罄“柱”难书的“丰功伟绩”

都说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安定祥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最好阶段，但为什么民怨依旧沸腾，越级上访不停，西藏、新疆此起彼伏，动乱频仍？完全执政必须完全负责，标榜“伟光正”的党难辞其咎。然而日前，中央似乎想用行动证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并非独裁的党不够英明，怪只怪天安门的风水不行。此话怎讲？原来，为了“中华民族”能够世代和谐的相处下去，中央已经决定，将国庆期间竖起来的五十六根“民族团结柱”永久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政治圣地”，唯物主义者可以拒不承认风水之说，但这里一砖一瓦的改变显然都具有非凡的影响和意义。所谓“民族团结柱”究竟是些什么东西？高十三点六米，重二十六吨的“民族团结柱”内由钢筋、水泥做支架，外包玻璃钢，金色的柱头与柱础采用人民大会堂东侧门柱的图案元素，体现五十六个民族都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红”的柱身上则分别雕刻着一对载歌载舞的民族青年和代表该民族的图腾纹样。“五十六根柱子，寓意着平等、团结、和谐的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支撑着祖国的伟大基业。”身为策划人和设计者，路建康如此解释他的得意之作。
让五十六根水泥柱子在天安门广场上紧密团结、和谐相处很容易，可惜“少数民族兄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现实遭遇。中国传媒大学维族学生库尔班江近日到沈阳办事，不料多家宾馆均“不接待任何新疆人”，无奈找来公安人员反复核验证件后，他才幸免露宿街头。可须要回复一个工作邮件的他接下来又吃了网吧的闭门羹，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专业人士站在专业角度反对“民族团结柱”在天安门广场上“安家落户”，认为其破坏景观、影响视线，殊不知中央站在政治大局的高度，恰恰需要这些“碍眼之物”遮一遮“和谐社会”见不得人之处！然而当局欲盖弥彰的行事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西藏、新疆发生民族冲突便竖起“民族团结柱”，“大跃进”饿死几千万百姓，要不要立一根“消除贫困柱”？“反右”、“文革”、“六·四”害人无数，该不该立一根“保障人权柱”？十月二日，山东访民李淑莲刚刚在信访部门的“黑监狱”中上吊身亡（“被自杀”？），难道不该立一根“依法治国柱”？
五十六根“民族团结柱”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为中共建政六十年的“丰功伟绩”实在罄“柱”难书！

“正步之师”随想

在小说《寻找无双》中，作家王小波描写了一段长安城内几位老板亲历官兵围困宣阳坊的场景：
“步兵也往城里开，排成50×20的千人方阵。开头是默不做声，冷不防就大喊起来了：一，二，三，四！吓得人心里怦怦地跳。然后又默不作声地走。罗老板想，呆会儿准要喊五六七八。谁知还是喊一二三四。孙老板又想，原来识数就识到四。”
是不是很傻、很荒诞？假如转圈拉磨是驴的本职工作，让它们排列成整齐的方阵，呼喊着响亮的口号行进到底为了什么？
当然，国庆阅兵的方阵不是围困首都的“戒严部队”，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为祖国母亲庆祝生日的欢呼雀跃的人群里，也肯定没有二十年前在同一个地方为这个国家流血流泪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若不是去了天国或异乡，此刻大概就正被当局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被“看、管、关”起来了吧！
都说阅兵可以壮军威、扬国威，但这种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究竟唬得了谁？如果非要强调这场劳民伤财的把戏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愿朝鲜独夫金正日看过电视直播能够明白，谁才是社会主义残余阵营的“大哥”！别吃不饱饭穷折腾，搞个大型团体操《阿里郎》就忘了自己是老几。近一时期，朝鲜拉拢美国、亲近韩国，大有把中国晾在一边，废掉“六方会谈”的意思。虽然胡主席领导的是一群“屁民”，但前几天托国务委员戴秉国捎的亲笔信，小金同志可不该当放屁。日理万机的温总理国庆节不休息，也将去朝鲜访问。要钱要粮好商量，能回到谈判桌前还是回来的好，毕竟“和平崛起”的中国还要靠“六方会谈”的舞台展现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呢！
现代阅兵式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中国，但集大成者，且使之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显然非中国莫属。真正打遍天下的“山姆大叔”从不举办大型阅兵活动，即便是小规模的阅兵礼，士兵们也不用走正步。因为美国人知道，恰恰是自由散漫的民兵打败了军容齐整的英国皇家军队，美利坚合众国才会获得独立，所以军人练习走正步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当然，东方古国的当权者有权力从另外的角度欣赏阅兵式——他们可以借此粉饰并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凝聚且提升老百姓的爱国热情。但兵不可能天天阅，当欢欣鼓舞的热情渐渐恢复冷静，天安门城楼上下的中国人或许都该仔细想想：
一个为了平平安安过生日，连菜刀都要禁止销售的国家，纵有雄兵百万，谁又能拥有真正的安全感？

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腐败是丑闻，但在中国，绝对不是新闻。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腐败分子多了，见惯丑态，老百姓对其恶劣的行径、卑污的人格早就不抱有任何幻想，然而日前，两个官场落马的小角色还是让人们见识到了无耻的新境界。
首先登场的是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因为受贿、索贿四百多万元，贪污五十多万元，这位同志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六百五十万元。对于受贿，赵书记的解释是，“因为现在社会上有‘潜规则’。很多人是在损害别人的利益、损害麻栗坡的利益，可我不是，我不存在收了钱不办事、吃拿卡要，我是正常地履行县委书记的职责。我收人家的钱，是在为麻栗坡做好事的情况下收的，这是正常的，而且没有损害麻栗坡群众的利益”。关于贪污——个人购物、公款报销，赵书记更加委屈——“现在当官的哪个不这样？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正常啊”！最后，赵书记给自己下了一段总结性的评语：
“我认为，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腐败居然可以分成“暴力”与“温和”两种，这个说法的确新奇，那么腐败与否是不是也有界定的新标准呢？答案是肯定的。
面对受贿的指控，对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振振有词的辩白，有时候自己收了别人的钱，但并未替对方谋取利益，因此不算受贿，只是“礼尚往来”。呜呼！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正所谓“盗亦有道”。反观中共官员，竟然只收钱，不办事，堕落得简直“惨无人道”了！难怪《小康》杂志近期针对中国各行业诚信度所做的调查显示，老百姓宁可相信妓女，也不相信官员。其实，无论这项调查是否可信，对性工作者都是一种侮辱——即便拿这些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官员同骗子、强盗比较，后者也更加诚实，而前者，无疑枉称了“公仆”的名号。
若非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赶尽杀绝，中共一般是不会将自己的同志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治病救人的原则没有错，但与此同时，惩前毖后，从腐败分子身上汲取教训，防止其他同志再犯类似的错误也很重要。那么，通过上述两起腐败案件，人们又能得到什么启示呢？除去进一步了解了腐败分子“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的本质，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别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怎么回事？

