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七月十四日,萨尔瓦多军队以保护本国侨民的名义越过洪都拉斯边界……史称“足球战争”。
上面这段文字是对一段历史的客观描述,还是对一场战争的错误解读?
事实上,决定战争与和平需要更伟大的力量、更复杂的因素,足球充其量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轻于鸿毛的理由。如果足球可以引发战争,“乒乓外交”能够带来和平,中国乒乓球队的国手们岂不早就把世界摆平,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足球可以被比喻成战争,但背负战争的罪,是其无法承受的重。
当然,足球同样无法给这个战火连绵、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和平。不过毕竟四年等一回,在全世界的球迷最盛大的节日——世界杯期间,哪怕仅仅是假如,足球,这一场场虚拟的“战争游戏”可以让人们暂时忘却真实的枪炮轰鸣、屠戮场景,也好。
政治的足球与足球的政治
足球是巴西人的生活,是意大利人的政治。当财阀掌控了足球,当球迷变成了政客,究竟是足球绑架了政治,还是政治玷污了足球?金钱与足球——足球与政治——政治与金钱……四年之前,无数多愁善感的球迷为深陷“电话门丑闻”的意大利足球慨叹,殊不知最深的忧郁是阴险,最蓝的颜色是黑暗,带着阴险的谋略和黑暗的力量,“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恩格斯)居然就势完成了地狱——炼狱,直至天堂的极速升华和完美蜕变。
阿根廷剧作家库塞尼的戏剧不是荒诞,是谎言!中锋没有在黎明前死去,马拉多纳比垄断资本家鲁普斯有钱,他的两个“阶级兄弟”——卡斯特罗和查韦斯还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天无二日,足球场上却有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位“球王”。足球是他们共同的政治,但一样的出身并没有赋予他们相同的立场。走出贫民窟,一个要跻身上流社会,一个则坚持充当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贝利无疑是成功的榜样,马拉多纳在球场内外的表现却不禁令人思量:
该不该相信一个伪装成无产者的“资产阶级流氓”?
人不疯狂不是球迷,丧失理智就会丧失判断力。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足球场上的男性之美似乎带着“原罪”。贝克汉姆吸引了异性,贬低了同性,众矢之的,他当之无愧。一个不黏球的人偏偏成了足球场上遭受侵犯最多的人——嫉恨同性的容颜不是女人的专利!无论他的长传多么精准,任意球多么刁钻,不善于盘球过人始终是贝克汉姆技不如人的“铁证”。球员的相貌和技艺假若有一毛钱的关系,其到底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完全取决于你对他的美是爱慕,还是忌妒。任何领域有关“偶像派”与“实力派”的争议都可以套用这个定理。
跟种族歧视一样,相貌歧视,包括反向的相貌歧视,都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要拨乱反正,你无须热衷政治,却必须热爱“美”,不管是场上的帅哥,还是场下的辣妹,尽管非洲兄弟的皮肤永远那么黝黑。
球迷的“运动”
足球之所以是“世界第一运动”,最主要的原因是普罗大众可以广泛而平等的参与其中。高尔夫球太昂贵,乒乓球虽然廉价,最多却只能进行四人双打。从理论上讲,只要有一个足球,不限人数(或多或少)和场地(或大或小),四海之内皆兄弟,谁愿意都可以加入这个游戏。
当然,踢的总比看的少,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尽管足球比赛的进球数一般而言,少得可怜,但真正懂行的球迷绝不会只关注“进球”而已。足球只能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存在!看录像的球迷都是精神病,知道比分以后看录像,更是病得不轻。喜欢欣赏“进球集锦”的“伪球迷”就像暴饮暴食却消化不良的饕餮之徒一样,永远无法理解足球的真谛。盘带与传递并非没有意义,进球也不是惟一的目的,高潮在耐心的酝酿中爆发,足球的乐趣在于“射”的刹那,而不在于对“进”的执著!
球迷之意不在球。进球多少无关紧要,自娱自乐才是真正的王道。烟火旗帜满天飘,敲锣打鼓喊口号;骂娘的骂娘,裸奔的裸奔……除非你要耍流氓,足球场上,没有什么不可以。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但事关足球,动手的固然是小人,动嘴的也未必是君子。
问候对方球员的祖宗十八代,是球迷的看家本领,不过足球解说员招谁惹谁了,为什么他们的待遇常常如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你平静——你缺乏激情;你亢奋——你不够理性。当然,只要你别像天字第一号的乌鸦嘴——贝利那样喜欢预测大力神杯的归属,你仍旧可以保持一个专业人士的基本尊严。
一千个球迷眼里有一千个马拉多纳。没有人能够垄断足球的话语权,球迷评球骂人既是言论自由的初级阶段,也是言论自由的极端体现。尽管球迷的声音与形象不过是足球场上嘈杂的噪音和模糊的群像,但混沌的力量是无穷的,球迷的言行其实是一种比足球本身更伟大的“运动”。
足球到底是什么?
都说“足球是圆的”,但这所谓的“圆”,究竟是一种物理状态,还是一个哲学概念?足球是什么颜色?黑白,或者彩色?这不是答案,更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满地打滚的足球怎么可能一尘不染呢?谁想要百分百的足球,恐怕只能去商场买个新的,洗洗抱着睡好了。
人们赋予足球杂七杂八的意义,但足球统统负担不起,因为足球就是足球——一种运动而已。人们可以把足球比喻成战争,也能够从中看到政治的阴影,不过真正和足球利害攸关的,应该,而且只应该是经济。足球是一种运动,更是一个产业。
在全球化的时代,用最时髦的理论,也许可以说“足球是平的”,但巴西与中国的等高线在哪里?差距永远存在,矛盾永远存在,冲突永远存在,不在我和你,就在你和他之间。决一胜负与维持平局,哪个结果更符合彼此的利益?足球究竟是“双赢”,还是“零和”的游戏?
足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运动。意识,意味着悲剧的开始!足球被一次次射入球门,又被一次次放回中场,重新开球,继续比赛……九十分钟一个轮回。足球场上,西西弗斯的二十二个化身永远追逐着矛盾的价值,探索着荒谬的意义……
足球是个球——是这个地球的小小缩影。足球的世界应有尽有,予取予求,仔细体味其中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或许你会领悟点滴人生的道理:
与其说足球是个球,不如说人人都是一只足球,被命运的脚踢来踢去,但只要别泄气,相信自己,坚持到底,最后一秒钟也可能发生奇迹。

2012年4月18日星期三

精神是一种病

实力不济的中国队无缘参与南非世界杯,但中国球迷观赛的兴致和热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永远不缺少精彩的戏码,抛开巴西、阿根廷等传统豪强的表现不谈,单单围绕“神秘之师”朝鲜队的两场小组赛,跌宕起伏、天差地别的场面便引发了无数是非争议。
第一场对巴西,朝鲜队一比二落败,但球员们的拼搏精神还是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肯定,中国媒体更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说什么“巴西队赢得了比赛,朝鲜队赢得了尊严”云云。至于号称“朝鲜鲁尼”的郑大世,因为泪腺比旁人发达,也被塑造成了爱国的楷模。
可惜第二场遭遇夙敌葡萄牙,零比七的惨败让这支靠“主体思想”武装起来的球队彻底现了原形。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金氏王朝”的邪恶统治下,朝鲜足球的“举国体制”无疑也是跟现代足球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这场祛魅的比赛充分印证了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然,看热闹不怕事大,许多中立的球迷原本都期待朝鲜队能够创造奇迹,洗雪四十四年前在英格兰被葡萄牙人五比三惊天逆转的屈辱,然而只要稍具理性与常识人们就该明白,让月薪十几元人民币的朝鲜球员跟身价天下第一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对抗简直是痴人说梦嘛!
由于种种原因,朝鲜人近年来已经超越日本人,成了中国愤青最鄙视,也最仇视的族群。尽管这股民族主义的邪火主要烧向韩国,但为了避免殃及朝鲜,进而损害“同志加兄弟”的中朝两国鲜血凝结成的革命友谊,关于后者的各类新闻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上通常都是被禁止评论的。搞不懂宣传部门为什么在世界杯期间破例开放对朝鲜男足的评论,不过这一决定显然是失策的——中国人对朝鲜人从肉麻吹捧到百般嘲讽,一夜之间的转变,完全暴露了自身病态扭曲的心理。
面对朝鲜,其实中国人既无须羡慕,更不该轻侮,因为发生在那个国家的一切虚妄荒唐,都曾经千百倍的出现在这片土地上,而朝鲜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不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恶果吗?
至于朝鲜男足那点可怜的精神,谁愿学习都没关系,但对“精神胜利法”的鼻祖来说实在太小儿科了。从“雷锋精神”到“焦裕禄精神”;从“抗洪精神”到“抗震精神”;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中国的问题不是欠缺精神,而是精神的泛滥,否则上个月媒体也不会报道,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已然超过了一亿人呢!精神是内心世界的产物,只能潜移默化的熏陶培养,若以洗脑的方式灌输宣教,不小心受了刺激,必将导致人性的崩溃癫狂,社会的无序动荡,文化大革命便是前车之鉴。
感谢葡萄牙人七比零的“大屠杀”,提升本届世界杯进球率的同时,间接的,也挽救了中国足球,使之免于走上一条向朝鲜学习的歧途。最后,不得不给那轮金光闪闪,却总是戴着墨镜的太阳一个小小的忠告,输球不是这些浑身焕发着“朝鲜精神”的运动员的错,他们该去的地方不是矿山,是医院,因为他们病了——真的病了。

2012年4月17日星期二

卡廷与六四

为了出席“卡廷惨案”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四月十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夫妇乘坐的专机意外坠毁在俄罗斯西部城市斯摩棱斯克机场附近的树林里,同机的近百位波兰政要无一生还。这场空难,实在是“悲剧中的悲剧”,令人无言。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十七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指引下,苏联红军侵入波兰东部,两个法西斯帝国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完成了对波兰的罪恶瓜分。随后,苏联对俘虏的二十五万波兰军民进行了“分类处理”,有的被释放回乡,有的被遣返德占区,有的则被强迫充当劳工……至于近两万两千名波兰军人,以及各界精英,为了防止他们复兴“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这些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遭到了集体屠杀。他们的尸体被集中掩埋在卡廷森林里,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卡廷惨案”。
之所以旧事重提,并将卡廷与六四联系在一起,除了中国跟波兰一样饱受苏俄的祸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卡廷惨案”本身的遭遇。
一九四三年春天,纳粹德国发现了卡廷森林中的“万人坑”,随即将苏联的罪行公之于世,但莫斯科当局反咬一口,宣称“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鉴于二战期间的特殊局势,这一事件并没有被国际社会进一步客观的追究,而战后,苏联及其控制下的波兰政府对此问题更是讳莫如深。那种情形,恐怕只能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加以形容,“谁敢说出一个字,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虽然迄今为止,无论苏联,还是俄罗斯都没有正式向波兰道歉,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者起码已经公开承认对“卡廷惨案”负全部责任,并向后者转交了有关绝密档案的副本。近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甚至下令,将这批档案的电子文本公布在国家档案馆的官方网站上,而四月七日,俄波两国在卡廷森林举行联合纪念活动时,普京总理也表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所犯下的这些罪行辩护”。
然而面对“六四事件”,中共竟没能从老大哥那里学到一丝一毫的诚实。二十一年过去了,隐瞒、回避是当局一贯的态度,但问题未解决,拖下去,就能不了了之吗?
历史不会被遗忘,也不会被原谅,因为真的假不了,错的对不了。尽管把人打倒再平反,这手翻云覆雨的把戏中共已经玩得太滥,没人稀罕,但那些对六四念念不忘的人们其实一直在给当局和解的机会。可惜中共不仅视之为寇仇,还认为“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乔治·奥威尔),殊不知哪怕其能将“六月四日”从日历上抹去,崭新的明天终归会到来。那时,傲慢而拒绝反省的权力肯定会被抛弃,时间亏欠历史的公道也必然会被讨还。

2012年4月16日星期一

没有公民的城市如何美好?

上海世博会有一句漂亮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理顺人与城市的关系,搞清楚到底是人该为城市的发展服务,还是城市的发展该为人服务。
可在中国飞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显然被本末倒置了。层出不穷的暴力拆迁事件已经不是新闻,而就在让上海更美好的世博会举行的同时,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却叫嚣着,不把无业人员清除出去,深圳就没有太平。那一边,春城昆明则准备通过地方立法,禁止未办理居住证的外来人员在当地租房、求职。好消息是,遵循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传统,港澳台同胞,无国籍和外国籍人士均不受相关规定的限制。
古希腊的城邦是现代城市的雏形,那里的居民按照政治地位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拥有公民权,能够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人;二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如外邦的移民,被释放的奴隶,因贫困而丧失公民资格的人等等;三是没有公民权,也没有自由的奴隶。
反观“盛世中国”,既没有百分百的奴隶,也没有百分百的公民。虽然那些拥有一本“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总怀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但本质上,市民和农民都是所谓的“老百姓”。在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地位基本相当于希腊城邦的“二等公民”,即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而恰恰因为缺乏公民权的保障,中国人的自由时常会遭到侵犯。
世博会开幕前,中共当局特地邀请异议人士“喝茶”,警告他们不得参观世博会,甚而有人还被钉梢和软禁。至于“不听话”的《苹果日报》,更被彻底封杀,无缘躬逢强大祖国又一桩“百年盛事”。另一方面,鉴于开幕以来人气持续低迷,中共当局眼下正在各地积极组织“公款旅行团”,随时准备开赴申城“救世”。这项荒唐的“政治任务”透露的信息足以说明,中国人其实既没有参观世博会的自由,也没有不参观世博会的自由。然而无论参观与否,因为世博会的缘故,上海市民穿睡衣逛马路,在自家阳台上晾晒衣裤的权利反正是被剥夺了。
世博会并非党代会,但继出色的保卫了纳粹德国发明的奥运圣火,这一回,中共显然又成功的绑架了起源于大英帝国,却属于全世界的世博会。
享有自由的权利,是成为公民的前提;联合自治的社区,是构建城市的基础。信奉权力便是正义,金钱就是真理的中共当局不会明白,仅仅是人的聚集、建筑物的堆砌,非但无法造就真正的公民和城市,在那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人们的生活更不可能美好。因此,上海世博会赤裸裸展示的和谐与繁华,才会显现着帝国末日的疯狂色彩。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

世博会与“有色眼镜”

五月一日,筹备多年的上海世博会终于隆重开幕了。所谓“世博”,既是中国人民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世界人民认识中国的契机,而对北京当局来说,能否塑造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更是世博会成败的关键。
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屈辱和苦难,其中不只有外敌侵害的结果,同样有内乱折腾的因素。尽管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大大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不仅没能赢得西方世界的认同与尊重,反而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和质疑。感情饱受伤害的中国人民坚信,问题的根源都是洋人的偏见,而解决之道惟有打破那副无形的“有色眼镜”。如果说空前,甚至绝后的北京奥运已经让全世界跌破了一只镜片,毫无疑问,亿万民众正期待着恢弘圆满的上海世博像一记重拳,彻底击碎剩下的那一只。
可惜恰如韩寒所言,兴起于工业时代的世博会在这个信息时代已然沦为“二线品牌”,恐怕很难担负起为东方古国正名的重任。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要去欧洲看世博,至少得坐几个月的船,而今天,人们乘飞机可以轻松的环游地球。即便待在家里,只要接通互联网,世界同样会展现在每个人面前,除非“功夫网”罩住了你的电脑。北京当局以为办一场奢靡的“城市嘉年华”,中国的形象就会完全改头换面,但外国人不是傻瓜。洋鬼子好糊弄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前,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还会被洋枪洋炮打得屁滚尿流吗?
事实上,花费四千多亿办世博,非但无法打破,反倒可能加深这副“有色眼镜”的度数。
若要洋人见识中国的真相,北京当局应该组织他们去山西的矿井挖一天煤,去西南旱区过几天没法洗澡的日子,然后请他们吃一顿地沟油大餐,看一场真人版大片——《阿凡达之“中国式拆迁”》……当然,这些“旅游项目”存在风险,国外友人在参团之前,可以把孩子全托给中国的幼儿园。
有一弊,则有一利。向洋人展示中国的阴暗面固然丢脸,但只要良心未泯,相信他们回国以后绝不会继续纵容“反华政客”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此外,体验了中国人民的困苦生活,谁还相信“中国威胁论”的屁话?邪恶的专制政权果真有什么威胁,首先威胁的,也是本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鉴于北京奥运期间当局曾经禁售菜刀,但仍然发生了美国游客被无端砍死的悲剧,打算看世博、游中国的各国宾客最好准备一顶钢盔和一副银餐具——刀叉、筷子均可,因为眼下在上海,菜刀和老鼠药统统是限制销售的“危险物品”呢!至于银餐具能否验出食物中的毒素,反正武侠小说这门国粹里有此一说,热爱中华文化的不妨试试。
总之,上海欢迎你,忠告须牢记。勿谓言之不预!

