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因言获罪被判十一年重刑，擅长制造文字狱的中共当局此番不知是谦虚，还是心虚，非但没像二十年前那样大肆宣扬抓住了民主运动的“黑手”，而且不许内地媒体报道任何关于案件的消息。在噤若寒蝉的氛围中，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独自展开了一项有意义且有趣味的活动。她给知识分子群体打电话，询问他们对刘晓波一案的看法，同时将自己的博客当做媒体平台，集中呈现这些知识分子的观点。
立场不同、态度各异的知识分子大都能站在文明的底线上讨论问题，不过沐猴而冠，被一通电话打得原形毕露的丑角也有几个。
“与张颐武通了电话，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没反应不要紧，拿搞笑艺人小沈阳来调侃这桩悲剧性事件，以信口开河著称的“先锋学者”看来的确是先疯了。
相形之下，诗人于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此事，也不赞成刘的观点。但他应该有说话的权力。奥运会时，歌队唱《奥林匹克圣歌》‘古代不朽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我很震惊，文革时代，这就是反动言论。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的进步，最重要的就是汲取了文革的教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急着表态不赞成，诗人的思维逻辑果然不循常理。然而眼睁睁看着刘晓波身陷冤狱，还能夸夸其谈中国近三十年的进步是因为汲取了文革的教训，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面对邪恶强权，恐惧是人的本能，否则免予恐惧也不会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有的知识分子表示不了解、没看法、不想谈完全无可厚非，可莫言同样对刘晓波的遭遇保持沉默实在不够明智。身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莫言原本也许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用“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的借口打发了崔卫平以后，他铁定是出局了。其实，以莫言的地位和影响，就算投机的替刘晓波说几句公道话，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可惜他错失了良机。当然，假如莫言根本没把诺贝尔奖放在眼里，他的目标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那就另当别论了。
尽管一开始崔卫平就声明“只是问问而已”，不过她的行动还是遭到了些许质疑，甚而有人认为，这种逼人表态的“道德拷问”跟中共推行意识形态的方法毫无二致。如此苛责的理由显然无法成立，因为和中共惯用权力胁迫人民群众跟“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不同的是，崔卫平既没有权力命令谁，也没用金钱诱惑谁与刘晓波站在一起。
作为身陷囹圄的囚徒，崔卫平为刘晓波打的电话充其量就像乞丐伸出的一只手。面对这只“黑手”，你可以递上一块面包、一枚硬币，也可以紧紧的握着，说一句“请别见怪，兄弟；我什么也没有带，兄弟”（屠格涅夫，《乞丐》）。当然，你同样可以丢个白眼，啐一口痰，踹他两脚，甚至放狗咬人。总之，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要为他的言行负责。如果非要说崔卫平的电话是一种“道德拷问”，那也只是每个良心未泯的人对自我的拷问，毕竟刘晓波不是在为他一个人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