为新中国六十华诞献上的一道文化盛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九月二十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来自首都的工人、农民、社区居民和进城务工者等各界代表受邀观看了演出。《复兴之路》是继《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后新中国的第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除了序《我的家园》，整台节目共分《山河祭》、《热血赋》、《创业图》、《大潮曲》、《中华颂》等五个篇章，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华民族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六十九年间探索、奋斗、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年来，已经无数次的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及，并且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官方文件里，但这个话题的内涵似乎从未得到系统阐释，而一出热闹喜庆的舞台剧显然难以完成如此重任。其实，所谓“中华民族”根本就是个虚幻的概念，不信可以问问达赖喇嘛，或者热比娅。至于“复兴”二字，顾名思义，当然要以历史作为参照。那么，今日中国究竟该复哪一朝的“兴”呢？
回到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或五代十国的状态显然有分裂国家的嫌疑，所以必须首先排除。虽说近年来内地荧屏充斥着“辫子戏”，但要“驱逐中华，恢复鞑虏”，怕只怕中共豢养的愤青们不会答应。至于元朝的“兴”要不要复，或许是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吧！由于“暴秦”太短命，可以免谈；唐太宗的血统存疑问，姑且不提。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岳飞不但不再是“民族英雄”，甚至已经成了影视作品中的“禁忌人物”，所以宋朝也是个须要“和谐”的时代，不能回去。剩下“罢黜百家”的汉朝、“特务治国”的明朝，跟钳制舆论、国保横行的当代倒有几分神似，可惜若将“党天下”重新变成“家天下”，难免产生“分赃不均”的问题。
“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于右任，《读史》。）诚哉斯言，文明史号称五千年，但哪里有中华民族可复的“兴”呢？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百多年前的中华民族是被西方列强打倒并侮辱的，而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事实上，中国人可能从未被什么人打倒，他们只是自己选择用跪着的方式生存了几千年，洋人的到来让他们见识了一种站立的、真正的“人”。从那时起，中国人耿耿于怀的屈辱感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许并非来自洋人的直接伤害，而是由两种不同生活方式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引起的。
中共建政六十年，中国走过的与其说是一条“复兴之路”，毋宁说是一条“折腾之路”。前三十年整人，后三十年捞钱。为整人，可以罔顾亲情、友谊；为捞钱，可以无视道德、法律。传统没落，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复兴的了，破除旧观念、抛弃旧体制，决绝的走上“自新之路”才是惟一的出路与正途。
必须实现民主和法治，人，才能从君臣主仆的阶级对立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否则任由明君圣主“大救星”全权掌控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老百姓只能身陷兴亡皆苦的炼狱，万劫不复。

言论自由损害谁的利益？

广东省新闻办组织美、英、法、德、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一名记者赴南粤大地采访，美其名曰“世界媒体看广东”。为尽地主之谊，七月三十日下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会见了采访团并回答了部分记者的提问。谁知客人不懂客气的道理，《金融时报》的记者刚打听完陈绍基、许宗衡的案子，《明镜周刊》的记者便进一步追问：
“在中国，腐败产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中国政治缺乏言论自由？”
汪洋书记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你的问题提得很坦率，我也坦率地回答你——我不赞成你的判断。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他说，“有些你们认为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发生在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言论自由，其结果是许多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同国家对言论自由有不同的标准，我们不愿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把标准强加给我们。”
省省吧！最伟大的数学家也无法在“强奸”与“做爱”之间画上等号，给“文化大革命”粘贴“自由”的标签就能玷污民主的价值，粉饰文革的罪恶吗？偷梁换柱式的诡辩根本不值得批驳，要说汪洋书记的回答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中国，言论自由到底损害谁的利益？
提到利益，自然跟钱脱不了关系。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可以选择“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作为突破口。新老干部之所以不能“齐步走”，帮闲的作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将官员的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统统公之于众，会引起群众震惊，也势必遭到问题官员的抵制和反对，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社会震荡”。作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做出的一份调查报告统计，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资产（不包括境外资产）超过一亿元的共三千二百二十人，其中两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弟，他们拥有的资产总额超过两万零四百五十亿元。虽然人民网紧急“辟谣”，称这组“虚假数据”是“以讹传讹”的，但宣传部门删除网上有关报道与评论的连串动作，显然难逃此地无银的嫌疑。至于同样流传在网上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共太子党及高干子弟名单和相应官职，莫非也是谣言不成？
官员公布财产，社会便可能动乱，民众拥有自由，岂不是国将不国了吗？当统治集团成功的绑架了整个国家，百分之九十七的官员反对“阳光法案”就不单是保护“个人隐私”，而且是维护国家利益了。因此，任何针对当权者的“大鸣大放”轻则涉嫌诽谤，重则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遭遇跨省追捕的网民如此，刘晓波、谭作人亦如是。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党政干部隐瞒身家财产，不用一串串天文数字刺激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心脏病患者的神经，未尝不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毕竟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正是“以人为本”。另一方面，限制民众的自由而不致损害党政干部的利益，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二者相辅相成，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局面安定团结”的招牌下，权贵资本贪婪扩张，腐败政权苟且偷安。所谓“中国模式”的真相不过尔耳，有什么值得宣扬与称道的呢？

无足轻重的“老同志”

老同志的谈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在网络间广泛流传，引得众人捕风捉影、议论纷纷，连中共当局也跟着坐立不安、心神不宁。结果还是中通社沉不住气，跳出个“言力”写了篇《伪造出来的伦理》，声称所谓“老同志”纯属子虚乌有。可笑的是，老同志的谈话没署名，言力的文章也未透露否认此事的老领导的姓名。那么，“某某人的谈话不是某某人说的”，这种类似“屁话”的辟谣能否证明“建立现代政党制度”，“实行军队国有化”等政治伦理统统是“伪造出来的伦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其实，老同志的谈话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并不重要，问题是中共执政六十年，的确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可惜普罗大众热烈欢迎党内出现持不同意见的老同志，怎么看，都是罹患“政治幼稚病”的表现。无论高层是否发生了变化与分化，也无论这种变化与分化是否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必须警惕，“青天意识”之于政治，既是种惰性，更是种奴性！
老同志是不可信任的！假如老同志的这番谈话的确发自肺腑，恰恰证明曾经位高权重的他是个隐藏在党内多年，“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即便和愚忠的党徒相比，他的人品也有问题——充其量跟在资本主义社会鬼混，却口口声声“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的理念”的薄瓜瓜之流是一路货色。
二十年前，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赵紫阳说过一句名言，“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二十年后，行将就木的老同志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连空谈都要匿名呢？尽管老同志坦承，“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但绝不能因此认定，其具有深刻的反省意识。在其位，谋其政。理论讲得呱呱叫，当权时却不曾践行过万分之一，谈笑间便想给自己暗淡的政治生涯画上条光彩照人的尾巴，怕只怕历史不会像老百姓一般良善可欺！
有没有老同志？老同志爱谁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实现中国的民主进步，归根到底靠的是觉悟的老百姓，而不是无足轻重，莫须有的“老同志”的反省。