2012年4月14日星期六

死得其“所”与“不抛弃、不放弃”

神州多奇迹,盛世有悲剧。
自从去年二月,云南青年李荞明在看守所内“躲猫猫”死掉之后,一年多来,各地媒体接连爆出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件。仅在这个残酷的四月,便先后有湖北人薛宏福、河北人董雄波在拘留所与劳教所内“洗脸死”、“骷髅死”。
关于前者,根据尸检记录,以及尸体火化前拍摄的照片和录像,结合现场情况,官方调查组认定可以排除意外与他杀,也就是说,薛宏福是在拘留所的洗漱池里自溺身亡的。既然在中国的看守所内,犯罪嫌疑人喝开水都会发病而死,薛宏福把自己淹死在洗漱池里似乎也并非不可能的事。至于董雄波,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且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导致健康严重受损,四月九日,年仅三十七岁的他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死亡。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董雄波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体重只剩下三十五公斤,皮包骨头,宛如骷髅。这正是“骷髅死”一说的由来。
这两个不得好死的倒霉鬼究竟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薛宏福偷了一辆自行车,董雄波则倒卖了几张演出门票。飞扬跋扈的政府官员辱骂老百姓“算个屁”不是没道理,事实上,屁民们的命和草芥又有什么区别?
“鞋带自缢死”、“床上摔下死”、“睡姿不对死”、“噩梦魇住死”、“证据不足死”、“洗澡死”、“如厕死”、“妊娠死”、“发狂死”、“激动死”……难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死法》的指引下,老百姓只有死在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戒毒所、劳教所……才是所谓死得其“所”吗?
同样失去人身自由,二○○八年四月三日,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因在网上发表文章,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胡佳原本便患有肝硬化、胆囊炎等慢性疾病,入狱后,他的健康状况更是日益恶化。近日,胡佳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保外就医的申请,一些学者也就此问题发出了致全国人大的联名请愿书。遗憾的是,当局并没有批准这项合理合法的申请。
尽管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胡佳主演“肝癌死”的悲剧,但中共还是决心将他继续关押下去。显然,国际媒体的关注、人权组织的谴责都不及当局对一位病弱书生的恐惧。
鹰派外交官沙祖康曾经论证,“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可惜中国人民不知好歹,动不动就把“做鬼也幸福”挂在嘴边,搞不好还会莫名其妙的死掉,仿佛他们全都活得很不耐烦。然而正因如此,胡佳、刘晓波、谭作人等政治犯更当乐观的生活、勇敢的斗争下去,因为他们的坚持恰恰是对这个充满罪恶与荒谬的社会的拨乱反正。同时,监狱外面声援他们的各界人士也应该听从党的指示,用行动响应政府在灾难救援中屡屡呼喊的那句口号:
“不抛弃、不放弃。”

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

迎来送往的扯淡问题

胡锦涛主席赴美出席首届核安全峰会,除了相关议题,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礼宾改革新举措也成了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据陪同出访的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介绍,“这些年来,每逢我国领导人到访,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等都会热烈迎送,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但是,大家往来奔波也十分辛苦”。“根据胡锦涛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经中央同意,为进一步推进出访礼宾改革,今后我国领导人出访时,将简化驻外使领馆组织迎送活动相关安排”,“不再组织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等到机场迎送”。“这是中央一贯倡导的礼宾改革的继续,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求真务实的作风。”
对到访外宾进行夹道欢迎是封闭落后国家受宠若惊后普遍的过激反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常发动人民群众大搞特搞此类活动,而多亏炎黄子孙遍天下,中共当局才能将这种“礼宾文化”向全世界推而广之。当然,华人、华侨、留学生若是自愿自发的迎送祖国亲人,谁也没权利说三道四,可崔天凯副部长的话已经确定无疑的说明,那种热烈迎送的场面其实都是驻外使领馆刻意安排的官方活动。据说留学生每次参加迎送,不但有免费餐饮招待,还能得到几十美元的劳务费呢!
招之即来,表明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挥之即去,体现了国家领导对同胞的亲切关怀。这真是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啊!华侨和留学生热衷于此倒也罢了,已然入了外国籍的华人跟着凑什么热闹?即便爱国是一种宗教,难道海外华人只要像穆斯林做礼拜那样,每天朝着遥远的东方三跪九叩,念念有词,“起来!不愿做奴隶(奴才?)的人们”,祖国就会崛起,民族就会复兴吗?该干吗干吗去吧!
关起门来搞“和谐”,出了门难免遭遇不和谐。事实上,组织爱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迎来送往只是一面幌子,“勤王护驾”恐怕才是中共当局的真正目的。
简化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迎送安排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形式主义的东西毕竟是表面文章。以人为本也好,求真务实也罢,爱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收到胡主席的指示精神可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但各位政治局常委肯定不会因此感到寂寞。只要国内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民族矛盾没有化解,相信无论是谁出国访问,今后都会照样受到民运人士、法轮功信徒、藏独和疆独分子,以及西方“反华势力”如影随形的“热烈欢迎”。不信,就走着瞧。

2012年4月12日星期四

作家协会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九次主席团会暨第五次全委会日前在重庆隆重召开。近两百名中国最优秀,不,应该说是行政级别最高的的作家云集山城,当地作协和政府热情款待,作家们不但入住五星级酒店,朵颐两千多元一桌的宴席,作协官员更是享受到了总统套房、奥迪专车的高级别待遇。
值此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市遭受严重旱灾之际,一群政府豢养的文人这般高调奢靡、无视民瘼,怎能不激起众怒?作家阎延文在博客中撰文,呼吁作协官员立即走出灾区的总统套房,并怒斥这些一席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捐款的所谓作家简直是“丧失良知”!
当然,吃喝玩乐不是目的,五湖四海的作家会聚山城之所以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其实他们都是前来领受政治任务的。四月一日愚人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同全体作家座谈。在会上,薄熙来向重庆市作协下达了五项任务:
“要与中国作协合作,组织编写百个反映‘五个重庆’建设、弘扬社会正义的感人故事;邀请全国知名作家到重庆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写百首能流传久远的诗词歌赋;与中国作协合作,办一台重庆版的‘春晚’;请文学大家到重庆高校和中学任客座教授;请作家以重庆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生动传神地反映当代重庆人的生活与创造。”
薄熙来之心路人皆知!什么“反映‘五个重庆’建设、弘扬社会正义”,不就是赤裸裸的要求作家为自己敲锣打鼓抬轿子,给“唱红打黑”树碑立传吗?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作家协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一万个理由太多,一个其实就足够了。只要独裁专制的共产党仍旧存在,只要当权者仍旧须要将践踏法治的“黑打”美化成正义凛然的“打黑”,作协就会继续圈养作家,文学就会继续充当权力的附庸。
“我常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个人的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吗?”
或许是听多了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会议期间,铁凝主席跟记者见面时居然主动向自己提出了上述问题。惺惺作态惹人厌,妄自菲薄不可取。铁凝主席,以及作协大小官员的写作怎么可能配不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呢?事实上,共产党领导的作家协会,纳税人供养的作家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的灾难和悲哀。不过,既然温总理都认为“多难兴邦”,这些吃皇粮的官方作家恐怕也不会为他们的言行自惭形秽吧?

2012年4月11日星期三

不同战线上的“境外组织”

从一九八七年进入内地开展相关工作,二十多年间,香港乐施会投入资金超过五亿人民币,在扶贫、救灾、教育、培训等领域做出了不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同时与各级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新年伊始,教育部突然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内地高校断绝与该非政府组织的往来,不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并且指控乐施会“负责人是反对派骨干”,“招聘我‘大学生志愿者’的用心不善”。
一向遵纪守法、扶危济困的乐施会被搞得一头雾水,不明白究竟是董事局主席卢子健的党籍,还是总裁施日庄的国籍犯了中共的禁忌,中国部总监廖洪涛甚至对这道“封杀令”的真伪表示怀疑。其实,细读文本便会发现,所谓“封杀”跟任何个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事情坏就坏在“维权”两个字上。
去年,河南郑州一位名叫逯军的公仆面对记者采访,脱口反问了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类似的问题乐施会诸君同样可以扪心自问。你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维权机构”实习,那么关于维权,你们到底为谁维权,又向谁维权呢?如果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向政府部门维权,岂不是摆明了跟政府作对吗?慈善性的非政府组织对抗邪恶成性的专制政府,不被封杀才怪!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别有用心”后面往往跟着“不可告人”,但这一次,教育部仅仅诬蔑乐施会“用心不善”,莫非另有其他“境外组织”是不可告人的吗?事实的确如此。
乐施会的主要工作是用境外募集的善款帮助国内的弱势群体,而在另一条隐秘战线上,大批境外人士则采取蚂蚁搬家的手段,将中国的社会财富偷偷转移至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有的经商,有的上学,有的既不读书,也不工作,他们虽无明确的组织形式,却有共同的身份背景——不是国家公职人员的配偶,便是他们的子女。当然,这些境外人士并非只拿钱,不办事。关键时刻,他们可以护卫奥运圣火,抗议达赖喇嘛;平常日子,政治局的大小常委到世界各地窜访,他们还负责举着国旗和鲜花,到机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乐施会的遭遇充分表明,中共当局那根阶级斗争的神经依然紧绷着。没错,阶级斗争应该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不过在新的斗争形势下,谁才是劳动人民真正的阶级敌人呢?是境外的非政府组织,还是“裸官”及其至亲家属,广大群众不可不擦亮双眼啊!

2012年4月10日星期二

打给良心的电话

刘晓波因言获罪被判十一年重刑,擅长制造文字狱的中共当局此番不知是谦虚,还是心虚,非但没像二十年前那样大肆宣扬抓住了民主运动的“黑手”,而且不许内地媒体报道任何关于案件的消息。在噤若寒蝉的氛围中,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独自展开了一项有意义且有趣味的活动。她给知识分子群体打电话,询问他们对刘晓波一案的看法,同时将自己的博客当做媒体平台,集中呈现这些知识分子的观点。
立场不同、态度各异的知识分子大都能站在文明的底线上讨论问题,不过沐猴而冠,被一通电话打得原形毕露的丑角也有几个。
“与张颐武通了电话,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没反应不要紧,拿搞笑艺人小沈阳来调侃这桩悲剧性事件,以信口开河著称的“先锋学者”看来的确是先疯了。
相形之下,诗人于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此事,也不赞成刘的观点。但他应该有说话的权力。奥运会时,歌队唱《奥林匹克圣歌》‘古代不朽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我很震惊,文革时代,这就是反动言论。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的进步,最重要的就是汲取了文革的教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急着表态不赞成,诗人的思维逻辑果然不循常理。然而眼睁睁看着刘晓波身陷冤狱,还能夸夸其谈中国近三十年的进步是因为汲取了文革的教训,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面对邪恶强权,恐惧是人的本能,否则免予恐惧也不会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有的知识分子表示不了解、没看法、不想谈完全无可厚非,可莫言同样对刘晓波的遭遇保持沉默实在不够明智。身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莫言原本也许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用“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的借口打发了崔卫平以后,他铁定是出局了。其实,以莫言的地位和影响,就算投机的替刘晓波说几句公道话,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可惜他错失了良机。当然,假如莫言根本没把诺贝尔奖放在眼里,他的目标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那就另当别论了。
尽管一开始崔卫平就声明“只是问问而已”,不过她的行动还是遭到了些许质疑,甚而有人认为,这种逼人表态的“道德拷问”跟中共推行意识形态的方法毫无二致。如此苛责的理由显然无法成立,因为和中共惯用权力胁迫人民群众跟“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不同的是,崔卫平既没有权力命令谁,也没用金钱诱惑谁与刘晓波站在一起。
作为身陷囹圄的囚徒,崔卫平为刘晓波打的电话充其量就像乞丐伸出的一只手。面对这只“黑手”,你可以递上一块面包、一枚硬币,也可以紧紧的握着,说一句“请别见怪,兄弟;我什么也没有带,兄弟”(屠格涅夫,《乞丐》)。当然,你同样可以丢个白眼,啐一口痰,踹他两脚,甚至放狗咬人。总之,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要为他的言行负责。如果非要说崔卫平的电话是一种“道德拷问”,那也只是每个良心未泯的人对自我的拷问,毕竟刘晓波不是在为他一个人坐牢。

2012年4月9日星期一

香港“边缘化”了吗?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看得特区政府眼热不已,急忙要修一条高速铁路跟内地接轨,生怕错过了“大国崛起”的专列,香港从此就边缘化了。
众所周知,在《基本法》的庇护下,香港市民享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不像内地社会一党独大,为了所谓“和谐”,凡事都讲求舆论一律、行动一致。声援内地人权斗争,争取自身普选权利本是港人践行“一国两制”的具体表现,奇怪的是,此举经常被人诬蔑成“反中乱港”的胡闹与折腾。更有甚者,左派“红人”动不动就拿“边缘化”的概念来吓人,说什么挑衅中央,不利于循序渐进的推动民主进程,内耗不断,则无法顾全经济发展的大局,长此以往,香港势必“会在祖国壮大中边缘化,在激烈竞争中沉沦,谁也救不了香港”(《香港再出发宣言》)。果真如此吗?事实胜于雄辩,不妨先来看看香港最近都发生了什么。
多年前,“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对小夫妻在家看“黄碟”调剂生活,不料被四名公安冲进屋内抓了现行,结果惹出了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风波。去年末,香港警察卧底中学校园,成功破获涉毒案件,令港府推行校园验毒计划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没错,“黄赌毒”都是祸害,但从“入室扫黄”到“校园验毒”,内地和香港有关部门一脉相承、呵护备至的“家长作风”也过分嚣张了吧?
因为高调反高铁,热衷社运的香港大学女生陈巧文日前被以涉嫌袭警的罪名短暂拘捕,甚至其父也遭到警方的无端骚扰。请异议人士“喝茶”,“株连式执法”,虽然跟内地公安比起来,香港警察的手段还略显小儿科,但这种频频效尤的趋势不得不令人警惕。
围绕香港高铁的建设争议,内地媒体也有所报道,而许多网民针对相关新闻只留下了一句“城管在哪里?拆迁办在哪里?速来!”的戏谑评论。这纯粹是玩笑。不过,面对内地执法人员近日在罗湖口岸越界抓捕香港示威民众的事件,倘若港府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又能保证网民的戏言不会一语成谶呢?今天越界抓人你们看不到,明天入境拆房你们肯定也管不了吧?
至于香港立法会罔顾市民激烈反对,强行通过总额高达六百六十九亿的高铁拨款案则证明了一个事实:
非经普选产生的立法会跟人民代表大会一样都是“橡皮图章”。
一桩桩、一件件,香港哪里是在边缘化,分明是在“内地化”!澳门回归十周年,中央盛赞“小特区”的发展成就,但放眼澳门,除了法律仍然保障赌博与嫖娼的自由,那里跟内地还有什么区别吗?中共曾把香港的“一国两制”通俗且庸俗的解读成“马照跑、舞照跳”,而假如香港人甘愿像澳门人一样沉溺在“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中,做一群饱食终日的顺民,那才是“谁也救不了香港”呢!
香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民主抗争的坚持,而是本该跟北京“同床异梦”(同属于一个中国,但具有不同观念形态)的特区政府,居然时时处处跟中央穿一条裤子。要知道,特区不“特”,香港就真的危险了!

