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闻办组织美、英、法、德、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一名记者赴南粤大地采访，美其名曰“世界媒体看广东”。为尽地主之谊，七月三十日下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会见了采访团并回答了部分记者的提问。谁知客人不懂客气的道理，《金融时报》的记者刚打听完陈绍基、许宗衡的案子，《明镜周刊》的记者便进一步追问：
“在中国，腐败产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中国政治缺乏言论自由？”
汪洋书记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你的问题提得很坦率，我也坦率地回答你——我不赞成你的判断。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他说，“有些你们认为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发生在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言论自由，其结果是许多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同国家对言论自由有不同的标准，我们不愿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把标准强加给我们。”
省省吧！最伟大的数学家也无法在“强奸”与“做爱”之间画上等号，给“文化大革命”粘贴“自由”的标签就能玷污民主的价值，粉饰文革的罪恶吗？偷梁换柱式的诡辩根本不值得批驳，要说汪洋书记的回答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中国，言论自由到底损害谁的利益？
提到利益，自然跟钱脱不了关系。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可以选择“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作为突破口。新老干部之所以不能“齐步走”，帮闲的作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将官员的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统统公之于众，会引起群众震惊，也势必遭到问题官员的抵制和反对，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社会震荡”。作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做出的一份调查报告统计，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资产（不包括境外资产）超过一亿元的共三千二百二十人，其中两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弟，他们拥有的资产总额超过两万零四百五十亿元。虽然人民网紧急“辟谣”，称这组“虚假数据”是“以讹传讹”的，但宣传部门删除网上有关报道与评论的连串动作，显然难逃此地无银的嫌疑。至于同样流传在网上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共太子党及高干子弟名单和相应官职，莫非也是谣言不成？
官员公布财产，社会便可能动乱，民众拥有自由，岂不是国将不国了吗？当统治集团成功的绑架了整个国家，百分之九十七的官员反对“阳光法案”就不单是保护“个人隐私”，而且是维护国家利益了。因此，任何针对当权者的“大鸣大放”轻则涉嫌诽谤，重则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遭遇跨省追捕的网民如此，刘晓波、谭作人亦如是。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党政干部隐瞒身家财产，不用一串串天文数字刺激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心脏病患者的神经，未尝不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毕竟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正是“以人为本”。另一方面，限制民众的自由而不致损害党政干部的利益，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二者相辅相成，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局面安定团结”的招牌下，权贵资本贪婪扩张，腐败政权苟且偷安。所谓“中国模式”的真相不过尔耳，有什么值得宣扬与称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