老百姓告洋状

由于在信访工作中创立了“两查一访一满意”的机制，受到中央政法委充分肯定的河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民日前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民在线交流工作经验。在回答某网友“截访是否合法”的提问时，李新民表示，“截访是不允许的，中央多次强调不允许截访。群众上访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渠道应该是畅通的。就是我们信访部门也好，我们的政法机关也好，包括我们的政府都应该认真接待群众的上访”。不过话锋一转，李书记补充说：
“这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到北京来，就是群众所说的告洋状，到大使馆的地方聚众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是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有问题可以到信访部门去，但是不允许告洋状。”
“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的古训，倘若不是到了走投无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中国老百姓怎么会去告洋状？还是先来看看中共当局究竟是如何“认真接待群众的上访”的吧！罄竹难书的罪恶无法一一细述，安徽姑娘李蕊蕊进京上访，却在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中惨遭“看守”强奸，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起人神共愤的案件。须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黑监狱”的聚源宾馆恰恰与河南省桐柏县驻京机构有着特殊的“业务关系”，所以，李书记或许应将李姑娘的遭遇在“两查一访一满意”的功劳簿上浓墨重彩的记录一笔。
告洋状没问题，关键是有用吗？
虽然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害怕中国百姓的说法自清朝末年便流传开来，但事实上，三者间类似“石头”、“剪刀”、“布”般循环相克的关系并不存在。况且，就算官真的害怕洋人，他们也可以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加以反制，否则怎么会有“义和团”与“愤青”呢？舍得一身剐的老百姓没有在淫威下屈服，非但“乱说乱动”不老实，甚或要制造“国际影响”，一贯标榜“伟光正”的中共当然会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可惜神鬼怕恶人，鬼子头上顶“洋”字一样拿这群“唯物主义者”没办法。恼羞成怒的中共不许老百姓告洋状，说穿了不是怕洋人，只是怕丢脸而已，毕竟中国人最爱的就是“面子”。为了保全面子，中共可以对访民用尽种种见不得人的打压手段，但绝不会改弦更张，从体制出发解决问题，因为当权者的脑袋已经在专制文化的“酱缸”里浸泡了几千年！
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不分立的现状导致许多原本可以在司法体系内化解的矛盾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于是上访就成了老百姓寻求公权力救济的最后手段。为了声援许志永和他创办的“公盟”，不平则鸣的郑咏欣同学给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其实这也是“越级上访”的一种特殊形式。可即便温总理能够积极回应，把许志永从看守所里放出来，那也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人治的胜利。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右派分子当年的遭遇不正是如此吗？上访者今天的追求，并没有更高级的意义。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专业户”都有精神病，北大“叫兽”孙东东说得没错——要不是疯了，中国人怎么可能偏执的相信，那个迫害自己的党和政府同样会还给自己一个公道呢？上访无用，告洋状也白搭，“党疼国爱”的鬼话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幻觉。在欠缺法治的社会里，老百姓只能充当权力怪兽的掌中玩物，翻手为云覆手雨，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实。

奴才的抗议

为抗议第五十八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有关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贾樟柯、唐晓白等内地及香港导演决定撤回影片、退出影展。虽然制片方明确表示，此举与中国政府无关，只是公司与导演的决定，但即便排除利益的权衡算计，剩下的抵制理由也相当愚蠢荒唐。贾樟柯在致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一封信中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多数死难者家属都认为，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对这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别人这么认为，你就跟着这么认为吗？你的脑袋究竟是用来思考，还是用来养鱼的呢？如果脑袋真的不灵光，或许有必要提醒贾樟柯注意下列事项：
达赖喇嘛拥有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城市钥匙，获得过美国国会金质奖章；他曾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讲，受到过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接见；他是巴黎的荣誉市民，也受到过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接见；他是罗马和威尼斯的荣誉市民，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曾诬蔑中国“把孩子煮了做肥料”……此外，理查·基尔、莎朗·斯通、米亚·法罗……好莱坞不乏“反华分子”，而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展映过的，刻意“丑化中国人形象”的影片更是不胜枚举——《小武》又算不算其中之一呢？当然，艺术和政治无关，抵制与否是个人的自由，旁人不便置喙，问题是今后到底该怎样对待奥斯卡金像奖，以及柏林金熊奖、戛纳金棕榈奖、威尼斯金狮奖呢？是一视同仁，还是厚此薄彼，但愿贾樟柯不要让那些此番为其鼓掌喝彩的人失望才好。
贾樟柯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我们认为和热比娅同时出现在充满政治意味的墨尔本影展上，于我们的个人感情和行为底线是不能接受的，是不合适的。因此，公司西河星汇全体一致决定采取退出影展的方法以表达我们个人的态度和立场”。若说贾樟柯抵制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是一种政治投机，难免有诛心之论的嫌疑，可《小武》、《站台》被当局禁映的时候，他的“个人感情和行为底线”怎么就接受了，他怎么就没有表达“个人的态度和立场”呢？一个自身权利受到侵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屁民”，突然高调的跳出来，怎能不令人怀疑其背后的动机？这种廉价的抗议，不过是一场撒娇式的“爱国表演”而已！
上梁山，为招安。中国有太多的“文艺工作者”在没有获得党的青睐以前，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异议人士”，跟洋人骗名骗利，甚至仅仅混吃混喝。可一旦有机会从“下水道”爬出来，走上“红地毯”，他们又纷纷争先恐后的摆出忠君爱国的架势，殊不知暴露的却是中国人谄媚权贵的劣根性！去年，几个画家因为法国人对待北京奥运会的态度抵制了一场美展；今年，几个导演因为澳大利亚人对待热比娅的态度抵制了一场影展。中国可以说“不”，因为中国奴才辈出！
看到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张艺谋肯定很欣慰。贾樟柯不但执导了关于上海世博会的大型纪录片《上海传奇》，他还入选了二○一○年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创意团队，二○一一年，深圳大运会的开闭幕式同样在等待着他呢！虽然已经贵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可成龙，并不孤独。

贪官死不易，百姓生更难

中国是个有死刑的国家，《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至于犯受贿罪的，则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比照上述条款之规定进行处罚。
日前，因为利用职权，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一点九五亿余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其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十万乘以十，受贿一百万算不算“情节特别严重”？假如一百万可以枪毙一次，应该被打成马蜂窝的罪犯却被判了死缓，原因仅仅是陈同海具有所谓的自首情节和认罪悔罪的表现。法院的说辞难以服众，不过一个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帖子对此判决做出了最好的解释。
帖子图文并茂的介绍了中石化总部大楼内一盏价值一千两百万的吊灯，由于昂贵得出奇，民众将之戏称为“神灯”。虽然中石化方面已经否认了这个消息，但八成事涉“国家机密”，相关人员并未透露那盏吊灯的具体价格。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重点在于，就算那盏吊灯真值一千两百万，换算一下，身为堂堂中石化的董事长，陈同海不就相当于收受了别人十几盏吊灯吗？为了一堆光怪陆离的玻璃就要请人吃“花生米”，愤愤不平的民众莫非把陈同海这位“太子”（其父陈伟达曾任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党委副书记等要职）当成了阶级敌人、“严打”对象？事实上，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类经济犯罪的数额也跟着水涨船高，当代中国，贪官污吏找死早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反观普通百姓，纵然与世无争，只求平安的过活却也有相当的难度。
凭借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地表岩壁的渗水，七月十二日，在贵州省晴隆县新桥煤矿透水事故发生整整二十五天，即六百零四小时之后，王圈杰、王矿伟、赵卫星等三名中国矿工奇迹般的获救生还了。他们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听到这个好消息，月初才在山西的矿井中跟矿工共进午餐的温家宝会不会再度热泪盈眶呢？要说中国人惟有依靠奇迹才能生存下去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为了生存，中国人可以承受其他人类无法忍耐的艰辛与苦难则是不争的事实。
宦海浮沉的孟学农七月七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首题为《心在哪里安放》的抒情诗，其实各级党政干部无论在不在位、腐没腐败都大可将心安然的放在肚子里。杞人之忧不必有，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有吃有喝，中国人就肯定会倍加珍惜眼前这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共产党的好时光来日方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预言，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党保佑贪官污吏不死，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现实无望不可怕，智慧无穷的中国人总能找到生活下去的理由，快乐起来的方法，正如那句谶语所言：
“中国本来就是矛盾（毛邓）社会，化（华）解不了，胡搞几年，照（赵）样不行，只好将（江）就一下，再胡搞几年，也就习以为常了。”