2012年4月8日星期日

“五毛党”的谎言骗得了谁?

以妖魔化西方社会为手段,以诋毁普世价值为目的;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能事,以“意淫强国”为宗旨……虽然宣称“我们报道整个世界”,但事实上,《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根本就是在败坏这个世界。
连日来,互联网上风起云涌,先是谷歌公司表示将停止审查谷歌中国网站的搜索结果,继而克林顿国务卿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演讲,宣布美国政府将把增进“互联网自由”当做一项基本外交目标。被谷歌公司弄得心神不宁的中共当局在低调了几天之后,恍然发觉这可能是一场网络间的意识形态之战,于是急忙组织“五毛党”在各大门户网站进行全面反击。
可惜廉价的五毛党臭名昭著,自己若不先正名,谁又会被他们热爱祖国的虚情假意,支持政府的花言巧语感动和蛊惑呢?《环球时报》不愧是中共豢养的伶俐“猴蛇”,政治嗅觉相当敏锐。日前,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张胜军的评论文章——《“五毛党”帽子能吓住谁?》替五毛党公开辩护。然而除了白字连篇、逻辑混乱的毛病,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甚至还有故意哭错坟头的嫌疑,因为啰唆了千八百字,其居然压根不承认五毛党的存在——“‘五毛党’一词到底是谁编出来的,笔者不得而知”。
五毛党真的莫须有吗?
媒体报道,在近日召开的甘肃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当地宣传部门明确表示将加快网监、网评队伍建设,并计划于年内建成以五十名“高手”为核心层,一百名“好手”为紧密层,五百名“写手”为外围层的网评队伍体系。这些网评员要经常登录门户网站、论坛和博客,了解网络信息,针对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发帖、跟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这不是五毛党是什么?当然,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写手、好手与高手之间或许存在一三五的差别待遇,而按照党的政策,张胜军之流的高手肯定会先富起来。
区区一个甘肃省就要组建六百五十人的网评队伍,据此推算,中国简直凭空又多了个“民主党派”啊!不过,就算七千六百万共产党员同时都入了五毛党,相较三亿多网民他们还是少数派。在这个网络时代,其实共产党已然陷入了网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当局必须明白,像二十世纪那样通过封锁信息、杜撰现实、篡改历史,便可以将饿死数千万百姓的人祸归咎于天灾的好日子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张胜军潇洒的说,“‘五毛党’这顶帽子吓不住谁,做一个自信的中国人,让别人说去吧”。这话对中共同样适用,但愿共产党做个自信的党,不再浪费公帑,雇人为自己吮痈舐痔、抹粉涂脂,尽管做自己的恶,让老百姓骂去吧!

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李长江,你妈妈喊你回家吃奶

被三鹿奶粉毒害的“结石宝宝”冤魂未散,因为相关事件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居然偷偷摸摸的复出,担任了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难道在奶粉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连带着就会对乳房格外敏感,更适合打击此类“淫秽物品”吗?尽管按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李长江的复出或许不存在程序问题,但中央的这项人事决定无疑是对民意的强奸、对生者的伤害、对死者的侮辱!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李长江的复出并非特例。同样因为三鹿奶粉事件,被行政记大过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到地方避了避风头,当了几个月的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今年上半年又重任“京官”,成了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此外,另一名被行政记过的官员——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则在今年一月当选了邢台市市长。
衮衮诸公弹冠相庆之际,千万别忘了“寻衅滋事”的“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仍然遭到中共当局的刑事拘押,而许多贫困家庭的“结石宝宝”因为索赔无门,没钱治疗,他们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甚或只能苦挨时光,等待死亡。这可真是薄命娃降生薄情国,混蛋人担任混账官啊!
所谓“扫黄打非”,不过是中共当局钳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一面幌子。才伤害完孩子的身体,又来监控成人的思想,李长江即便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该为儿孙积点阴德。一把年纪不安心养老,莫非还要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新官上任,本应说些可喜可贺的话,但面对中共当局这套欺世盗名的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恐怕人们也只能由衷的说一句:
李长江,你妈妈喊你回家吃奶!

2012年4月6日星期五

“酒精考验”成工伤?

鱼肉百姓的公仆有福了。日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修订后的《关于审理工伤行政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第十三条的内容是,“职工在工作中或工作前饮用酒类食品,工作中受酒精作用影响,行为处于非正常状态,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伤亡的,可视为醉酒,用人单位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不过,几位资深法官延伸解释此条款说,“如果因为工作而喝酒醉死了,或者受伤了,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特殊对待,如果是因为用人单位或者用人单位内部的管理部门指派行为而引起的醉酒伤亡,用人单位应该算工伤”。
“重庆规定职工受指派引起醉酒伤亡属工伤”,媒体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高院的新闻发言人急忙“辟谣”,声明“‘具体案情具体分析’是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对《规定》的僵化执行和以偏概全的解读都不可取”。行政庭庭长樊非进一步强调,“希望媒体不要误读,以免造成不良的舆论导向”。
莫非百姓果真误解了公仆?没错,吃喝玩乐看似轻松快活,可要成了日常工作,其实相当辛苦。个中滋味老百姓虽然无缘体会,但就在上个月,素有“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称的凤阳县小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意外去世,年仅四十五岁。媒体报道,前一天上午,沈浩连续接待了三批到小岗村洽谈投资的客商,并且大量饮酒。一位曾经荣获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特别奖、“全国百名优秀村官”等荣誉称号,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干部就这样倒在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酒桌上,无疑是党的重大损失。由于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派驻小岗村的挂职干部,经研究决定,安徽省财政厅确认其为因公牺牲,在全省财政系统内开展了向沈浩同志学习的活动。
“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公款吃喝,名目繁多,在潜规则之下,甚至成了公事公办的一道必然程序。
为了遏制公款吃喝对党风政纪的败坏,对民脂民膏的靡费,对公仆身体的伤害,近日,终于有人大代表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可惜这项提案尚未列入议程,便被重庆高院的几位法官抢了舆论的先手。那么,公款吃喝到底是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公务,舍己为民的奉献行为,还是相当于侵吞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的贪污犯罪呢?老百姓心知肚明,但按照有关部门的一贯作风,这个问题显然还须要从长计议,“烟酒烟酒”再说。

2012年4月5日星期四

吊诡的“游行示威区”

为了糊弄国际舆论,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共当局自欺欺人的设立了几处所谓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上行下效,近日有媒体报道,二○一○年亚运会期间,广州市将参照这一做法,开辟“游行示威区”供中外人士表达不同意见。请君入瓮,“愿意去的就去”,但在此之前,或许有必要回顾一下那些申请游行示威者去年的遭遇。
吴殿元和王秀英是两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因为自家住房被强拆,坚持上访多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她们先后五次申请到新设立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进行抗议,结果公安部门既不批准,也不拒绝,实在被逼无奈,便给两位老人各发了一份“劳动教养决定书”。此外,因为传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计划搭乘自卫队军机来华出席奥运会开幕式,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也提出了示威申请。不料当局竟要求这些爱国的“仁人志士”暂时离开北京,甚至对他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家丑外扬被劳教如果还说得过去,“爱国示威”同样遭受打压,叫人情何以堪?
面对现实,倘若仍旧有人“蠢蠢欲动”,下面的消息他们必须注意。媒体透露,为了确保亚运会平安顺利的进行,广州市公安局曾经联合多部门举行反恐演习,而当局的假想敌居然是因为讨薪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工人。敢于把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当做恐怖分子来打击,那么也就难怪游行示威的自由只是躺在法律文本中的“死亡的权利”了。
事实上,《集会游行示威法》颁布二十年来,除了一九九九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的群众游行,中共当局从未批准过任何民间自发的抗议活动,甚而就连“集会”、“游行”、“示威”等法律名词也是官方媒体讳莫如深的。厦门市民游行反对“二甲苯项目”被戏称为“集体散步”,广州市民静坐抗议垃圾发电厂美其名曰“政府接访”,不过是豹之一斑,遑论那些大大小小“非法聚集”、“暴力抗法”的事件。
既然口口声声宣扬“和谐社会”,广州市政府怎么知道亚运会期间肯定有人游行示威?既然游行示威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广州市政府又凭什么划定区域范围,用一只“鸟笼”限制民众的自由?吊诡的游行示威区考验的并不是公民的勇气和智慧,而是专制政体下权力与法律的关系!
听说过婊子立牌坊,没见过良家妇女盖青楼。广州市政府若非诚心要“卖”,最好还是别装屄,以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012年4月4日星期三

伤害孩子救世界,亦真亦幻两头忙

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全球热映,在中国更是叫好又叫座,短短五天,票房销售便突破了亿元大关。影片场面宏大、特效精彩,通过一连串“灾难大杂烩”毁灭了整个地球,却让中国人民过了把拯救世界的干瘾。当然,灾难片不是科幻片,中国拯救世界的凭空幻想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导演艾默里奇之所以选择中国人民担此重任,据说是因为他被汶川地震的救灾故事深深感动了。有利可图的电影题材通常都会拍摄续集,但愿这位导演没有持续关注那些感动他的故事,否则接下来,“中国制造”的方舟转瞬间变成一堆“豆腐渣”,地球人的死活且不管,中国人的形象肯定没救了!
偏见扭转一百八十度还是偏见,只是这一回,好莱坞正面歌颂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的确把人民币赚了个盆满钵满。不过走出电影院,在大国崛起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之余,中国观众请稍安勿躁,毕竟拯救世界以前,你们还有太多的事要做,譬如“救救孩子”!
十一月十二日,广西贺州公会镇杨会村一间非法加工鞭炮的“黑作坊”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两死十二伤,其中十三名小学生全部是该村的“留守儿童”。根据二○○五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目前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总共有五千八百万人,十四岁以下的超过四千万。为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农民付出妻离子散的代价还不够,非要他们家破人亡才满意吗?表面的童工问题,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整个社会断裂与沦陷的深重灾难。
北方,持续多日的暴雪接连压垮了河北省永年县龙凤学校与河南省开封县新宇中学的食堂,两起事故分别造成三死二十五伤和一死七伤的惨剧。为什么倒塌的又是学校建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稚弱孩童?都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但在中国,他们频频遭受人祸天灾的伤害!这样一个国家,自身的前途尚且充满疑问,又如何能够拯救明天的世界呢?
本来不想再提汶川地震、三鹿奶粉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但揭露“豆腐渣校舍”问题的黄琦刚被判处三年徒刑,调查遇难学生人数的谭作人仍在羁押中等待判决,“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近日又因“寻衅滋事”的罪名遭到刑事拘留,忘却如此呵护备至的“党疼国爱”,岂不是背叛?为了中国的孩子,黄琦、谭作人、赵连海等维权人士没有装聋作哑、明哲保身,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难道可以对他们的境遇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吗?
但愿惯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做借口,替中共的腐败、独裁,甚至屠杀辩护的浑蛋都是统治集团的一员,而非真正的脑残,不然,末日来临,党的“逃亡方舟”上恐怕未必有你们的位置,因为十五年前,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已经用包括二百八十八个孩子在内的三百二十五条生命,赤裸裸、血淋淋的论证了中国社会的生存法则:
“让领导先走!”

2012年4月3日星期二

柏林墙与“防火长城”

十一月九日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随着柏林墙初步建成,一场轰轰烈烈、前赴后继的“翻墙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跳楼、游泳、驾车冲撞、挖掘地道、制造潜艇、乘坐热气球……为了翻越这道所谓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东德人民展现了无穷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统计,在二十八年的“翻墙史”中,虽有五千零四十三人成功逃入西柏林,但也有三千二百二十一人被捕,二百六十人受伤,二百三十九人死亡。要问东德人民为何翻墙翻得如此执著,裴多菲的诗句或许是最好的回答: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本来柏林墙跟中国的关系八竿子也打不着,可托广大网民踊跃留言声讨“防火长城”的福,德国人为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专门设立的网站——“柏林推特墙”居然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屏蔽。这正应了约翰·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墙边说的那句名言,“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制造隔阂、妨害自由的墙,无论有形或无形都是人类交流、进步的障碍,翻越并拆毁它们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光纤之父”高锟荣获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华人血统让很多人觉得与有荣焉,没有他在信息传输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恐怕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而这一点,其实更值得言论自由备受打压的中国人感念。年年当看客,年年畅想何时能够得奖,可得文学奖八成要“丑化”中国人的形象,得和平奖大概须勾结西方的“反华势力”,得经济学奖也许得揭示“权贵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横行无忌的真谛,中国叶公难道真喜欢诺贝尔奖这条龙?别以为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无关,效忠于权力的科学必定会被扭曲成助纣为虐的工具。高锟的工作是为信息传输铺路架桥,中国工程院院士、“防火长城之父”方滨兴干的则是建筑高墙的勾当。倒行逆施之徒得到的奖赏不会是瑞典克朗,他们只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方滨兴们大可不必羡慕高锟不朽——尔等为党国所效的犬马之劳,人民同样不会遗忘。
柏林墙倒掉二十年了,尽管中国网民“翻墙”的本领和热情似乎并不比当年的东德人民逊色,但数亿网民被中共苦心打造的“防火长城”围困的现状,着实令人气馁。“遥远的东方、辽阔的边疆,还有远古的破墙”,“围着老去的国度,围着事实的真相,围着浩瀚的岁月,围着欲望与理想。迷信的村庄、神秘的中央”……当耳畔响起《长城》这首老歌,你是否听到了悲凉?

2012年4月2日星期一

政治挂帅的丑恶竞技

必须“胜利闭幕”的第十一届全运会终于“胜利闭幕”了,然而回首各项赛事,除却刘翔日渐痊愈的脚后跟尚能令国人聊以自慰,剩下各路“丑角”的表演恐怕只能用惊世骇俗、叹为观止来形容了。
河南女子赛艇运动员郭林娜,内蒙古女子射击运动员栗杰,福建女子田径运动员、百米冠军王静接二连三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裁判员马鸣(化名)向媒体爆料,跳水比赛各项金牌全部被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内定;为助队友孙文利在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中夺冠,山东“交流”到新疆的运动员綦家泰屡屡对江苏选手林向前施以肘击、绊腿的“阴招”;由于输四分以内即可小组出线,湖北男篮队员宋康明为避免同上海队进行加时赛,竟在比赛结束前故意将球补进本方篮筐……至于裁判员不公、运动员不服所引发的大大小小的争议、冲突,更是层出不穷,不值一提。
奥运金牌是国家政绩,全运金牌是地方政绩。上行下效,全运会沦为“权运会”、“钱运会”、“药运会”、“黑运会”,归根究底只缘政绩作祟。在政治挂帅统领一切的国度里,拥有政绩便意味着获得了升官发财的机会,因而也难怪各地体育部门的官员、教练和运动员敢于无所不用其极的争取“胜利”!
“百年奥运”办过了,六十大寿庆过了,要问站起来的中国人还有什么遗憾,大概只有扶不起的阿斗——中国足球是炎黄子孙内心永久的痛吧!人民的呼声传到天庭,先是出访欧洲的习近平副主席对德国友人表示,“举办完奥运会之后,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啊,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紧接着,在青岛出席足球工作座谈会的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足球运动改革与发展,使我国足球工作有一个新的面貌”。更有甚者,全运会开幕当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接见新中国体育发展六十年涌现出来的先进代表时,握着原国足中场核心容志行的手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
无可救药的中国足球果真会咸鱼翻身吗?且慢,还是先来看一个“政治足球”的典型案例吧!
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因为将足球定位成该市的一张“名片”,大连男足连续称霸中国足坛多年。可他升迁之后,大连的足球随即便堕落得很平庸了。至于今年中超联赛,重庆队成为垫底鱼腩,或许怪只怪有了“打黑”、“唱红”的丰功伟绩,薄书记已然不需要那张薄薄的“足球名片”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中共关起门来可以为所欲为(不知是不是新中国六十大寿的缘故,坊间纷纷传言,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已经内定给了首都的队伍——北京国安),但放眼全球,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搞体育的老套子早就大势已去,行不通了。衮衮诸公若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是让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否则被权力操纵的体育竞技必定会变成哈哈镜,如本届全运会一般,映现出政治领域的种种丑态与恶行。