爱国的话语权

七·一游行分两场，早上庆回归，下午争普选，同时雷曼苦主、菜园村民、彩虹同志、性工作者、少数族裔、外籍劳工、网络“草民”、动物保护人士、智障学生及家长，甚或政府公务员也一道上街，发出各自的呼声，争取相关的权益。香港市民用行动证明，“团结、自强”是民主的保证，尽管问题重重，自由的香港仍不失为一个“和谐社会”。然而部分当地媒体厚此薄彼，只把前一场游行称做“爱国爱港”，实在偏颇得可以。
事实上，别有用心的人一直将香港的政治势力简单的划分成“爱国”与“民主”两派。他们的意思究竟是民主派不爱国，还是爱国派反民主，并且影射中国政府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府，外人不便妄加猜测。可透过现象看本质，人们也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
民主派是否丧失了爱国的话语权？
给反对派扣帽子是中共惯用的伎俩，对此，艺术家艾未未有一段精彩却无奈的论述：
“强奸被人抓住了，就说是反华；孩子压死了，问房子的质量，也是反华；食品中毒被曝光了是反华；打打杀杀欺压百姓被上访，也还是反华；卖孩子、卖艾滋血、黑煤窑、假新闻、司法犯法、贪污腐败、违宪侵权、网络驴霸，只要是说到你的问题就是反华。谁要是不反华那还是个人吗？”
对祸国殃民的政府无原则的效忠拥护是“爱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表示抗议、进行抗争就是“反共”、“反华”、“不爱国”，这是哪门子的歪理邪说？
日前，一群乌合之众（其自称不是“组织”）发表了《香港再出发宣言》，标榜自己的价值是“爱国爱港”，但细读文本便会发现，他们根本分不清“国家”与“政权”的概念——“爱国就是爱实质上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政权”（《香港再出发宣言》）。把爱国等同于爱政府，甚而爱执政党，不是“脑残”，就是装傻。打个话糙理不糙的比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爱国绝不等于爱党，正如爱自己的老婆不等于爱丈母娘，虽然没有丈母娘就没有你老婆。这是常识！
以香港为例，既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争取双普选的民主权利当然是港人爱港的具体表现。反之，爱港不是爱特首，不是被特首代表了还洋洋得意，以为沾了点官气自己就成了特区的主人翁。推而广之，爱国切忌空谈，更不可搞错爱的对象，要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不是“政权”！）的总和，与当权者无关！
从英国的殖民地到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闷声发财，一心过好小日子的香港市民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政治权利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从六·四到七·一，尤为可喜的是，香港的民主抗争已经跟大陆的维权运动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自由引导人民，香港市民引导大陆百姓。香港无须再出发——香港一直在前进！

共产党员有几个？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八十八周年了，根据官方统计，这个全世界最庞大的政治组织拥有七千四百多万名党员。然而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吗？有没有“注水”的嫌疑呢？
《圣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因为上帝的信徒很多，可中共的党员也不少，《共产党宣言》一年又能卖掉几本呢？在一次访谈中，连李讷也承认自己并没有完整阅读过父亲的著作——《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遑论普通的党员。随便抓个党员问问，他能言简意赅的告诉你什么是共产主义吗？回答“共产共妻”可不算噢！虽然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党八股”既没有理论价值，也缺乏现实意义，但千万不要忘记，“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可是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每个党员必须履行的天字第一号义务。不学无术，信仰从何而来？信仰不存，广大群众又为什么争先恐后的入党？
“三陪小姐入了党，眼泪汪汪谈感想。以前天天给党入，如今俺也入了党。”
上面的段子一语道破玄机。不入党就要为党服务，入了党则可以“为人民（所）服务”，这便是广大群众踊跃入党的根本原因。除了几个作为“装饰品”的所谓“民主党派人士”，在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度，入党的未必能当官，当官的却肯定是党员。可惜官员不是公务员，他们心中惟有私利至上，毫无公益概念。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有句名言，“权力是没有灵魂的”，而大权独揽的中共恰恰由一群既无信仰，也无灵魂的人组成。
为了政权稳固、社会和谐，他们可以强奸司法，因言治罪；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可以官商勾结，强征土地、强拆民宅；他们可以一边宣扬爱国主义，煽动民族情绪，一边把妻儿财产统统转移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只留下孤家寡人“裸体做官”；他们可以一边“嫖宿幼女”、“异性洗浴”，一边打着“花季护航”的旗号，使用“绿坝”之类的“间谍软件”监控网民、封锁网络……
种种不堪的现实充分说明，能够在从政为官的过程中体现些微的人性已是苍生的万幸，用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实在是痴人说梦般的奢望。婊子还要立牌坊，挂羊头却在卖狗肉，且看党章是怎样讲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中国共产党章程》）。对照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真叫人禁不住问一句：
共产党员多乎哉？
不多也。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充其量也就是“一小撮”。
或许有人认为，至少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抱歉，个人觉得，跟一件棉袄穿十年，见了灾民就流泪的温家宝一样，与其称之为党员，毋宁说他们是一群伟大的演员更加名副其实。否则，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怎么会上演一幕幕离奇的故事？

吴小庸与罗京

对“六·四事件”的历史了解不多，所以趁着二十周年纪念的机会，粗略的补了补课。或许诚如马英九先生所言，“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史不绝书，中外皆然”，因此那些渐渐远去的杀戮与血腥、激情和梦想并未令人产生特别的感动。惟一的例外，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播音员吴小庸冒着生命危险，于六月四日清晨向全世界报道了事件的真相：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装甲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装甲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轧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地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尽管述说的是希望的幻灭、人间的悲剧，但同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一样，这篇充满正义力量，闪耀人性光芒的广播稿无疑是二十世纪人类发出的最伟大的声音，值得每个中国人铭记。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二十年后的六月五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播音员罗京病逝了。不知道这位从一九八三年便开始主持“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在一九八九年有过怎样的表现，也不想知道——愿死者安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比自己的同事薛飞、杜宪更懂得“政治正确”，“与党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性，否则他绝对混不到今天“国嘴”加“国脸”的地步。
由于罗京的死亡时间——“六点四十分”太过敏感，当局决定让他多“活”二十五分钟，所以在官方最终公布的生平中，他死于“七点零五分”。为党撒了一辈子的谎，到头来连自己的死亡时间也变成了谎言，这真是“黑色幽默”的事件。然而在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上，一只“肉喇叭”的永久沉默，居然赢得了比重庆山体崩塌，八十多人被埋，成都公交失火，二十余人罹难更多的关注和悼念，这实在是双重的悲哀。
一个罗京死了，千万个罗京仍然坚守在党的宣传战线上，继续编织着“社会和谐”、“大国崛起”的黄粱梦境，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人们沉醉其中，似乎也很受用。今夜，新闻依旧联播，谎言依旧联播……