2012年4月1日星期日

暗箱游戏:一位老人的书与病

一介布衣江泽民,国庆驾临天安门,引得世人为之侧目,各界议论纷纷。老同志发挥余热的精神值得鼓励,前任国家领导人退休后不必过隐居或“被隐居”的生活也是政治文明的表现,但江泽民近来的行藏显然过分高调了。
习近平出国公干,他居然托堂堂国家副主席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了两本自己的著作。“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向默克尔转交了江泽民同志撰写的有关能源和信息技术问题的两本英文版专著,并转达了江泽民同志的良好问候和祝愿。”平铺直叙的语句看似轻描淡写,可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上,相关新闻中的这一小段文字还是被“别有用心”的加粗处理了。即便中国作为本届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赠书只是个小小的助兴节目,但按照外交对等的原则,习近平送默克尔的应该是《朱镕基答记者问》才对啊,不是吗?出乎常理的举动令人困惑,不晓得习副主席现在的老板到底姓胡,还是姓江!
无论上述耐人寻味的点滴究竟透露着怎样的政治信息,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江泽民的“寂寞难耐”其实是种病态——专制政体下的“权力后遗症”!想当年,若非一位身患此病的老人退而不休,南巡讲话,中国还会不会走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走到“辉煌六十年”后的今天,恐怕都是个疑问。江泽民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创意,充其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统的继承而已,但甭管怎么折腾,他的影响力跟那位老前辈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当代中国不太可能再出现没有马克思的召唤,就永远恋栈中南海的强人,也基本从形式上摆脱了朝鲜、古巴那种父子兄弟式的家族统治,但“团派”与“太子党”归根到底都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利益集团的内部势力,它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完全是暗箱中的游戏。这场游戏没有透明的规则、民主的程序,惟一的底线就是肉要烂在锅里。身为旁观者的老百姓,只要能从这场狗咬狗的争斗中得到些许反腐肃贪、打黑除恶的“残羹冷炙”便会感激涕零,因为对于被权利遗忘的主人翁,能够平平安安的做稳奴隶,已经是种幸福了。

2012年3月31日星期六

罄“柱”难书的“丰功伟绩”

都说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安定祥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最好阶段,但为什么民怨依旧沸腾,越级上访不停,西藏、新疆此起彼伏,动乱频仍?完全执政必须完全负责,标榜“伟光正”的党难辞其咎。然而日前,中央似乎想用行动证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并非独裁的党不够英明,怪只怪天安门的风水不行。此话怎讲?原来,为了“中华民族”能够世代和谐的相处下去,中央已经决定,将国庆期间竖起来的五十六根“民族团结柱”永久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政治圣地”,唯物主义者可以拒不承认风水之说,但这里一砖一瓦的改变显然都具有非凡的影响和意义。所谓“民族团结柱”究竟是些什么东西?高十三点六米,重二十六吨的“民族团结柱”内由钢筋、水泥做支架,外包玻璃钢,金色的柱头与柱础采用人民大会堂东侧门柱的图案元素,体现五十六个民族都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红”的柱身上则分别雕刻着一对载歌载舞的民族青年和代表该民族的图腾纹样。“五十六根柱子,寓意着平等、团结、和谐的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支撑着祖国的伟大基业。”身为策划人和设计者,路建康如此解释他的得意之作。
让五十六根水泥柱子在天安门广场上紧密团结、和谐相处很容易,可惜“少数民族兄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现实遭遇。中国传媒大学维族学生库尔班江近日到沈阳办事,不料多家宾馆均“不接待任何新疆人”,无奈找来公安人员反复核验证件后,他才幸免露宿街头。可须要回复一个工作邮件的他接下来又吃了网吧的闭门羹,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专业人士站在专业角度反对“民族团结柱”在天安门广场上“安家落户”,认为其破坏景观、影响视线,殊不知中央站在政治大局的高度,恰恰需要这些“碍眼之物”遮一遮“和谐社会”见不得人之处!然而当局欲盖弥彰的行事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西藏、新疆发生民族冲突便竖起“民族团结柱”,“大跃进”饿死几千万百姓,要不要立一根“消除贫困柱”?“反右”、“文革”、“六·四”害人无数,该不该立一根“保障人权柱”?十月二日,山东访民李淑莲刚刚在信访部门的“黑监狱”中上吊身亡(“被自杀”?),难道不该立一根“依法治国柱”?
五十六根“民族团结柱”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为中共建政六十年的“丰功伟绩”实在罄“柱”难书!

2012年3月30日星期五

“正步之师”随想

在小说《寻找无双》中,作家王小波描写了一段长安城内几位老板亲历官兵围困宣阳坊的场景:
“步兵也往城里开,排成50×20的千人方阵。开头是默不做声,冷不防就大喊起来了:一,二,三,四!吓得人心里怦怦地跳。然后又默不作声地走。罗老板想,呆会儿准要喊五六七八。谁知还是喊一二三四。孙老板又想,原来识数就识到四。”
是不是很傻、很荒诞?假如转圈拉磨是驴的本职工作,让它们排列成整齐的方阵,呼喊着响亮的口号行进到底为了什么?
当然,国庆阅兵的方阵不是围困首都的“戒严部队”,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为祖国母亲庆祝生日的欢呼雀跃的人群里,也肯定没有二十年前在同一个地方为这个国家流血流泪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若不是去了天国或异乡,此刻大概就正被当局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被“看、管、关”起来了吧!
都说阅兵可以壮军威、扬国威,但这种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究竟唬得了谁?如果非要强调这场劳民伤财的把戏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愿朝鲜独夫金正日看过电视直播能够明白,谁才是社会主义残余阵营的“大哥”!别吃不饱饭穷折腾,搞个大型团体操《阿里郎》就忘了自己是老几。近一时期,朝鲜拉拢美国、亲近韩国,大有把中国晾在一边,废掉“六方会谈”的意思。虽然胡主席领导的是一群“屁民”,但前几天托国务委员戴秉国捎的亲笔信,小金同志可不该当放屁。日理万机的温总理国庆节不休息,也将去朝鲜访问。要钱要粮好商量,能回到谈判桌前还是回来的好,毕竟“和平崛起”的中国还要靠“六方会谈”的舞台展现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呢!
现代阅兵式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中国,但集大成者,且使之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显然非中国莫属。真正打遍天下的“山姆大叔”从不举办大型阅兵活动,即便是小规模的阅兵礼,士兵们也不用走正步。因为美国人知道,恰恰是自由散漫的民兵打败了军容齐整的英国皇家军队,美利坚合众国才会获得独立,所以军人练习走正步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当然,东方古国的当权者有权力从另外的角度欣赏阅兵式——他们可以借此粉饰并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凝聚且提升老百姓的爱国热情。但兵不可能天天阅,当欢欣鼓舞的热情渐渐恢复冷静,天安门城楼上下的中国人或许都该仔细想想:
一个为了平平安安过生日,连菜刀都要禁止销售的国家,纵有雄兵百万,谁又能拥有真正的安全感?

2012年3月29日星期四

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腐败是丑闻,但在中国,绝对不是新闻。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腐败分子多了,见惯丑态,老百姓对其恶劣的行径、卑污的人格早就不抱有任何幻想,然而日前,两个官场落马的小角色还是让人们见识到了无耻的新境界。
首先登场的是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因为受贿、索贿四百多万元,贪污五十多万元,这位同志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六百五十万元。对于受贿,赵书记的解释是,“因为现在社会上有‘潜规则’。很多人是在损害别人的利益、损害麻栗坡的利益,可我不是,我不存在收了钱不办事、吃拿卡要,我是正常地履行县委书记的职责。我收人家的钱,是在为麻栗坡做好事的情况下收的,这是正常的,而且没有损害麻栗坡群众的利益”。关于贪污——个人购物、公款报销,赵书记更加委屈——“现在当官的哪个不这样?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正常啊”!最后,赵书记给自己下了一段总结性的评语:
“我认为,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腐败居然可以分成“暴力”与“温和”两种,这个说法的确新奇,那么腐败与否是不是也有界定的新标准呢?答案是肯定的。
面对受贿的指控,对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振振有词的辩白,有时候自己收了别人的钱,但并未替对方谋取利益,因此不算受贿,只是“礼尚往来”。呜呼!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正所谓“盗亦有道”。反观中共官员,竟然只收钱,不办事,堕落得简直“惨无人道”了!难怪《小康》杂志近期针对中国各行业诚信度所做的调查显示,老百姓宁可相信妓女,也不相信官员。其实,无论这项调查是否可信,对性工作者都是一种侮辱——即便拿这些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官员同骗子、强盗比较,后者也更加诚实,而前者,无疑枉称了“公仆”的名号。
若非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赶尽杀绝,中共一般是不会将自己的同志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治病救人的原则没有错,但与此同时,惩前毖后,从腐败分子身上汲取教训,防止其他同志再犯类似的错误也很重要。那么,通过上述两起腐败案件,人们又能得到什么启示呢?除去进一步了解了腐败分子“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的本质,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别的。

2012年3月28日星期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怎么回事?

为新中国六十华诞献上的一道文化盛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九月二十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来自首都的工人、农民、社区居民和进城务工者等各界代表受邀观看了演出。《复兴之路》是继《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后新中国的第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除了序《我的家园》,整台节目共分《山河祭》、《热血赋》、《创业图》、《大潮曲》、《中华颂》等五个篇章,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华民族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六十九年间探索、奋斗、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年来,已经无数次的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及,并且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官方文件里,但这个话题的内涵似乎从未得到系统阐释,而一出热闹喜庆的舞台剧显然难以完成如此重任。其实,所谓“中华民族”根本就是个虚幻的概念,不信可以问问达赖喇嘛,或者热比娅。至于“复兴”二字,顾名思义,当然要以历史作为参照。那么,今日中国究竟该复哪一朝的“兴”呢?
回到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或五代十国的状态显然有分裂国家的嫌疑,所以必须首先排除。虽说近年来内地荧屏充斥着“辫子戏”,但要“驱逐中华,恢复鞑虏”,怕只怕中共豢养的愤青们不会答应。至于元朝的“兴”要不要复,或许是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吧!由于“暴秦”太短命,可以免谈;唐太宗的血统存疑问,姑且不提。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岳飞不但不再是“民族英雄”,甚至已经成了影视作品中的“禁忌人物”,所以宋朝也是个须要“和谐”的时代,不能回去。剩下“罢黜百家”的汉朝、“特务治国”的明朝,跟钳制舆论、国保横行的当代倒有几分神似,可惜若将“党天下”重新变成“家天下”,难免产生“分赃不均”的问题。
“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于右任,《读史》。)诚哉斯言,文明史号称五千年,但哪里有中华民族可复的“兴”呢?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百多年前的中华民族是被西方列强打倒并侮辱的,而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事实上,中国人可能从未被什么人打倒,他们只是自己选择用跪着的方式生存了几千年,洋人的到来让他们见识了一种站立的、真正的“人”。从那时起,中国人耿耿于怀的屈辱感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许并非来自洋人的直接伤害,而是由两种不同生活方式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引起的。
中共建政六十年,中国走过的与其说是一条“复兴之路”,毋宁说是一条“折腾之路”。前三十年整人,后三十年捞钱。为整人,可以罔顾亲情、友谊;为捞钱,可以无视道德、法律。传统没落,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复兴的了,破除旧观念、抛弃旧体制,决绝的走上“自新之路”才是惟一的出路与正途。
必须实现民主和法治,人,才能从君臣主仆的阶级对立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否则任由明君圣主“大救星”全权掌控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老百姓只能身陷兴亡皆苦的炼狱,万劫不复。

2012年3月27日星期二

言论自由损害谁的利益?

广东省新闻办组织美、英、法、德、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一名记者赴南粤大地采访,美其名曰“世界媒体看广东”。为尽地主之谊,七月三十日下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会见了采访团并回答了部分记者的提问。谁知客人不懂客气的道理,《金融时报》的记者刚打听完陈绍基、许宗衡的案子,《明镜周刊》的记者便进一步追问:
“在中国,腐败产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中国政治缺乏言论自由?”
汪洋书记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你的问题提得很坦率,我也坦率地回答你——我不赞成你的判断。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他说,“有些你们认为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发生在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言论自由,其结果是许多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同国家对言论自由有不同的标准,我们不愿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把标准强加给我们。”
省省吧!最伟大的数学家也无法在“强奸”与“做爱”之间画上等号,给“文化大革命”粘贴“自由”的标签就能玷污民主的价值,粉饰文革的罪恶吗?偷梁换柱式的诡辩根本不值得批驳,要说汪洋书记的回答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中国,言论自由到底损害谁的利益?
提到利益,自然跟钱脱不了关系。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可以选择“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作为突破口。新老干部之所以不能“齐步走”,帮闲的作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将官员的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统统公之于众,会引起群众震惊,也势必遭到问题官员的抵制和反对,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社会震荡”。作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做出的一份调查报告统计,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资产(不包括境外资产)超过一亿元的共三千二百二十人,其中两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弟,他们拥有的资产总额超过两万零四百五十亿元。虽然人民网紧急“辟谣”,称这组“虚假数据”是“以讹传讹”的,但宣传部门删除网上有关报道与评论的连串动作,显然难逃此地无银的嫌疑。至于同样流传在网上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共太子党及高干子弟名单和相应官职,莫非也是谣言不成?
官员公布财产,社会便可能动乱,民众拥有自由,岂不是国将不国了吗?当统治集团成功的绑架了整个国家,百分之九十七的官员反对“阳光法案”就不单是保护“个人隐私”,而且是维护国家利益了。因此,任何针对当权者的“大鸣大放”轻则涉嫌诽谤,重则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遭遇跨省追捕的网民如此,刘晓波、谭作人亦如是。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党政干部隐瞒身家财产,不用一串串天文数字刺激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心脏病患者的神经,未尝不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毕竟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正是“以人为本”。另一方面,限制民众的自由而不致损害党政干部的利益,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二者相辅相成,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局面安定团结”的招牌下,权贵资本贪婪扩张,腐败政权苟且偷安。所谓“中国模式”的真相不过尔耳,有什么值得宣扬与称道的呢?