为党喝彩的人

凭借《为墨西哥航班如期抵达上海喝彩》这篇无耻的马屁文章，新华网评论员（“高级五毛”）亦菲暴得大名。通过对其文集的深入学习、认真领会，网民最终送给此人一个“喝彩党党魁”的雅号。别误会，中共并没有开放党禁，“喝彩党”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其存在的惟一目的便是为党国的事业喝彩。至于“党魁”，亦菲同志绝对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倘若不信，来来先下下方看（据不完全统计，但完全出自亦菲的手笔）：
《为坊间语言入政府工作报告喝彩》、《为“世界第一坝”简庆喝彩》、《为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喝彩》、《为“没有零就业家庭”喝彩！》、《为“抛头露面”的十七大代表喝彩》、《为毛家第三代无意“政治”喝彩》、《为政协民主监督“精品意识”喝彩》、《为刘淇的定力喝彩》、《为省委书记的“探索观”喝彩！》、《为中南海的“问计”喝彩》、《为五星红旗“飘扬”太空喝彩！》、《为外交部发言人幽默回答“鞋袭”问题喝彩！》、《为〈资本论〉搬上舞台喝彩》……
一声喝彩就是一记马屁，响则响矣，可惜没有半点创意，不知躺在水晶棺里的毛主席听了会不会跳出来骂娘。早在延安住窑洞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做过《反对党八股》的演讲，称这类文章“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跟那些不学无术、吃喝嫖赌的官员相比，身为局级干部的亦菲同志如此热衷时事评论的写作，真可谓“讲学习”又“讲政治”了，而且他还获得过新华网“二○○七年度优秀网评人”的“光荣称号”呢！不过晃晃这半瓶墨水，着实叫人替中共的前途担忧，后继乏人，“一蟹不如一蟹”啊！
理屈所以词穷，声声“喝彩”恰恰说明中共没干过几件真正值得称道的事情。或许不该过分挑剔亦菲的文笔——面对今日中国的种种怪现状，纵然“诗仙”太白再世，只怕他手中的椽笔也无法开出鲜艳的花朵。

偏激的情绪缘于选择性记忆

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南京！》正在各地热映，围绕该片的种种评论纷繁复杂、褒贬不一，而电影之外的故事更叫人啼笑皆非。据说在电影院里，有个不知好歹的年轻人看到银幕上的日本鬼子把中国妇女压在身下，禁不住发出了笑声，结果被身后的“爱国之士”饱以老拳。没有嗜痂之癖，怎会对历史的伤疤甘之如饴，并且从中找到现时的乐趣？不过既然这是个被管得很舒服，做鬼也幸福的“病态民族”，似乎一切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当然，看过这部电影的中国人大都会感到沉重、悲痛，甚至义愤填膺。有的小朋友走出电影院，会高喊一声“打倒狗日的日本”，还立志长大后当将军，对日本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然而这种看似“正常”的情绪，恰恰是这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值得警惕的原因——不是电影本身的问题，因为即便导演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拍得足够客观、真实，但对于一群心态狭隘、情绪偏激的观众来说，最终收获的仍然是仇恨的恶果。
不是替日本人辩护，更没有否定历史的意思，但张口“南京大屠杀”，闭口“三十万遇难同胞”，那么关于这段屈辱的历史，中国的诸位所依据的知识究竟来自何处？是那本对“大跃进”语焉不详，对“文化大革命”闪烁其词，对“六·四事件”绝口不提的教科书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惜酷爱给日本人上历史课的中国人活像个当众便溺的无赖，自己的裤子还没提起来，居然指责随地吐痰的人没有公德。这种感觉滑稽有余，却不免少了些义正词严的底气。
可以对几千万同胞死于“人造饥荒”无动于衷，可以对天安门前的殷殷血迹视而不见，甚至可以装傻扮痴，拿无知当无畏，对罪恶与悲剧的肇因提出无耻的异议。爱国愤青的反日情绪是真实的，但他们的民族情感丝毫也不真诚！如果铭记历史只为传播仇恨，这种记忆是否还有意义？如果中国人民的感情只是建立在选择性记忆的基础上，这种“选择性的感情”是否值得尊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更敢于探究历史的真相！全面的了解历史，人类才会变得宽容、懂得反思，并从反思中汲取进步的智慧与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全世界都对不起中国的迷思，不再自以为清白无辜——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才会明白，须要反对的不是什么人，而是罪恶本身。否则一旦碰触了那根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便喊打喊杀，岂不是要连自己也消灭干净才能化解心头的仇恨吗？毕竟古往今来，伤害中国人最深重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啊！

“功夫熊猫”打哈欠

“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须要管的。”
“功夫熊猫”一张嘴，果然是“国宝”的口气。就凭这等政治觉悟，中共将鸟巢“处子秀”的机会赏给成龙，也算慧眼识人了。可惜八面玲珑的人物同样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成龙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其实还有下半截呢！
“我要买个电视机，我买什么？我一定买日本的——中国的会爆炸！”
这话长倭寇威风，灭中华锐气，严重伤害了广大愤青的感情。不过成龙也有苦衷，毕竟中国“一些偷鸡摸狗的人”，的确干出了“把不该加的东西添加到奶粉内”的丑事。当然，成龙批评奸商，多少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嫌疑。他生产有毒的食品，你发表有害的言论——有毒的食品伤害身体，有害的言论蛊惑人心，乌鸦落在猪身上，究竟哪一个更黑呢？都说“钱难挣，屎难吃”，其实在欠缺法治的中国，只要丢掉羞耻之心，学会造假和撒谎，挣钱是非常容易的事。
针对成龙的言论，反唇相讥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黄伟哲表示，如果成龙真的这么想被管，他与妻子林凤娇、儿子房祖名就该搬到中国去，让共产党好好管一管。此言差矣！事实上，越是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华人才会越发的爱国，因为在这个前提下，爱什么样的国，把国爱成什么样，对他们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看看“自由世界”里中宣部鞭长莫及的华文媒体，为了获得国企施舍的些许“广告费”，哪家没学会装聋作哑、颠倒黑白，家丑不外扬的“爱国主义”？成龙与之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有钱能使鬼推磨，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屡试不爽。向欧洲派出一支政府采购团，就能让萨科齐忘记西藏在什么地方；向台湾派出几支宝岛旅游团，就能让马英九忘记“六·四”是什么日子……通过剥削廉价劳动力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积累财富，再运用掌握的庞大资源腐蚀普世的价值体系和是非观念，这便是“大国崛起”的逻辑！从俯首称臣的萨科齐，到摇尾乞怜的马英九，再加上一个胡言乱语的成龙，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各个击破，谁能独善其身？

一场游戏一场梦之梦魇时分

不知是不是为了报答中共不惜血本办奥运的奉献精神，三月二十六日，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从明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开始，奥运火炬将不再进行环球传递。如此，北京奥运又添一项“绝后”纪录，着实可喜可贺。
一九三六年，为了宣扬国威，将高贵的希腊精神注入纳粹哲学，德国人发明了奥运火炬传递这个洋玩意。结果一贯反对全盘西化，视普世价值为寇仇的中共不但薪火相传，而且发扬光大，火炬变成了“圣火”，传递过程更是登峰造极，达到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完美境界”。
北京奥运“圣火”遭遇西方世界普遍抵制，为保平安，整个传递过程神出鬼没，宛若游击，是为“更快”；不顾藏人感情（或许他们的感情比中国人民的坚强，不易受到“严重伤害”吧！）强登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是为“更高”；“蓝衣特务”功夫高强，一次次挫败“反华分子”抢夺“圣火”的卑鄙伎俩，是为“更强”。
柏林奥运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虽然成功，但也加剧了法西斯主义的自我膨胀，并最终将纳粹德国推上了与世界为敌的不归路。
尽管中共反对将奥运政治化，反对将北京奥运同柏林奥运进行类比，但无可否认，二者具有诸多神似之处。众所周知，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所以受到民主国家的抵制，原因之一便是中共对待藏人的政策不够公正。北京奥运无疑也是成功的，至少从所获金牌的数量上讲，是这样，但据英国广播公司今年二月公布的一项全球民调显示，经过二○○八年，中国的国际形象首次由正面转为负面，两者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三十九和百分之四十。
一场游戏一场梦，从纳粹德国开始，到共产中国结束，奥运火炬传递这场游戏终于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今日之中国恰似往昔之德国，正沉溺于后奥运时代民族主义高涨的精神梦魇中。历史悲剧会否重演，人们只能在不安中拭目以待。