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无足轻重的“老同志”

老同志的谈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在网络间广泛流传,引得众人捕风捉影、议论纷纷,连中共当局也跟着坐立不安、心神不宁。结果还是中通社沉不住气,跳出个“言力”写了篇《伪造出来的伦理》,声称所谓“老同志”纯属子虚乌有。可笑的是,老同志的谈话没署名,言力的文章也未透露否认此事的老领导的姓名。那么,“某某人的谈话不是某某人说的”,这种类似“屁话”的辟谣能否证明“建立现代政党制度”,“实行军队国有化”等政治伦理统统是“伪造出来的伦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其实,老同志的谈话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并不重要,问题是中共执政六十年,的确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可惜普罗大众热烈欢迎党内出现持不同意见的老同志,怎么看,都是罹患“政治幼稚病”的表现。无论高层是否发生了变化与分化,也无论这种变化与分化是否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必须警惕,“青天意识”之于政治,既是种惰性,更是种奴性!
老同志是不可信任的!假如老同志的这番谈话的确发自肺腑,恰恰证明曾经位高权重的他是个隐藏在党内多年,“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即便和愚忠的党徒相比,他的人品也有问题——充其量跟在资本主义社会鬼混,却口口声声“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的理念”的薄瓜瓜之流是一路货色。
二十年前,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赵紫阳说过一句名言,“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二十年后,行将就木的老同志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连空谈都要匿名呢?尽管老同志坦承,“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但绝不能因此认定,其具有深刻的反省意识。在其位,谋其政。理论讲得呱呱叫,当权时却不曾践行过万分之一,谈笑间便想给自己暗淡的政治生涯画上条光彩照人的尾巴,怕只怕历史不会像老百姓一般良善可欺!
有没有老同志?老同志爱谁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实现中国的民主进步,归根到底靠的是觉悟的老百姓,而不是无足轻重,莫须有的“老同志”的反省。

2012年3月25日星期日

老百姓告洋状

由于在信访工作中创立了“两查一访一满意”的机制,受到中央政法委充分肯定的河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民日前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民在线交流工作经验。在回答某网友“截访是否合法”的提问时,李新民表示,“截访是不允许的,中央多次强调不允许截访。群众上访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渠道应该是畅通的。就是我们信访部门也好,我们的政法机关也好,包括我们的政府都应该认真接待群众的上访”。不过话锋一转,李书记补充说:
“这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到北京来,就是群众所说的告洋状,到大使馆的地方聚众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是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有问题可以到信访部门去,但是不允许告洋状。”
“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的古训,倘若不是到了走投无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中国老百姓怎么会去告洋状?还是先来看看中共当局究竟是如何“认真接待群众的上访”的吧!罄竹难书的罪恶无法一一细述,安徽姑娘李蕊蕊进京上访,却在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中惨遭“看守”强奸,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起人神共愤的案件。须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黑监狱”的聚源宾馆恰恰与河南省桐柏县驻京机构有着特殊的“业务关系”,所以,李书记或许应将李姑娘的遭遇在“两查一访一满意”的功劳簿上浓墨重彩的记录一笔。
告洋状没问题,关键是有用吗?
虽然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害怕中国百姓的说法自清朝末年便流传开来,但事实上,三者间类似“石头”、“剪刀”、“布”般循环相克的关系并不存在。况且,就算官真的害怕洋人,他们也可以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加以反制,否则怎么会有“义和团”与“愤青”呢?舍得一身剐的老百姓没有在淫威下屈服,非但“乱说乱动”不老实,甚或要制造“国际影响”,一贯标榜“伟光正”的中共当然会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可惜神鬼怕恶人,鬼子头上顶“洋”字一样拿这群“唯物主义者”没办法。恼羞成怒的中共不许老百姓告洋状,说穿了不是怕洋人,只是怕丢脸而已,毕竟中国人最爱的就是“面子”。为了保全面子,中共可以对访民用尽种种见不得人的打压手段,但绝不会改弦更张,从体制出发解决问题,因为当权者的脑袋已经在专制文化的“酱缸”里浸泡了几千年!
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不分立的现状导致许多原本可以在司法体系内化解的矛盾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于是上访就成了老百姓寻求公权力救济的最后手段。为了声援许志永和他创办的“公盟”,不平则鸣的郑咏欣同学给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其实这也是“越级上访”的一种特殊形式。可即便温总理能够积极回应,把许志永从看守所里放出来,那也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人治的胜利。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右派分子当年的遭遇不正是如此吗?上访者今天的追求,并没有更高级的意义。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专业户”都有精神病,北大“叫兽”孙东东说得没错——要不是疯了,中国人怎么可能偏执的相信,那个迫害自己的党和政府同样会还给自己一个公道呢?上访无用,告洋状也白搭,“党疼国爱”的鬼话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幻觉。在欠缺法治的社会里,老百姓只能充当权力怪兽的掌中玩物,翻手为云覆手雨,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实。

2012年3月24日星期六

奴才的抗议

为抗议第五十八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有关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贾樟柯、唐晓白等内地及香港导演决定撤回影片、退出影展。虽然制片方明确表示,此举与中国政府无关,只是公司与导演的决定,但即便排除利益的权衡算计,剩下的抵制理由也相当愚蠢荒唐。贾樟柯在致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一封信中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多数死难者家属都认为,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对这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别人这么认为,你就跟着这么认为吗?你的脑袋究竟是用来思考,还是用来养鱼的呢?如果脑袋真的不灵光,或许有必要提醒贾樟柯注意下列事项:
达赖喇嘛拥有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城市钥匙,获得过美国国会金质奖章;他曾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讲,受到过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接见;他是巴黎的荣誉市民,也受到过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接见;他是罗马和威尼斯的荣誉市民,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曾诬蔑中国“把孩子煮了做肥料”……此外,理查·基尔、莎朗·斯通、米亚·法罗……好莱坞不乏“反华分子”,而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展映过的,刻意“丑化中国人形象”的影片更是不胜枚举——《小武》又算不算其中之一呢?当然,艺术和政治无关,抵制与否是个人的自由,旁人不便置喙,问题是今后到底该怎样对待奥斯卡金像奖,以及柏林金熊奖、戛纳金棕榈奖、威尼斯金狮奖呢?是一视同仁,还是厚此薄彼,但愿贾樟柯不要让那些此番为其鼓掌喝彩的人失望才好。
贾樟柯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我们认为和热比娅同时出现在充满政治意味的墨尔本影展上,于我们的个人感情和行为底线是不能接受的,是不合适的。因此,公司西河星汇全体一致决定采取退出影展的方法以表达我们个人的态度和立场”。若说贾樟柯抵制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是一种政治投机,难免有诛心之论的嫌疑,可《小武》、《站台》被当局禁映的时候,他的“个人感情和行为底线”怎么就接受了,他怎么就没有表达“个人的态度和立场”呢?一个自身权利受到侵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屁民”,突然高调的跳出来,怎能不令人怀疑其背后的动机?这种廉价的抗议,不过是一场撒娇式的“爱国表演”而已!
上梁山,为招安。中国有太多的“文艺工作者”在没有获得党的青睐以前,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异议人士”,跟洋人骗名骗利,甚至仅仅混吃混喝。可一旦有机会从“下水道”爬出来,走上“红地毯”,他们又纷纷争先恐后的摆出忠君爱国的架势,殊不知暴露的却是中国人谄媚权贵的劣根性!去年,几个画家因为法国人对待北京奥运会的态度抵制了一场美展;今年,几个导演因为澳大利亚人对待热比娅的态度抵制了一场影展。中国可以说“不”,因为中国奴才辈出!
看到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张艺谋肯定很欣慰。贾樟柯不但执导了关于上海世博会的大型纪录片《上海传奇》,他还入选了二○一○年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创意团队,二○一一年,深圳大运会的开闭幕式同样在等待着他呢!虽然已经贵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可成龙,并不孤独。

2012年3月23日星期五

贪官死不易,百姓生更难

中国是个有死刑的国家,《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至于犯受贿罪的,则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比照上述条款之规定进行处罚。
日前,因为利用职权,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一点九五亿余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其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十万乘以十,受贿一百万算不算“情节特别严重”?假如一百万可以枪毙一次,应该被打成马蜂窝的罪犯却被判了死缓,原因仅仅是陈同海具有所谓的自首情节和认罪悔罪的表现。法院的说辞难以服众,不过一个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帖子对此判决做出了最好的解释。
帖子图文并茂的介绍了中石化总部大楼内一盏价值一千两百万的吊灯,由于昂贵得出奇,民众将之戏称为“神灯”。虽然中石化方面已经否认了这个消息,但八成事涉“国家机密”,相关人员并未透露那盏吊灯的具体价格。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重点在于,就算那盏吊灯真值一千两百万,换算一下,身为堂堂中石化的董事长,陈同海不就相当于收受了别人十几盏吊灯吗?为了一堆光怪陆离的玻璃就要请人吃“花生米”,愤愤不平的民众莫非把陈同海这位“太子”(其父陈伟达曾任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党委副书记等要职)当成了阶级敌人、“严打”对象?事实上,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类经济犯罪的数额也跟着水涨船高,当代中国,贪官污吏找死早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反观普通百姓,纵然与世无争,只求平安的过活却也有相当的难度。
凭借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地表岩壁的渗水,七月十二日,在贵州省晴隆县新桥煤矿透水事故发生整整二十五天,即六百零四小时之后,王圈杰、王矿伟、赵卫星等三名中国矿工奇迹般的获救生还了。他们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听到这个好消息,月初才在山西的矿井中跟矿工共进午餐的温家宝会不会再度热泪盈眶呢?要说中国人惟有依靠奇迹才能生存下去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为了生存,中国人可以承受其他人类无法忍耐的艰辛与苦难则是不争的事实。
宦海浮沉的孟学农七月七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首题为《心在哪里安放》的抒情诗,其实各级党政干部无论在不在位、腐没腐败都大可将心安然的放在肚子里。杞人之忧不必有,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有吃有喝,中国人就肯定会倍加珍惜眼前这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共产党的好时光来日方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预言,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党保佑贪官污吏不死,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现实无望不可怕,智慧无穷的中国人总能找到生活下去的理由,快乐起来的方法,正如那句谶语所言:
“中国本来就是矛盾(毛邓)社会,化(华)解不了,胡搞几年,照(赵)样不行,只好将(江)就一下,再胡搞几年,也就习以为常了。”

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

爱国的话语权

七·一游行分两场,早上庆回归,下午争普选,同时雷曼苦主、菜园村民、彩虹同志、性工作者、少数族裔、外籍劳工、网络“草民”、动物保护人士、智障学生及家长,甚或政府公务员也一道上街,发出各自的呼声,争取相关的权益。香港市民用行动证明,“团结、自强”是民主的保证,尽管问题重重,自由的香港仍不失为一个“和谐社会”。然而部分当地媒体厚此薄彼,只把前一场游行称做“爱国爱港”,实在偏颇得可以。
事实上,别有用心的人一直将香港的政治势力简单的划分成“爱国”与“民主”两派。他们的意思究竟是民主派不爱国,还是爱国派反民主,并且影射中国政府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府,外人不便妄加猜测。可透过现象看本质,人们也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
民主派是否丧失了爱国的话语权?
给反对派扣帽子是中共惯用的伎俩,对此,艺术家艾未未有一段精彩却无奈的论述:
“强奸被人抓住了,就说是反华;孩子压死了,问房子的质量,也是反华;食品中毒被曝光了是反华;打打杀杀欺压百姓被上访,也还是反华;卖孩子、卖艾滋血、黑煤窑、假新闻、司法犯法、贪污腐败、违宪侵权、网络驴霸,只要是说到你的问题就是反华。谁要是不反华那还是个人吗?”
对祸国殃民的政府无原则的效忠拥护是“爱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表示抗议、进行抗争就是“反共”、“反华”、“不爱国”,这是哪门子的歪理邪说?
日前,一群乌合之众(其自称不是“组织”)发表了《香港再出发宣言》,标榜自己的价值是“爱国爱港”,但细读文本便会发现,他们根本分不清“国家”与“政权”的概念——“爱国就是爱实质上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政权”(《香港再出发宣言》)。把爱国等同于爱政府,甚而爱执政党,不是“脑残”,就是装傻。打个话糙理不糙的比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爱国绝不等于爱党,正如爱自己的老婆不等于爱丈母娘,虽然没有丈母娘就没有你老婆。这是常识!
以香港为例,既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争取双普选的民主权利当然是港人爱港的具体表现。反之,爱港不是爱特首,不是被特首代表了还洋洋得意,以为沾了点官气自己就成了特区的主人翁。推而广之,爱国切忌空谈,更不可搞错爱的对象,要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不是“政权”!)的总和,与当权者无关!
从英国的殖民地到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闷声发财,一心过好小日子的香港市民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政治权利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从六·四到七·一,尤为可喜的是,香港的民主抗争已经跟大陆的维权运动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自由引导人民,香港市民引导大陆百姓。香港无须再出发——香港一直在前进!

2012年3月21日星期三

共产党员有几个?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八十八周年了,根据官方统计,这个全世界最庞大的政治组织拥有七千四百多万名党员。然而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吗?有没有“注水”的嫌疑呢?
《圣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因为上帝的信徒很多,可中共的党员也不少,《共产党宣言》一年又能卖掉几本呢?在一次访谈中,连李讷也承认自己并没有完整阅读过父亲的著作——《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遑论普通的党员。随便抓个党员问问,他能言简意赅的告诉你什么是共产主义吗?回答“共产共妻”可不算噢!虽然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党八股”既没有理论价值,也缺乏现实意义,但千万不要忘记,“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可是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每个党员必须履行的天字第一号义务。不学无术,信仰从何而来?信仰不存,广大群众又为什么争先恐后的入党?
“三陪小姐入了党,眼泪汪汪谈感想。以前天天给党入,如今俺也入了党。”
上面的段子一语道破玄机。不入党就要为党服务,入了党则可以“为人民(所)服务”,这便是广大群众踊跃入党的根本原因。除了几个作为“装饰品”的所谓“民主党派人士”,在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度,入党的未必能当官,当官的却肯定是党员。可惜官员不是公务员,他们心中惟有私利至上,毫无公益概念。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有句名言,“权力是没有灵魂的”,而大权独揽的中共恰恰由一群既无信仰,也无灵魂的人组成。
为了政权稳固、社会和谐,他们可以强奸司法,因言治罪;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可以官商勾结,强征土地、强拆民宅;他们可以一边宣扬爱国主义,煽动民族情绪,一边把妻儿财产统统转移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只留下孤家寡人“裸体做官”;他们可以一边“嫖宿幼女”、“异性洗浴”,一边打着“花季护航”的旗号,使用“绿坝”之类的“间谍软件”监控网民、封锁网络……
种种不堪的现实充分说明,能够在从政为官的过程中体现些微的人性已是苍生的万幸,用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实在是痴人说梦般的奢望。婊子还要立牌坊,挂羊头却在卖狗肉,且看党章是怎样讲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中国共产党章程》)。对照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真叫人禁不住问一句:
共产党员多乎哉?
不多也。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充其量也就是“一小撮”。
或许有人认为,至少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抱歉,个人觉得,跟一件棉袄穿十年,见了灾民就流泪的温家宝一样,与其称之为党员,毋宁说他们是一群伟大的演员更加名副其实。否则,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怎么会上演一幕幕离奇的故事?

2012年3月20日星期二

吴小庸与罗京

对“六·四事件”的历史了解不多,所以趁着二十周年纪念的机会,粗略的补了补课。或许诚如马英九先生所言,“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史不绝书,中外皆然”,因此那些渐渐远去的杀戮与血腥、激情和梦想并未令人产生特别的感动。惟一的例外,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播音员吴小庸冒着生命危险,于六月四日清晨向全世界报道了事件的真相: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装甲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装甲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轧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地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尽管述说的是希望的幻灭、人间的悲剧,但同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一样,这篇充满正义力量,闪耀人性光芒的广播稿无疑是二十世纪人类发出的最伟大的声音,值得每个中国人铭记。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二十年后的六月五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播音员罗京病逝了。不知道这位从一九八三年便开始主持“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在一九八九年有过怎样的表现,也不想知道——愿死者安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比自己的同事薛飞、杜宪更懂得“政治正确”,“与党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性,否则他绝对混不到今天“国嘴”加“国脸”的地步。
由于罗京的死亡时间——“六点四十分”太过敏感,当局决定让他多“活”二十五分钟,所以在官方最终公布的生平中,他死于“七点零五分”。为党撒了一辈子的谎,到头来连自己的死亡时间也变成了谎言,这真是“黑色幽默”的事件。然而在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上,一只“肉喇叭”的永久沉默,居然赢得了比重庆山体崩塌,八十多人被埋,成都公交失火,二十余人罹难更多的关注和悼念,这实在是双重的悲哀。
一个罗京死了,千万个罗京仍然坚守在党的宣传战线上,继续编织着“社会和谐”、“大国崛起”的黄粱梦境,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人们沉醉其中,似乎也很受用。今夜,新闻依旧联播,谎言依旧联播……