会堂不是秀场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的服装很花哨。随着“两会”的隆重召开，盛大的民族服装秀又一次如期上演。民族特色的服装兼具鲜明的地域特点，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来自五湖四海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委员心中冷暖自知，表面上却要合演一出“环球同此凉热”的大戏，是演技高超，还是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央空调”性能微妙，鬼才知道。
少数民族的代表委员盛装与会，初衷很好，既直观体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团结，少数民族跟汉族一样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又可以在境内外媒体面前展示民族风情、宣传民族文化，何乐而不为呢？再说穿戴得花枝招展、环佩丁当，活跃会场气氛之余，保不准还能有效防止其他日理万机的代表委员发生打瞌睡的状况。惟一令人遗憾的是，民主秀，秀和谐，结果却欲彰弥盖。君不见，奥运会开幕式上，那群身着民族服装，簇拥着国旗步入鸟巢体育场的孩子统统是汉族小朋友扮演的吗？
如果作秀能够成就民主、促进和谐，恐怕大洋彼岸那个移民国家的众参两院开会，议员们非得日裔的穿和服，华裔的穿唐装，非洲裔的腰间挂一片树叶，土著印第安人头上插几根羽毛……大伙才能维护选民的权益，维护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维护“美国式的自由”。
不错，服装能够反映人的精神风貌，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但寻寻觅觅寻不到，一个穿工装裤或扎白手巾的代表委员，被代表了的老百姓难免心生疑惑：
莫非这一小撮先富起来的代表委员不再代表工农了？
“两会”时节，除了占据官方媒体的代表委员，其实还有一个看不到他们身影，听不到他们声音的群体同样会聚在首都北京。这便是成千上万最具中国特色的“访民”！
一边是反映民意、倾听民声的政治秀，另一边则布下天罗地网，大肆逮捕上访民众。什么时候能给忙碌如刘翔一般的代表委员放个假，把这些上访民众请进人民大会堂，聆听他们的遭遇和意见，解决他们的困难与问题，中国或许就真的进步了。但，这可能吗？
当然可能，在访民们的梦里！

活腻了的和尚

藏历新年刚过，二月二十七日，由于寺管会取消了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的祈愿法会，该寺青年僧人扎白当街引火自焚。军警赶来连开三枪，扎白倒地后被警方带走，至今生死不明。
据说今年是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第五十个年头，值得纪念与庆祝。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藏人的抗争从未停止，甚或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究竟是为什么？
去年拉萨“三·一四”事件发生后，许多汉人在网上留言表达自己的愤怒与困惑。他们不明白，接受着内地的大量援助，享受着倾斜的民族政策，藏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对于“做稳了奴隶”，并且打算永远做下去的人（姑且称之为“人”吧）来说，他们是不会抱怨主子只给自己一个馒头的，他们恨的是，那些能够得到两个馒头的奴隶居然还要追求自由！这不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吗？这不是破坏安定团结，影响社会和谐吗？
中共可能同样不解，为什么自己付出了那么多，藏民还是不快乐。须知包二奶不是爱情！你给二奶穿裘皮、戴珠宝，她仍然是笼中的金丝鸟，是没有自由的玩物，她会真正快乐吗？傲慢的中共应该读一读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即便你们真的解放了谁，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时时刻刻感恩戴德。“三月二十八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算达赖喇嘛是危害国家统一的“敌人”，但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藏民信奉的尊者称为“披着袈裟的豺狼”，中共丧失的不仅是文明人最基本的教养与礼貌，同时也暴露了其为藏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赤裸裸的利诱和收买，此间没有丝毫的尊重与真诚。
出家人不该杀生害命，包括自己的生命。然而就在自焚僧人扎白所在的格尔登寺，去年便有两位僧人相继自杀身亡。三十二岁的僧人洛桑金巴在遗书中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二十九岁的盲僧人图松在自杀前对家人说，“这样的日子不要说有眼睛的你们受不了，连我这个瞎了眼的人也受不了”。这些藏族僧人内心的想法，恐怕只能用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话来形容：
“纵做鬼，也幸福。”
不明真相的群众曾经对王副主席大张挞伐，他们不知道，其实兆山同志是隐藏在党组织内的卧底——生活在“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却口口声声“纵做鬼，也幸福”，这不是暗示活着的人生不如死吗？这不是对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毒攻击是什么？
当然，将“别有用心”的词句献给视死如归的僧人或许并不合适，而藏人身上和胸中的火焰又令人无言以对，只好借花献佛，为扎白抄两句已故诗人骆一禾的句子，“愿他此去英武，愿他在这条大道上一路平安”。

人民有没有幸灾乐祸的权利？

元宵夜放烟花，央视新建的配楼莫名被付之一炬。当晚，有关部门迅速下发“一级”通知，要求各网站在报道该新闻时“只用新华社通稿，不发图片、视频，不作深度报道；只放国内新闻区，关闭跟帖，自然滚动，论坛博客不置顶，不推荐”。事实证明此举相当明智，然而好端端一幢大楼，几十亿的人民币转瞬间灰飞烟灭，广大网民居然表现得极度幸灾乐祸，究竟是何道理？
作为中共的喉舌，遗憾的是，维持央视运转的并不是党费，而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千万别说央视节目覆盖广泛，完全有能力自负盈亏——其所谓高收视率根本就是建立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垄断基础之上。可纳税人又从这家垄断机构得到了什么回报呢？
颠倒黑白、粉饰太平！
非典期间的谎言，毒奶事件的隐瞒，以央视为代表的宣传机器给国民造成的损失何止亿计？逝去的生命又岂是金钱所能衡量？几十亿的大楼、上百万的烟花，说盖就盖，想放就放，当然更不会征询纳税人的意见。有什么意见吗？不盖楼、不放烟花，省下的钱就会用于纳税人的养老、医疗和教育，就不会被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鲸吞蚕食？维权意识的薄弱，或者更准确的说，维权能力的薄弱令中国人普遍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纳税人既然做不了国家财政的主，恐怕也只能假央视之手，以精神胜利法放自己的烟花烧自己的楼，自娱自乐，何罪之有？
面对央视，人民没有追索真相、拒绝洗脑的权利！“新闻联播”，所谓“联播”，就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渗入每个毛孔的“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谐”与“不折腾”，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晚七点风雨无阻的“伟大、光荣、正确”，“从胜利走向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付“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不可告人”的“一小撮”，央视当然另有一套说辞，不过咒念多了难免应验一回，可惜落在自己头上的是这么一句：
“玩火者必自焚！”
哈哈……

何谓“真实的中国”？

温家宝于剑桥演讲遭人掷鞋抗议，虽然当场怒斥对方伎俩卑鄙，但据官媒报道，日前其又通过驻英大使表示，“对青年学生还是以教育为主，希望校方给他继续学习的机会”（瞧这话说的，仿佛剑桥真要开除人家似的），并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希望该学生正视错误，用发展的眼光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大国总理有大度，值得赞赏，但何谓“真实的中国”的确费人思量。
众所周知，去年西藏发生骚乱之际，由于没有自己的记者在场，西方媒体发表了一些不实的报道，引起中国民众强烈反弹，是所谓“做人不能太CNN”。此后，但凡遭遇外界批评，中共便一律以“到没到过中国，了不了解真实的中国”反诘之，似乎没吃过屎的人就没资格说屎臭。
且不论西方媒体来到中国有没有采访的自由，即便有，什么又是真实的中国？
地震废墟前的温家宝和孩子被“豆腐渣校舍”掩埋的父母流下的，是不是一样真实的眼泪？真实的中国是帮助毒奶粉受害儿童免费治疗的中国，还是为了奥运的舆论和谐，封锁消息致使更多孩子遭受戕害的中国？上海的陆家嘴与宁夏的西海固，哪里更能代表真实的中国？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中国，中国人的内心却很少有人了解。亨利·米勒曾经说过，“如果你足够长久地在这深渊的边缘不断保持平衡，你就会变得十分内行；无论怎么推你，你总能恢复平衡。处于不断的平衡中，我发展了一种极度的快乐，可以说，一种不自然的快乐。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懂得这一句话的意义——犹太人与中国人”（《南回归线》）。
如果了解是批评的基础，中国政府批评西方世界倒真是底气十足——哪位中共的高官没有公费“考察”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堕落？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些官员为什么硬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流放”到那种“不堪”的社会，这些高官的子女身在异乡又为什么痴痴的爱恋着“宝宝”与祖国？只有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你才能了解真实的中国——只有了解了真实的中国，你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其中奥妙不足为外人道，否则便有泄露国家秘密之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马英九的无能连对岸的国台办都看不下去了，九月七日，在第三届“海峡西岸经济区论坛”上，王毅主任受权宣布了大陆方面为便利两岸同胞往来而采取的五项新举措。中国评论新闻网为此发表社论，分析相关政策发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全部都是经济民生内容，与政党政治无关。二，全部都是以有利台湾经济发展为主的，以台湾人民的利益优先。三，全部都是马英九、国民党执政最需要、最有用的措施。”
似乎有必要提醒一下马英九先生，大陆地区今年初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冰雪侵袭，随后又遭受了一场世纪罕见的地震灾害，接着还办了一届“期盼百年”的奥运会——据说奥运会耗资巨大，至于到底有多巨大，小老百姓是没权利知道的，所以也没办法告诉你，抱歉了。当然，伟大的二○○八年还没过完，接下来有什么“好戏”上演恐怕只有天晓得。
中共推出什么样的统战政策是其予取予求的权力，但接不接受是你的。有了上面的提醒，希望马英九先生能够好自为之。
从马英九先生不同时期的不同表态来看，非常令人好奇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假如你是台湾人，希望你做一个有骨气的，不要轻易接受“毒苹果”的诱惑；假如你是中国人，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不要用大陆人民的血汗钱巩固你的个人权力；假如你今后还打算申请美国的绿卡，那么跟你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假如你坚称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希望你为两岸人民做些好事，不要像陈水扁一样腐败。一个公务人员不当接受别人的金钱是受贿；一个政府不当接受另一个政府的政策优待是什么行为？
送马英九先生八个字，祝愿你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让台湾人民继续受苦，更不要叫大陆人民跟着遭受你无能的诖误。中国政府经常用这八个字勉励遭受各种灾害的老百姓，送给困境中的你相当合适，它们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笑看“檄文”付水流

股市熊出没，危险，新华社不得不于七月一日播发“救市檄文”——《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以下简称《通信》）予以打击。次日收盘，上证指数微涨0.13点。三日，上证指数大幅低开，在创出本轮调整新低2566.53点后，最终逆转收于2703.55点，涨51.83点。《通信》赢得了面子。
舆论总是把股民描绘成喜爱盲目投机、短期逐利，永远“不成熟、无理性”的一群，隔三差五就要喊两嗓子“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然而观察《通信》播发后两天来的市场行情，如今股民实在已经相当的成熟理性，而这恐怕也是被腰斩的股市，不幸中惟一的万幸吧！
诚如《通信》所言，“股市的运行不可能背离它所依赖的大环境，不可能脱离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股市必须在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看好的情况下，方能实现稳定健康发展。然而粮油价格的飞涨，美国经济的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危机……种种问题，无不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同步影响着中国经济。况且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巨大的通胀压力，经济的周期变化，以及不确定的奥运影响，中国经济自身也必须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大小非”解禁减持所带来的资金压力，更令证券市场无法独善其身！
海峡彼岸，宣称“‘马’上就会好”的台湾当局面对近期跌跌不休的股票指数和民意支持度，不仅推出“八大措施”，而且鼓励投入八兆保险基金进场救市。可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非但没能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反倒被媒体斥为“愚不可及”。舆论普遍担心投保者的血汗钱会被国际投机客在开放的股市中洗劫一空，更指责此举将严重干扰金融秩序，损害市场经济。再说，以全民的资金拯救部分被套牢的股民显然有失社会公平。反观大陆方面就聪明得多了，让新华社出来喊喊话，即便没有实际效果，丢面子而已，总不至于损失什么真金白银。
中国有些部门和个人就是热衷通过做报告、做批示，发表几句讲话，写张二指宽的小纸条等空洞而不规范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这么做其实对股市——对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对整个社会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通信》清楚的认识到，“一个健康的市场不应过分依赖于短期政策的刺激”，“中国股市在改革创新中向前发展，但尚未彻底抹去‘政策市’的阴影”。然而吊诡的是，《通信》本身的出现又是什么玩意投射的阴影呢？
头痛医头救不了中国股市。一纸《通信》不可能，更不应该在短期内刺激股市持续大幅上涨。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压力，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之道，也是解救股市危局的釜底抽薪之策。至于证券市场自身的建设与完善，那是另外的问题。
笑看“檄文”付水流，没有丝毫幸灾乐祸的意思，惟愿在艰难时世中保持一个好心态与广大股民共勉。

穆加贝的“礼物”