2012年3月19日星期一

为党喝彩的人

凭借《为墨西哥航班如期抵达上海喝彩》这篇无耻的马屁文章,新华网评论员(“高级五毛”)亦菲暴得大名。通过对其文集的深入学习、认真领会,网民最终送给此人一个“喝彩党党魁”的雅号。别误会,中共并没有开放党禁,“喝彩党”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其存在的惟一目的便是为党国的事业喝彩。至于“党魁”,亦菲同志绝对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倘若不信,来来先下下方看(据不完全统计,但完全出自亦菲的手笔):
《为坊间语言入政府工作报告喝彩》、《为“世界第一坝”简庆喝彩》、《为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喝彩》、《为“没有零就业家庭”喝彩!》、《为“抛头露面”的十七大代表喝彩》、《为毛家第三代无意“政治”喝彩》、《为政协民主监督“精品意识”喝彩》、《为刘淇的定力喝彩》、《为省委书记的“探索观”喝彩!》、《为中南海的“问计”喝彩》、《为五星红旗“飘扬”太空喝彩!》、《为外交部发言人幽默回答“鞋袭”问题喝彩!》、《为〈资本论〉搬上舞台喝彩》……
一声喝彩就是一记马屁,响则响矣,可惜没有半点创意,不知躺在水晶棺里的毛主席听了会不会跳出来骂娘。早在延安住窑洞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做过《反对党八股》的演讲,称这类文章“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跟那些不学无术、吃喝嫖赌的官员相比,身为局级干部的亦菲同志如此热衷时事评论的写作,真可谓“讲学习”又“讲政治”了,而且他还获得过新华网“二○○七年度优秀网评人”的“光荣称号”呢!不过晃晃这半瓶墨水,着实叫人替中共的前途担忧,后继乏人,“一蟹不如一蟹”啊!
理屈所以词穷,声声“喝彩”恰恰说明中共没干过几件真正值得称道的事情。或许不该过分挑剔亦菲的文笔——面对今日中国的种种怪现状,纵然“诗仙”太白再世,只怕他手中的椽笔也无法开出鲜艳的花朵。

2012年3月18日星期日

偏激的情绪缘于选择性记忆

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南京!》正在各地热映,围绕该片的种种评论纷繁复杂、褒贬不一,而电影之外的故事更叫人啼笑皆非。据说在电影院里,有个不知好歹的年轻人看到银幕上的日本鬼子把中国妇女压在身下,禁不住发出了笑声,结果被身后的“爱国之士”饱以老拳。没有嗜痂之癖,怎会对历史的伤疤甘之如饴,并且从中找到现时的乐趣?不过既然这是个被管得很舒服,做鬼也幸福的“病态民族”,似乎一切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当然,看过这部电影的中国人大都会感到沉重、悲痛,甚至义愤填膺。有的小朋友走出电影院,会高喊一声“打倒狗日的日本”,还立志长大后当将军,对日本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然而这种看似“正常”的情绪,恰恰是这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值得警惕的原因——不是电影本身的问题,因为即便导演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拍得足够客观、真实,但对于一群心态狭隘、情绪偏激的观众来说,最终收获的仍然是仇恨的恶果。
不是替日本人辩护,更没有否定历史的意思,但张口“南京大屠杀”,闭口“三十万遇难同胞”,那么关于这段屈辱的历史,中国的诸位所依据的知识究竟来自何处?是那本对“大跃进”语焉不详,对“文化大革命”闪烁其词,对“六·四事件”绝口不提的教科书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惜酷爱给日本人上历史课的中国人活像个当众便溺的无赖,自己的裤子还没提起来,居然指责随地吐痰的人没有公德。这种感觉滑稽有余,却不免少了些义正词严的底气。
可以对几千万同胞死于“人造饥荒”无动于衷,可以对天安门前的殷殷血迹视而不见,甚至可以装傻扮痴,拿无知当无畏,对罪恶与悲剧的肇因提出无耻的异议。爱国愤青的反日情绪是真实的,但他们的民族情感丝毫也不真诚!如果铭记历史只为传播仇恨,这种记忆是否还有意义?如果中国人民的感情只是建立在选择性记忆的基础上,这种“选择性的感情”是否值得尊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更敢于探究历史的真相!全面的了解历史,人类才会变得宽容、懂得反思,并从反思中汲取进步的智慧与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全世界都对不起中国的迷思,不再自以为清白无辜——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才会明白,须要反对的不是什么人,而是罪恶本身。否则一旦碰触了那根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便喊打喊杀,岂不是要连自己也消灭干净才能化解心头的仇恨吗?毕竟古往今来,伤害中国人最深重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啊!

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

“功夫熊猫”打哈欠

“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须要管的。”
“功夫熊猫”一张嘴,果然是“国宝”的口气。就凭这等政治觉悟,中共将鸟巢“处子秀”的机会赏给成龙,也算慧眼识人了。可惜八面玲珑的人物同样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成龙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其实还有下半截呢!
“我要买个电视机,我买什么?我一定买日本的——中国的会爆炸!”
这话长倭寇威风,灭中华锐气,严重伤害了广大愤青的感情。不过成龙也有苦衷,毕竟中国“一些偷鸡摸狗的人”,的确干出了“把不该加的东西添加到奶粉内”的丑事。当然,成龙批评奸商,多少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嫌疑。他生产有毒的食品,你发表有害的言论——有毒的食品伤害身体,有害的言论蛊惑人心,乌鸦落在猪身上,究竟哪一个更黑呢?都说“钱难挣,屎难吃”,其实在欠缺法治的中国,只要丢掉羞耻之心,学会造假和撒谎,挣钱是非常容易的事。
针对成龙的言论,反唇相讥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黄伟哲表示,如果成龙真的这么想被管,他与妻子林凤娇、儿子房祖名就该搬到中国去,让共产党好好管一管。此言差矣!事实上,越是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华人才会越发的爱国,因为在这个前提下,爱什么样的国,把国爱成什么样,对他们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看看“自由世界”里中宣部鞭长莫及的华文媒体,为了获得国企施舍的些许“广告费”,哪家没学会装聋作哑、颠倒黑白,家丑不外扬的“爱国主义”?成龙与之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有钱能使鬼推磨,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屡试不爽。向欧洲派出一支政府采购团,就能让萨科齐忘记西藏在什么地方;向台湾派出几支宝岛旅游团,就能让马英九忘记“六·四”是什么日子……通过剥削廉价劳动力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积累财富,再运用掌握的庞大资源腐蚀普世的价值体系和是非观念,这便是“大国崛起”的逻辑!从俯首称臣的萨科齐,到摇尾乞怜的马英九,再加上一个胡言乱语的成龙,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各个击破,谁能独善其身?

2012年3月16日星期五

一场游戏一场梦之梦魇时分

不知是不是为了报答中共不惜血本办奥运的奉献精神,三月二十六日,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从明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开始,奥运火炬将不再进行环球传递。如此,北京奥运又添一项“绝后”纪录,着实可喜可贺。
一九三六年,为了宣扬国威,将高贵的希腊精神注入纳粹哲学,德国人发明了奥运火炬传递这个洋玩意。结果一贯反对全盘西化,视普世价值为寇仇的中共不但薪火相传,而且发扬光大,火炬变成了“圣火”,传递过程更是登峰造极,达到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完美境界”。
北京奥运“圣火”遭遇西方世界普遍抵制,为保平安,整个传递过程神出鬼没,宛若游击,是为“更快”;不顾藏人感情(或许他们的感情比中国人民的坚强,不易受到“严重伤害”吧!)强登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是为“更高”;“蓝衣特务”功夫高强,一次次挫败“反华分子”抢夺“圣火”的卑鄙伎俩,是为“更强”。
柏林奥运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虽然成功,但也加剧了法西斯主义的自我膨胀,并最终将纳粹德国推上了与世界为敌的不归路。
尽管中共反对将奥运政治化,反对将北京奥运同柏林奥运进行类比,但无可否认,二者具有诸多神似之处。众所周知,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所以受到民主国家的抵制,原因之一便是中共对待藏人的政策不够公正。北京奥运无疑也是成功的,至少从所获金牌的数量上讲,是这样,但据英国广播公司今年二月公布的一项全球民调显示,经过二○○八年,中国的国际形象首次由正面转为负面,两者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三十九和百分之四十。
一场游戏一场梦,从纳粹德国开始,到共产中国结束,奥运火炬传递这场游戏终于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今日之中国恰似往昔之德国,正沉溺于后奥运时代民族主义高涨的精神梦魇中。历史悲剧会否重演,人们只能在不安中拭目以待。

2012年3月15日星期四

会堂不是秀场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的服装很花哨。随着“两会”的隆重召开,盛大的民族服装秀又一次如期上演。民族特色的服装兼具鲜明的地域特点,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来自五湖四海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委员心中冷暖自知,表面上却要合演一出“环球同此凉热”的大戏,是演技高超,还是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央空调”性能微妙,鬼才知道。
少数民族的代表委员盛装与会,初衷很好,既直观体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团结,少数民族跟汉族一样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又可以在境内外媒体面前展示民族风情、宣传民族文化,何乐而不为呢?再说穿戴得花枝招展、环佩丁当,活跃会场气氛之余,保不准还能有效防止其他日理万机的代表委员发生打瞌睡的状况。惟一令人遗憾的是,民主秀,秀和谐,结果却欲彰弥盖。君不见,奥运会开幕式上,那群身着民族服装,簇拥着国旗步入鸟巢体育场的孩子统统是汉族小朋友扮演的吗?
如果作秀能够成就民主、促进和谐,恐怕大洋彼岸那个移民国家的众参两院开会,议员们非得日裔的穿和服,华裔的穿唐装,非洲裔的腰间挂一片树叶,土著印第安人头上插几根羽毛……大伙才能维护选民的权益,维护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维护“美国式的自由”。
不错,服装能够反映人的精神风貌,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但寻寻觅觅寻不到,一个穿工装裤或扎白手巾的代表委员,被代表了的老百姓难免心生疑惑:
莫非这一小撮先富起来的代表委员不再代表工农了?
“两会”时节,除了占据官方媒体的代表委员,其实还有一个看不到他们身影,听不到他们声音的群体同样会聚在首都北京。这便是成千上万最具中国特色的“访民”!
一边是反映民意、倾听民声的政治秀,另一边则布下天罗地网,大肆逮捕上访民众。什么时候能给忙碌如刘翔一般的代表委员放个假,把这些上访民众请进人民大会堂,聆听他们的遭遇和意见,解决他们的困难与问题,中国或许就真的进步了。但,这可能吗?
当然可能,在访民们的梦里!

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活腻了的和尚

藏历新年刚过,二月二十七日,由于寺管会取消了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的祈愿法会,该寺青年僧人扎白当街引火自焚。军警赶来连开三枪,扎白倒地后被警方带走,至今生死不明。
据说今年是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第五十个年头,值得纪念与庆祝。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藏人的抗争从未停止,甚或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究竟是为什么?
去年拉萨“三·一四”事件发生后,许多汉人在网上留言表达自己的愤怒与困惑。他们不明白,接受着内地的大量援助,享受着倾斜的民族政策,藏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对于“做稳了奴隶”,并且打算永远做下去的人(姑且称之为“人”吧)来说,他们是不会抱怨主子只给自己一个馒头的,他们恨的是,那些能够得到两个馒头的奴隶居然还要追求自由!这不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吗?这不是破坏安定团结,影响社会和谐吗?
中共可能同样不解,为什么自己付出了那么多,藏民还是不快乐。须知包二奶不是爱情!你给二奶穿裘皮、戴珠宝,她仍然是笼中的金丝鸟,是没有自由的玩物,她会真正快乐吗?傲慢的中共应该读一读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即便你们真的解放了谁,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时时刻刻感恩戴德。“三月二十八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算达赖喇嘛是危害国家统一的“敌人”,但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藏民信奉的尊者称为“披着袈裟的豺狼”,中共丧失的不仅是文明人最基本的教养与礼貌,同时也暴露了其为藏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赤裸裸的利诱和收买,此间没有丝毫的尊重与真诚。
出家人不该杀生害命,包括自己的生命。然而就在自焚僧人扎白所在的格尔登寺,去年便有两位僧人相继自杀身亡。三十二岁的僧人洛桑金巴在遗书中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二十九岁的盲僧人图松在自杀前对家人说,“这样的日子不要说有眼睛的你们受不了,连我这个瞎了眼的人也受不了”。这些藏族僧人内心的想法,恐怕只能用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话来形容:
“纵做鬼,也幸福。”
不明真相的群众曾经对王副主席大张挞伐,他们不知道,其实兆山同志是隐藏在党组织内的卧底——生活在“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却口口声声“纵做鬼,也幸福”,这不是暗示活着的人生不如死吗?这不是对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毒攻击是什么?
当然,将“别有用心”的词句献给视死如归的僧人或许并不合适,而藏人身上和胸中的火焰又令人无言以对,只好借花献佛,为扎白抄两句已故诗人骆一禾的句子,“愿他此去英武,愿他在这条大道上一路平安”。

2012年3月13日星期二

人民有没有幸灾乐祸的权利?

元宵夜放烟花,央视新建的配楼莫名被付之一炬。当晚,有关部门迅速下发“一级”通知,要求各网站在报道该新闻时“只用新华社通稿,不发图片、视频,不作深度报道;只放国内新闻区,关闭跟帖,自然滚动,论坛博客不置顶,不推荐”。事实证明此举相当明智,然而好端端一幢大楼,几十亿的人民币转瞬间灰飞烟灭,广大网民居然表现得极度幸灾乐祸,究竟是何道理?
作为中共的喉舌,遗憾的是,维持央视运转的并不是党费,而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千万别说央视节目覆盖广泛,完全有能力自负盈亏——其所谓高收视率根本就是建立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垄断基础之上。可纳税人又从这家垄断机构得到了什么回报呢?
颠倒黑白、粉饰太平!
非典期间的谎言,毒奶事件的隐瞒,以央视为代表的宣传机器给国民造成的损失何止亿计?逝去的生命又岂是金钱所能衡量?几十亿的大楼、上百万的烟花,说盖就盖,想放就放,当然更不会征询纳税人的意见。有什么意见吗?不盖楼、不放烟花,省下的钱就会用于纳税人的养老、医疗和教育,就不会被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鲸吞蚕食?维权意识的薄弱,或者更准确的说,维权能力的薄弱令中国人普遍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纳税人既然做不了国家财政的主,恐怕也只能假央视之手,以精神胜利法放自己的烟花烧自己的楼,自娱自乐,何罪之有?
面对央视,人民没有追索真相、拒绝洗脑的权利!“新闻联播”,所谓“联播”,就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渗入每个毛孔的“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谐”与“不折腾”,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晚七点风雨无阻的“伟大、光荣、正确”,“从胜利走向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付“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不可告人”的“一小撮”,央视当然另有一套说辞,不过咒念多了难免应验一回,可惜落在自己头上的是这么一句:
“玩火者必自焚!”
哈哈……

2012年3月12日星期一

何谓“真实的中国”?

温家宝于剑桥演讲遭人掷鞋抗议,虽然当场怒斥对方伎俩卑鄙,但据官媒报道,日前其又通过驻英大使表示,“对青年学生还是以教育为主,希望校方给他继续学习的机会”(瞧这话说的,仿佛剑桥真要开除人家似的),并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希望该学生正视错误,用发展的眼光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大国总理有大度,值得赞赏,但何谓“真实的中国”的确费人思量。
众所周知,去年西藏发生骚乱之际,由于没有自己的记者在场,西方媒体发表了一些不实的报道,引起中国民众强烈反弹,是所谓“做人不能太CNN”。此后,但凡遭遇外界批评,中共便一律以“到没到过中国,了不了解真实的中国”反诘之,似乎没吃过屎的人就没资格说屎臭。
且不论西方媒体来到中国有没有采访的自由,即便有,什么又是真实的中国?
地震废墟前的温家宝和孩子被“豆腐渣校舍”掩埋的父母流下的,是不是一样真实的眼泪?真实的中国是帮助毒奶粉受害儿童免费治疗的中国,还是为了奥运的舆论和谐,封锁消息致使更多孩子遭受戕害的中国?上海的陆家嘴与宁夏的西海固,哪里更能代表真实的中国?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中国,中国人的内心却很少有人了解。亨利·米勒曾经说过,“如果你足够长久地在这深渊的边缘不断保持平衡,你就会变得十分内行;无论怎么推你,你总能恢复平衡。处于不断的平衡中,我发展了一种极度的快乐,可以说,一种不自然的快乐。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懂得这一句话的意义——犹太人与中国人”(《南回归线》)。
如果了解是批评的基础,中国政府批评西方世界倒真是底气十足——哪位中共的高官没有公费“考察”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堕落?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些官员为什么硬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流放”到那种“不堪”的社会,这些高官的子女身在异乡又为什么痴痴的爱恋着“宝宝”与祖国?只有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你才能了解真实的中国——只有了解了真实的中国,你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其中奥妙不足为外人道,否则便有泄露国家秘密之虞。

2012年3月11日星期日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马英九的无能连对岸的国台办都看不下去了,九月七日,在第三届“海峡西岸经济区论坛”上,王毅主任受权宣布了大陆方面为便利两岸同胞往来而采取的五项新举措。中国评论新闻网为此发表社论,分析相关政策发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全部都是经济民生内容,与政党政治无关。二,全部都是以有利台湾经济发展为主的,以台湾人民的利益优先。三,全部都是马英九、国民党执政最需要、最有用的措施。”
似乎有必要提醒一下马英九先生,大陆地区今年初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冰雪侵袭,随后又遭受了一场世纪罕见的地震灾害,接着还办了一届“期盼百年”的奥运会——据说奥运会耗资巨大,至于到底有多巨大,小老百姓是没权利知道的,所以也没办法告诉你,抱歉了。当然,伟大的二○○八年还没过完,接下来有什么“好戏”上演恐怕只有天晓得。
中共推出什么样的统战政策是其予取予求的权力,但接不接受是你的。有了上面的提醒,希望马英九先生能够好自为之。
从马英九先生不同时期的不同表态来看,非常令人好奇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假如你是台湾人,希望你做一个有骨气的,不要轻易接受“毒苹果”的诱惑;假如你是中国人,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不要用大陆人民的血汗钱巩固你的个人权力;假如你今后还打算申请美国的绿卡,那么跟你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假如你坚称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希望你为两岸人民做些好事,不要像陈水扁一样腐败。一个公务人员不当接受别人的金钱是受贿;一个政府不当接受另一个政府的政策优待是什么行为?
送马英九先生八个字,祝愿你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让台湾人民继续受苦,更不要叫大陆人民跟着遭受你无能的诖误。中国政府经常用这八个字勉励遭受各种灾害的老百姓,送给困境中的你相当合适,它们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

笑看“檄文”付水流

股市熊出没,危险,新华社不得不于七月一日播发“救市檄文”——《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以下简称《通信》)予以打击。次日收盘,上证指数微涨0.13点。三日,上证指数大幅低开,在创出本轮调整新低2566.53点后,最终逆转收于2703.55点,涨51.83点。《通信》赢得了面子。
舆论总是把股民描绘成喜爱盲目投机、短期逐利,永远“不成熟、无理性”的一群,隔三差五就要喊两嗓子“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然而观察《通信》播发后两天来的市场行情,如今股民实在已经相当的成熟理性,而这恐怕也是被腰斩的股市,不幸中惟一的万幸吧!
诚如《通信》所言,“股市的运行不可能背离它所依赖的大环境,不可能脱离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股市必须在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看好的情况下,方能实现稳定健康发展。然而粮油价格的飞涨,美国经济的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危机……种种问题,无不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同步影响着中国经济。况且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巨大的通胀压力,经济的周期变化,以及不确定的奥运影响,中国经济自身也必须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大小非”解禁减持所带来的资金压力,更令证券市场无法独善其身!
海峡彼岸,宣称“‘马’上就会好”的台湾当局面对近期跌跌不休的股票指数和民意支持度,不仅推出“八大措施”,而且鼓励投入八兆保险基金进场救市。可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非但没能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反倒被媒体斥为“愚不可及”。舆论普遍担心投保者的血汗钱会被国际投机客在开放的股市中洗劫一空,更指责此举将严重干扰金融秩序,损害市场经济。再说,以全民的资金拯救部分被套牢的股民显然有失社会公平。反观大陆方面就聪明得多了,让新华社出来喊喊话,即便没有实际效果,丢面子而已,总不至于损失什么真金白银。
中国有些部门和个人就是热衷通过做报告、做批示,发表几句讲话,写张二指宽的小纸条等空洞而不规范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这么做其实对股市——对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对整个社会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通信》清楚的认识到,“一个健康的市场不应过分依赖于短期政策的刺激”,“中国股市在改革创新中向前发展,但尚未彻底抹去‘政策市’的阴影”。然而吊诡的是,《通信》本身的出现又是什么玩意投射的阴影呢?
头痛医头救不了中国股市。一纸《通信》不可能,更不应该在短期内刺激股市持续大幅上涨。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压力,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之道,也是解救股市危局的釜底抽薪之策。至于证券市场自身的建设与完善,那是另外的问题。
笑看“檄文”付水流,没有丝毫幸灾乐祸的意思,惟愿在艰难时世中保持一个好心态与广大股民共勉。

2012年3月9日星期五

穆加贝的“礼物”

手中握着伦敦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函授文凭,执政二十八年,高龄八十四岁的穆加贝总统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奇迹”。在他的统治下,津巴布韦人民如今全都成了“百万富翁”,因为一百万才是津元的最小面额。花消着最大面值为五亿的货币,承受着百分之十万以上的通货膨胀率,眼下津巴布韦最安全的地方恐怕非银行莫属——抢劫造纸厂显然更合算些!
虽然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民主投票没能选出一个新总统,但事实上其已经宣告了穆加贝政治生命的死亡。那么除了一堆骇人听闻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穆加贝还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找块石头刻上呢?
“穆式土改”
自然资源丰富,工农业水平较高的“非洲粮仓”津巴布韦之所以沦落到如今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的境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上世纪末,穆加贝政府为了在经济衰退中巩固个人权力而强制推行的激进土改计划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千五百名白人农场主占据着独立之初的津巴布韦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肥沃土地,而七百万黑人则只能在剩下的贫瘠土地上进行耕作。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状况当然须要改变!在推出一系列向黑人倾斜的社会政策的同时,穆加贝甚至比曼德拉更早提出了种族和解的主张。另一方面,前宗主国英国为了积极配合津巴布韦政府的土改政策,曾经同其达成协议,由英方出资、津方出面在“有偿”与“自愿”的原则下购买白人农场主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和退伍军人。然而由于津巴布韦政府腐败重重,在资金使用中“缺乏透明度”,一九八九年,英国不得不停止提供资金,温和的土改政策就此夭折。
一九九六年,津巴布韦政府决定用五年时间征收五百万公顷土地,分配给十一万户没有土地的家庭;二○○○年三月,数万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抢占白人农场,六月,政府启动“快车道”土改计划,九月,颁布政令强征三千零四十一个白人农场用以安置无地农民和退伍军人;二○○二年五月,津巴布韦通过一项限令两千九百名白人农场主在九十天内上缴土地的法律,八月,大约四百名白人农场主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二百七十七人则因为拒绝离开被警方逮捕……津巴布韦激进土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耕者有其田”是一幅理想中的画卷,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体制正常、分工合理的社会应当人人去耕田。广大黑人表面上渴望获得土地,其实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工作机会。把白人农场主的土地进行简单粗暴的重新分配不仅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反而彻底摧毁了津巴布韦的农业基础。朝不保夕的白人农场主自然不可能全力投入生产,而许多得到土地的无地农民和退伍军人又缺乏农业生产的技术与经验,大量土地因此荒芜。更严重的问题是,白人农场主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贫困的黑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真正参与利益瓜分的全都是穆加贝的亲信——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的高官们,分食“腐肉”的则包括证券投机客、货币贩子等。当然,这一切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历来打着“分田地”旗号的革命者谁不是这么做的呢?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津巴布韦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而那些在抢夺来的农场里替政府打工的工人们得到的薪水居然只够买一份本国发行量最大的官方报纸——《先驱报》!轰轰烈烈的土改意义究竟何在?
绝对的权力承担绝对的责任
二○○六年百分之一千;二○○七年百分之一万;二○○八年百分之十万……恶性的通货膨胀持续发展,在津巴布韦的经济领域里,目前仍然飞速运转的恐怕只剩下了印钞机和点钞机。
毫无意外,西方的制裁成了津巴布韦现状的替罪羊,但可惜这只是发生在穆加贝及其支持者、同情者口中的“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首先,欧盟停止一切对津巴布韦的军事及相关活动的援助,禁止出售和提供军警设备根本无碍民生。其次,取消总额为一点二八亿欧元的五年发展援助计划是援助方的权利,而任何国家若必须依靠国际援助解决温饱问题,首当其冲该被问责的只能是本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即便在土改进行得最为激烈的二○○二年,由于遭受严重旱灾,欧盟仍向津巴布韦提供了三千五百万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至于禁止包括穆加贝总统在内的七十二名津巴布韦政府高官入境欧盟,更是无关经济的政治姿态,况且欧盟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为了制衡美国及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去年十二月,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不得不顶住英国首相布朗拒绝与会的压力,允许穆加贝总统出席,因为该问题多次延期的第二届欧非峰会终于得以在里斯本举行——非洲国家对津巴布韦采取的则一贯是理解、支持,甚至与之共进退的态度。
被西方制裁,不等于被世界抛弃。津巴布韦政府若能反躬自省便会发现内部的问题到底多么严重。
激进土改摧毁农业生产,外资出逃引发经济动荡,印钞机无法抑制通货膨胀,铁腕管控飞涨的物价却导致不甘亏本的厂家停产,无货可售的商家关门,剩下老百姓抱着一捆捆比纸更便宜的纸币买不到任何东西……
奉行对抗逻辑的政权总喜欢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所谓的“西方”,甚或把一切说成对抗“西方”的结果,似乎问题都会变为政绩!
身为“独立英雄”、“自由斗士”,如果穆加贝总统不承认自己在二十八年的执政中无所作为,乃至胡作非为,不承认自己在同西方的斗争中是个失败者,那他又凭什么指控津巴布韦当前困局的元凶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和西方的制裁呢?
“新”总统难产
三月二十九日的总统大选同时也是津巴布韦独立以来举行的首次总统、议会和地方市政联合选举,官方对此的解释是经济困难,为了节约资源。津巴布韦宪法规定,总统选举结果必须在投票日后的一周内公布,然而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五月二日津巴布韦选举委员正式宣布的结果竟然是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赢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率为百分之四十七点九的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民革运)领袖茨万吉拉伊必须同得票率为百分之四十三点二的现任总统穆加贝进行第二轮选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与西方对抗自然不能当饭吃。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尽管得到了军队与警察的明确支持,但穆加贝显然已无法像从前那样稳操胜券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消费独立战争遗产,可以,但是,生活日益艰难的选民未必愿意埋单。否则只能说明津巴布韦人民并没有从国家的独立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与自由。
第一轮选举结束以来,津巴布韦国内暴力活动频仍,迄今已造成数十人死亡,上万人流离失所。证据显示,驱逐、拘捕,甚或限制食物供应,种种针对反对派的迫害背后都活跃着军方与情报部门的影子,就连美英等国的外交官也受到骚扰与威胁。民革运领袖茨万吉拉伊更是出于安全考虑,自三月二十九日选举之后便一直流亡国外。其间,南非爆发了严重的排外暴力活动,而暴徒们的袭击目标也主要是来自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马拉维等邻国的移民。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津巴布韦人民均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风雨飘摇中的巨轮必将沉没,船长的权力还有什么意义?津巴布韦的总统宝座如今就是一颗实实在在的烫手山芋,但对穆加贝这个八十四岁的老人来说,他也只能拼命抓住这根稻草——惟一的稻草,尽管没人能够保证这根可以救命,而不会压垮骆驼。
纵然黑人乐于分享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可若接受穆加贝的“礼物”条件是承受整个国家经济崩溃的后果,理性的选民会怎样抉择?记得二○○五年,民盟在第六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后,面对何时退休的追问,穆加贝曾经笑言,“至少等到我一百岁吧”!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可以肯定,许多津巴布韦民众是等不到那天的,因为目前他们的平均寿命还不足区区三十六岁!
面对暴力的威胁与生活的压力,手握神圣一票的津巴布韦选民在六月二十七日的第二轮选举中,究竟会自暴自弃,还是创造奇迹,救赎自己?
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世人恐怕也只能送上无谓却真诚的祝福而已。

2012年3月8日星期四

午夜的收音机

收音机里的声音越微弱、越含混,就越迷人,引得你浮想联翩,甚至对发出那声音的遥遥未知之地也产生无限的想像与向往。我极讨厌自以为是的法国人在那儿装腔作势,可无意间听了法广,我居然对人说想去法国,不料那人一句话噎得我哑口无言。
“天天听单田芳的评书,你还是在这儿老实的待着吧!”
所以法国,至今我没有去过。
法广只在清晨和黄昏播音,美国的电台则完全是黑夜的杂音。我那台既无短波频率,更未经过改装的收音机能够收到“自由亚洲”本已是个奇迹,可躺在被窝里必须伸出一条手臂握着天线,那架势真叫活受罪——夏天蚊子咬,冬天又冷得不得了。即便如此,刺刺啦啦听不了五分钟,锣鼓梆子就又会嘁咯隆咚锵咚锵——吧咯隆咚锵咚锵的敲打起来。在那些不眠的夜里,与其说我遭受了别有用心的“敌台”毒害,不如说我饱受了博大精深的民乐熏陶。
“敌台”听得我身体疲劳、心情烦躁,为了放松只好转而去听情感类的谈话节目。白天睡觉的淳子的暧昧嗓音是夜色的最佳旁白,尽管她不知道,可能更不相信自己有一个“音迷”在千里之外(我的破收音机还真是个宝!)。说到东广的“相伴到黎明”,实在是不能不提叶沙的鼎鼎大名。她那摇滚乐似的主持风格让人着迷,而三更半夜不睡觉的人打电话来找骂挨、找杠抬的性格更让人困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一场“迷幻摇滚式的对话”,那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万峰的节目从没听过,但根据江湖上盛传的语录来看,这位老师八成是个朋克,伪的,毕竟他的愤怒最终都沦为了大众的娱乐。不过这很好,夜色深沉,所有的声音都应该温柔亲切,因为有人寂寞。因为寂寞,连最滥俗的情歌也变得深情款款了。没有公德的电台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播放摇滚乐——我不跟“药厂电台”和“医院电台”讨论道德问题——“下半身”的问题基本跟道德没有关系。
当然,人生的诱惑永远在彼岸!光华电台(汉声电台“光华之声”的前身)的“生活百分百”显然并不适合厌世的人听,但一颗荒颓的心因为琬蘋青春萌动,那声音的魅力何等无穷!可惜流星薄命,暗夜无情,二○○三年的秋天,琬蘋的笑语欢声竟化为绝响的天籁!
我那台超级棒的宝贝收音机已经坏掉很久了……看电视常不自禁的睡着,网络电台清晰却很少听的兴趣,再也没有守望流星般的耐心与心情,去午夜的天空中搜寻来自远方的声音。黑夜令我困倦,戴上不插电的耳机,我需要安静!

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扑杀,还是免疫?这不该是问题

继云南牟定和山东济宁两地因为狂犬病的发生而对境内犬类进行扑杀之后,《北京晨报》二○○六年八月五日又报道,仅北京市六月份到狂犬病门诊就诊的人数便已超过一点五万。霎时间,似乎全国上下都陷入了风声犬唳、草木皆狂的状态之中。
然而在“过街狗”不如“过街鼠”的现实面前,更有必要普及一点常识,那就是狂犬病是所有温血动物通过直接接触共患同传的一种恶性传染病,仅仅扑杀犬类是没有根本的防范作用的。世界首例未注射狂犬病疫苗却奇迹般生还的病患——美国少女珍娜当初就是被蝙蝠咬伤的啊!所以,人既已亡,大规模扑杀犬类这种马后炮的做法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落一个事倍功半的结果。且不论棒打绳勒造成的国际影响是多么的有损“国家形象”,就是国内的善良人士恐怕也会因此对相关地区产生颇多的恶感。
其实,国内之所以狗患严重,狂犬病流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对犬类缺乏有效的管理。农村的狗基本处于不闻不问的散养状态;城市“高价限养”,管理却不到位,结果竟使得无证养狗蔚然成风。必须切实降低养狗的虚高费用,才可能全面实现对犬类的登记与免疫,进而对流浪狗进行收容,对不负责任抛弃宠物的主人进行处罚。加强对犬类的管理,既是防范疫病的需要,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平时不加强管理,发生疫病之后再采取过激的补救措施,不但难于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反而可能令不良的社会效应加倍释放。管理的真谛其实是服务!无论从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出发考虑问题,倒贴五元钱的扑杀,都远远不如事先让狗主人自己掏钱(只是疫苗的钱!)进行强制免疫来得划算。如此,狗不必死,人不会亡!何乐而不为呢?
有关部门可千万别抱怨,全面免疫的工作量巨大,难以担当。毕竟“全面扑杀”任务的“胜利完成”,已然充分证明了你们强大的工作能力啊!

2012年3月6日星期二

不要张口闭口“什么人”

无论什么原因,也无论什么方式——故意抽打,还是随手一扔,老板直接导致员工受伤的行为都是严重侵害劳工权益的!但问题也就仅只于此,而不是什么《韩国老板甩皮带抽伤员工?》(《信息时报》二○○六年八月二日)。
类似的新闻已不鲜见。打人的是谁?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被打的又是谁?中国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什么是问题的关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打人者与被打者的“身份”总能令“新闻纸”更加畅销。不过既然此类事件可以屡屡成为新闻,似乎又从侧面证明了绝大多数的老外还都是“好人”!极想请教如此制造新闻标题的记者、编辑,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不同民族的中国人之间,你们还会写——还能写类似的耸动标题,比如《朝鲜族老板皮带抽打汉族员工》吗?
八月一日的《东方今报》以《广州红药水连累开封西瓜》为题,报道了由于不法商贩可能对西瓜注射红药水,及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致使开封瓜农遭遇困境的消息。可是如此有价值的新闻到了网易这样的门户网站上,标题立刻就被非常“技术化”的处理成了《开封西瓜因注水传闻价格暴跌》。看来与“河南”相关的负面消息还真是更具“卖点”啊!只可惜网站找错了“点”,破绽被眼睛雪亮的网民一眼看穿。
报道“老板打员工”的记者本该根据被打员工周刚反映的情况,调查一下工厂无照生产、工人超时加班等严重问题是否属实,写出更具深度的报道,而不该不负责任的讨巧,借着老板与员工的国籍差异制造无谓却有害的轰动效应!中国人的种族构成比较单一,因此并不存在种族歧视的社会问题,但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农民”与“黑鬼”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但对听者——“中国农民”和“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其心理感受恐怕常常是毫无二致的吧!
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其个人言行绝不能代表所属的整个民族、种族、省份和国家,因为其自身不可能具备所属的整个民族、种族、省份和国家所具有的笼统而概念化的全部特征!反之亦然。新闻报道应该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媒体张口闭口“什么人”的毛病必须改正,否则只会在现有的社会问题以外制造新的不必要的矛盾,百害无一益!

2012年3月5日星期一

伊朗核问题的答案

当信任丧失以后
伊朗核问题正以无可挽回的态势滑向战争,而这个美国同伊朗最终摊牌的结局或许早在一九七九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便已注定,因为从那时起,正常国际交往的基本条件——“信任”就已然从美伊两国间彻底的消失了。二十七年,美国终于等到了洗雪前耻的绝佳机会。
也许伊朗曾经有过和平发展并利用核技术的机会,比如同意俄罗斯的建议将铀浓缩活动转移到本国境外进行,比如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理性温和的立场等等。可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偏偏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发表违背国际政治常识与交往原则的挑衅性言论。这虽然可能使其赢得伊斯兰世界一定的支持,但从自身利益出发,恐怕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真诚的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而这只能坚定美以两国(即便没有其他盟国的支持)对伊朗核计划采取强硬手段的决心。如今不但美国和以色列,甚至伊朗也不可能再给自己和平发展并利用核技术的机会了,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伊朗是否谋求核武器,在于美以两国是否相信伊朗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在于伊朗是否相信自己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就能够保障和平!
“和平”,一个多么暧昧的字眼啊!如果伊朗声明本国的核计划只用于建造核电站,以及其他民用领域,那么概念很清晰,但其毕竟只宣称用于“和平目的”。请问,什么是“和平”?谁能够保证内贾德总统永远不会说,“用原子弹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就是为了‘和平’”?
伊朗当然不会认为伊拉克的安全局面获得稳定,政治重建取得成功对本国有利,反倒是接连不断的暴力冲突恰恰为其发展核计划创造了良机,并赢得了时间。四月十六日,伊朗外长穆塔基的一番讲话完全印证了伊朗的这种心理,同时也彻底表明了其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一意孤行的原因。他说:
“美国发动战争占领伊拉克已经三年多,但仍无法控制那里混乱的局势并撤军,而这也是阿富汗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美国应该意识到,现在不是在本地区制造另一场危机的时候。”
同日,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也表示,他相信美国“没有能力冒险或在未经严肃讨论的情况下”,再次在本地区卷入一场新的战争。
既然伊朗领导人认定美国只是在打“心理战”,既然伊朗领导人为了凝聚国家的意志主动调高了民众对核计划的期望与热情,那么无论面对怎样的外交压力,伊朗的立场恐怕都不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再次全面中止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假如出现这样的状况,不但内贾德总统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结束,甚至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威望也将受到严重损伤。
伊朗的核计划停不下来,面对伊拉克的动荡局势,美国就会自欺欺人的假装相信伊朗不会将核技术用于研制核武器吗?如果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对其动武是个错误,那么伊朗志在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不对其施以武力岂非一错再错?美国会“错”下去吗?就伊朗的军事力量而言,美国对其动武,伊朗又能把美国怎样?
当然,伊朗可以用导弹攻击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甚至以色列作为报复。不过既然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军手里,对前者进行攻击的效果就很值得怀疑,而若以色列并未参与对伊朗动武,那么对其进行攻击,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就完全不具有合法性。
从导弹诞生的第一天起,除了科索沃战争的七十八天空袭,还没有南联盟以外的第二个国家单单因为遭受这种武器的打击就屈服自己的意志。当然如果是核导弹,情况可能就大相径庭了。所以,与其在伊朗核导弹的阴影下被迫接受任人宰割,甚至彻底毁灭的命运,以色列倒不如在今天,在伊朗常规导弹的威胁下做出果断而不屈的抉择!
总之,伊朗核问题已经被放进了高速运转的离心机里,不把媒体的流言与猜疑,外交的斡旋与压力,军事的威慑与打击统统甩干净——甩出一个终极的结果是绝不可能停下来了。
软弱的外交是和平的障碍
伊朗从来都不担心将本国的核问题放诸开放的国际场合进行讨论,因为这不仅为其发展核计划赢得了所需的时间,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同美国进行外交对抗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并不缺乏市场。
二月四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而在表决过程中,伊朗还是获得了三张反对票的支持。同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瓦伊迪针对此项决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全面恢复铀浓缩活动,并中止一切“自愿合作”措施。
三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经过多轮非正式磋商后,终于一致通过了一项妥协性的主席声明,呼吁伊朗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今年二月通过的决议,恢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然而伊朗随即从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在南波斯湾沿岸及附近水域展开了为期一周的联合军事演习。
四月十一日,伊朗副总统兼国家原子能组织主席阿加扎德宣布,伊朗已经成功生产出了纯度为百分之三点五的低纯度浓缩铀。四月十三日,在同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举行会谈后,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表示,伊朗不会接受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其恢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的主席声明。同日,内贾德总统更发誓,伊朗决不在铀浓缩问题上让步,国际社会应该把伊朗当做一个核国家来对待。
四月十八日,俄罗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聚会莫斯科,共商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各国最终还是未能就制裁伊朗达成协议。
伊朗发展核计划之初,国际社会或许可能通过一致而强硬的外交手段迫使其做出妥协,但各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与利益需求选择理解,甚至支持伊朗则令其有恃无恐的走上了对抗之路。如今上了轨道,甚至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的伊朗核计划还怎么可能在国际社会仍旧不一致,也不强大的外交压力面前停下来呢?
在联合国安理会四月底就伊朗核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时,纵然各国能够响应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针对伊朗核计划通过一项措辞强硬的决议,甚至是制裁性的决议,也不过是赋予了美国今后可能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法理依据,而这已根本无助于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
政治与经济制裁有意义吗?
制裁毫无意义
中国一向反对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使用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的手段解决问题,而且实践早已证明,制裁往往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具体到伊朗核问题,国际社会既然要阻止伊朗谋求核武器,那么仅仅对其在政治上实行签证限制,在经济上进行财产冻结究竟有什么作用?恐怕只有促使伊朗加快核研发进度,扩大核研发规模的反作用吧!不管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五年,只要伊朗能够研制出核武器,所有制裁的意义都将归于零!等到那时,国际社会无论取消制裁,还是动用武力都将付出比今天做出决断要大得多的政治或军事代价。
作为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来自石油。因此对国际社会与伊朗而言,限制石油贸易都是一把双刃剑。
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明确表示将以限制石油出口的方式阻止美国对伊朗动武。在此前提下,即便伊朗全面停止石油出口,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也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受害最深的反倒会是伊朗自身。况且在长远的政治利益与暂时的经济利益之间做何选择,对美国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伊朗未必有——就算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在政治文明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国家行为对民用油轮进行无差别的攻击也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这么做的政治后果伊朗不可能不考虑。所以,所谓的“石油武器”不过是一种压根就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已!
当然,对伊朗实施制裁必将导致已经居高不下的油价大幅度的上涨,并且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而这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无效却有害的制裁,绝不会是美国最后的选择。
答案:战争!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最为担心的莫过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而允许伊朗发展核计划无疑将大大增加这种可能性与危险性。况且一个“坏榜样”的树立势必会鼓励更多的国家群起效尤,从而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彻底沦为一纸空文。所以,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美国阻止伊朗谋求核武器的决心都不容置疑。
伊朗近期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大张旗鼓的宣传下,已经实现了其远大于军事目的的政治目的。四种“新式武器”无法吓阻美国,却可以鼓舞士气,但四万枚“人弹”恐怕就只能坚定美国的意志了。
军事冲突一旦爆发,无法掌握制空权的伊朗除了导弹,其实基本没有别的反制手段。
在国家被“占领”的情况下,伊拉克及其他国家的极端分子若要反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早就反了,或正在反着。指望伊拉克的普通民众——哪怕是什叶派民众为保卫伊朗的核设施拿起武器纯粹是天方夜谭,是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当然,伊朗还可以派遣特工,甚至“人弹”潜入伊拉克境内发动袭击。不过从阿里·哈迪清真寺被炸毁后伊拉克各教派领袖与民众的表现来看,企图通过挑动教派矛盾,进而引发伊拉克全面内战的阴谋大概不会得逞。再说挑动教派矛盾的行为,伊朗又该如何向整个伊斯兰世界进行解释呢?
假如美国相信可以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倒很可能像伊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样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展示与威慑,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是上上之策,但前提必须是施以强大的外交与军事压力。现在这两种压力却都明显不足,尤其美国近来一反先前对伊朗所持的强硬态度,不仅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不会介入媒体有关对伊朗动武的“离奇猜想”,布什总统更是强调要进行“外交努力”。对照伊朗的虚张声势,美国偃旗息鼓,刻意保持言行的低调与理性反而更加耐人寻味。
当然,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美国发动另一场“伊拉克战争”的能力,但美国定点摧毁伊朗几处核设施的军事力量毋庸置疑。伊拉克战争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建设工程”,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则只需要足够的破坏力。
伊朗不是伊拉克!没错,所以将来的伊朗战争也不可能是伊拉克战争的翻版,而是一场“闪击战”!
伊朗不是伊拉克!没错,但何尝没人说过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怎么阿富汗战争前却没人说美国不是苏联?美国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
战争总是由弱者挑起,“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九·一一”之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目的就在于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尽管伊拉克战争在国际社会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遭到了普遍的质疑,但这两场战争的积极意义并不能简单的全盘否定。可是,假如美国因顾忌国际舆论的压力,担心引发更多的恐怖袭击而放弃武力,结果伊朗却研制出了核武器,那么不仅这两场战争的正面价值将全部化为乌有,布什政府的外交与军事政策也将遭受彻底的失败!
既然伊朗内心不愿说“永别了,核武器”,那么某天清晨当太阳照常升起,世人应该不必惊异从电视里看到伊朗的核设施遗址上升起蘑菇云的景象。

2012年3月4日星期日

全民扯淡

韩寒同白烨之流的论战无论表面的语言,还是背后的意义全都无聊之极,因为文学评论本身除了能让一些无能的文字工作者混口饭吃,基本没有任何价值。本来随着白烨的文字功力不济,加之被人揭了老底败阵而去,宣布退出“博客圈”,这场风波已渐趋平息,但偏偏又跳出个陆川指责韩寒对他父亲使用了“语言暴力”,高潮再起……
一个人是否有“红卫兵”的做派跟他的年龄没有任何关系。韩寒虽然年轻,但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他压根就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反倒是那些文革的遗老遗少身上颇具文革遗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浑不讲理,人家刚谩骂或指正了两句,就先扣上一顶“恶毒攻击”的帽子,继而摆出一副武斗的架势。你们还真能把人家打倒,再踏上一只脚?韩寒不报警也就算了,这些人居然还拿起了“法律武器”!
×○○(为避免侵犯其姓名权,故隐去)为了给哥们陆川出口恶气竟蹚着这波抄袭剽窃的浑水来摸鱼,委托律师准备起诉韩寒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因为韩寒在自己的小说《三重门》里引用了他创作的《××○○》(为避免侵犯其著作权,故隐去)的歌词。记得《思想品德》教科书上说,“哥们义气要不得”,想想这话还真是一点也不错。其实一个写“校园民谣”的中年男人干出什么事来都不会令人过度惊诧,倒是他所委托的律师李达叫人跌破了眼镜。反正输赢都有代理费拿,你可真是什么案子都敢接哪!如果这也算侵权,陈凯歌就不必威胁告胡戈了,直截告那些引用“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以及套用这个句法的记者好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们谁得到授权啦?跟《无极》相比,更应该保护这么有诗意、这么有哲理的句子的著作权啊!这种官司若能打得赢,傻瓜还去写歌、拍电影——打官司来钱多快啊,成本多低呀!
从白烨之流到陆川和×○○全都一把年纪了,还不抓紧时间干点正事,一天到晚跟韩寒扯淡,你们扯得起吗?时间在韩寒一边,人家可是“八○后”啊!何况人家是正经赛车、业余写作,百无聊赖写博客逗你们玩玩还当真了,犯得着吗?
正因为“各圈”、“各坛”、“各界”都活跃着这种不务正业、不学无术的人,中国的文化与学术才少了自主创新,多了借鉴援引,甚至抄袭剽窃。如此一来,那些只唱一首、只写一本书、只拍一部电影的“混子”也有了市场,有了适合生存的土壤,甚至能够成名、成家、成腕儿,一辈子靠着吃老本混日子!
如果真是江郎才尽,无事可干,非要扯淡,就在网络上、在博客里扯好了,为这种口水仗而乱兴诉讼纯属浪费公共的司法资源。

2012年3月3日星期六

一只鸟忽然死去

树枝微微颤动,
云荡在忧郁的空中……

一只鸟忽然死去,
翅膀不再扇动。

树静,
云停。

2012年3月2日星期五

半梦

黑夜无边,点一根烟。
星火一点,
却比月光更亮,比太阳更暖,
因为这火就燃在我的指间。

深深的吸吐着烟,
任思绪渐渐缺氧——迷乱……
随青烟袅袅飘散——不见……
但见一匹白马狂奔在雾霭茫茫的雪原……

2012年3月1日星期四

天下第一“孝”子

为了加强村子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推进“以德治村”的进程,村长决定在本村搞一次“孝子大赛”,冠军奖励十万元。
十万块啊!
村民肖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
给父母买台电子按摩仪吧,可躺在家里用外人怎么看得见哪?请父母出门去旅游的话,谁又能知道掏钱的是我这个孝子呢?
“唉!”
哎,有啦!
肖四连夜把自己床上的白被单给撕巴了……
第二天,村民们看见肖四浑身缟素的走出家门,全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却心中窃喜。
哈哈,我把“孝”带在外面,这下你们总该知道谁是天下第一“孝”子了吧?

2012年2月2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