手中握着伦敦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函授文凭，执政二十八年，高龄八十四岁的穆加贝总统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奇迹”。在他的统治下，津巴布韦人民如今全都成了“百万富翁”，因为一百万才是津元的最小面额。花消着最大面值为五亿的货币，承受着百分之十万以上的通货膨胀率，眼下津巴布韦最安全的地方恐怕非银行莫属——抢劫造纸厂显然更合算些！
虽然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民主投票没能选出一个新总统，但事实上其已经宣告了穆加贝政治生命的死亡。那么除了一堆骇人听闻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穆加贝还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找块石头刻上呢？
“穆式土改”
自然资源丰富，工农业水平较高的“非洲粮仓”津巴布韦之所以沦落到如今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的境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上世纪末，穆加贝政府为了在经济衰退中巩固个人权力而强制推行的激进土改计划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千五百名白人农场主占据着独立之初的津巴布韦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肥沃土地，而七百万黑人则只能在剩下的贫瘠土地上进行耕作。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状况当然须要改变！在推出一系列向黑人倾斜的社会政策的同时，穆加贝甚至比曼德拉更早提出了种族和解的主张。另一方面，前宗主国英国为了积极配合津巴布韦政府的土改政策，曾经同其达成协议，由英方出资、津方出面在“有偿”与“自愿”的原则下购买白人农场主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和退伍军人。然而由于津巴布韦政府腐败重重，在资金使用中“缺乏透明度”，一九八九年，英国不得不停止提供资金，温和的土改政策就此夭折。
一九九六年，津巴布韦政府决定用五年时间征收五百万公顷土地，分配给十一万户没有土地的家庭；二○○○年三月，数万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抢占白人农场，六月，政府启动“快车道”土改计划，九月，颁布政令强征三千零四十一个白人农场用以安置无地农民和退伍军人；二○○二年五月，津巴布韦通过一项限令两千九百名白人农场主在九十天内上缴土地的法律，八月，大约四百名白人农场主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二百七十七人则因为拒绝离开被警方逮捕……津巴布韦激进土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耕者有其田”是一幅理想中的画卷，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体制正常、分工合理的社会应当人人去耕田。广大黑人表面上渴望获得土地，其实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工作机会。把白人农场主的土地进行简单粗暴的重新分配不仅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反而彻底摧毁了津巴布韦的农业基础。朝不保夕的白人农场主自然不可能全力投入生产，而许多得到土地的无地农民和退伍军人又缺乏农业生产的技术与经验，大量土地因此荒芜。更严重的问题是，白人农场主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贫困的黑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真正参与利益瓜分的全都是穆加贝的亲信——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的高官们，分食“腐肉”的则包括证券投机客、货币贩子等。当然，这一切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历来打着“分田地”旗号的革命者谁不是这么做的呢？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津巴布韦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而那些在抢夺来的农场里替政府打工的工人们得到的薪水居然只够买一份本国发行量最大的官方报纸——《先驱报》！轰轰烈烈的土改意义究竟何在？
绝对的权力承担绝对的责任
二○○六年百分之一千；二○○七年百分之一万；二○○八年百分之十万……恶性的通货膨胀持续发展，在津巴布韦的经济领域里，目前仍然飞速运转的恐怕只剩下了印钞机和点钞机。
毫无意外，西方的制裁成了津巴布韦现状的替罪羊，但可惜这只是发生在穆加贝及其支持者、同情者口中的“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首先，欧盟停止一切对津巴布韦的军事及相关活动的援助，禁止出售和提供军警设备根本无碍民生。其次，取消总额为一点二八亿欧元的五年发展援助计划是援助方的权利，而任何国家若必须依靠国际援助解决温饱问题，首当其冲该被问责的只能是本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即便在土改进行得最为激烈的二○○二年，由于遭受严重旱灾，欧盟仍向津巴布韦提供了三千五百万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至于禁止包括穆加贝总统在内的七十二名津巴布韦政府高官入境欧盟，更是无关经济的政治姿态，况且欧盟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为了制衡美国及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去年十二月，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不得不顶住英国首相布朗拒绝与会的压力，允许穆加贝总统出席，因为该问题多次延期的第二届欧非峰会终于得以在里斯本举行——非洲国家对津巴布韦采取的则一贯是理解、支持，甚至与之共进退的态度。
被西方制裁，不等于被世界抛弃。津巴布韦政府若能反躬自省便会发现内部的问题到底多么严重。
激进土改摧毁农业生产，外资出逃引发经济动荡，印钞机无法抑制通货膨胀，铁腕管控飞涨的物价却导致不甘亏本的厂家停产，无货可售的商家关门，剩下老百姓抱着一捆捆比纸更便宜的纸币买不到任何东西……
奉行对抗逻辑的政权总喜欢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所谓的“西方”，甚或把一切说成对抗“西方”的结果，似乎问题都会变为政绩！
身为“独立英雄”、“自由斗士”，如果穆加贝总统不承认自己在二十八年的执政中无所作为，乃至胡作非为，不承认自己在同西方的斗争中是个失败者，那他又凭什么指控津巴布韦当前困局的元凶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和西方的制裁呢？
“新”总统难产
三月二十九日的总统大选同时也是津巴布韦独立以来举行的首次总统、议会和地方市政联合选举，官方对此的解释是经济困难，为了节约资源。津巴布韦宪法规定，总统选举结果必须在投票日后的一周内公布，然而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五月二日津巴布韦选举委员正式宣布的结果竟然是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赢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率为百分之四十七点九的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民革运）领袖茨万吉拉伊必须同得票率为百分之四十三点二的现任总统穆加贝进行第二轮选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与西方对抗自然不能当饭吃。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尽管得到了军队与警察的明确支持，但穆加贝显然已无法像从前那样稳操胜券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消费独立战争遗产，可以，但是，生活日益艰难的选民未必愿意埋单。否则只能说明津巴布韦人民并没有从国家的独立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与自由。
第一轮选举结束以来，津巴布韦国内暴力活动频仍，迄今已造成数十人死亡，上万人流离失所。证据显示，驱逐、拘捕，甚或限制食物供应，种种针对反对派的迫害背后都活跃着军方与情报部门的影子，就连美英等国的外交官也受到骚扰与威胁。民革运领袖茨万吉拉伊更是出于安全考虑，自三月二十九日选举之后便一直流亡国外。其间，南非爆发了严重的排外暴力活动，而暴徒们的袭击目标也主要是来自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马拉维等邻国的移民。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津巴布韦人民均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风雨飘摇中的巨轮必将沉没，船长的权力还有什么意义？津巴布韦的总统宝座如今就是一颗实实在在的烫手山芋，但对穆加贝这个八十四岁的老人来说，他也只能拼命抓住这根稻草——惟一的稻草，尽管没人能够保证这根可以救命，而不会压垮骆驼。
纵然黑人乐于分享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可若接受穆加贝的“礼物”条件是承受整个国家经济崩溃的后果，理性的选民会怎样抉择？记得二○○五年，民盟在第六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后，面对何时退休的追问，穆加贝曾经笑言，“至少等到我一百岁吧”！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可以肯定，许多津巴布韦民众是等不到那天的，因为目前他们的平均寿命还不足区区三十六岁！
面对暴力的威胁与生活的压力，手握神圣一票的津巴布韦选民在六月二十七日的第二轮选举中，究竟会自暴自弃，还是创造奇迹，救赎自己？
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世人恐怕也只能送上无谓却真诚的祝福而已。

午夜的收音机

收音机里的声音越微弱、越含混，就越迷人，引得你浮想联翩，甚至对发出那声音的遥遥未知之地也产生无限的想像与向往。我极讨厌自以为是的法国人在那儿装腔作势，可无意间听了法广，我居然对人说想去法国，不料那人一句话噎得我哑口无言。
“天天听单田芳的评书，你还是在这儿老实的待着吧！”
所以法国，至今我没有去过。
法广只在清晨和黄昏播音，美国的电台则完全是黑夜的杂音。我那台既无短波频率，更未经过改装的收音机能够收到“自由亚洲”本已是个奇迹，可躺在被窝里必须伸出一条手臂握着天线，那架势真叫活受罪——夏天蚊子咬，冬天又冷得不得了。即便如此，刺刺啦啦听不了五分钟，锣鼓梆子就又会嘁咯隆咚锵咚锵——吧咯隆咚锵咚锵的敲打起来。在那些不眠的夜里，与其说我遭受了别有用心的“敌台”毒害，不如说我饱受了博大精深的民乐熏陶。
“敌台”听得我身体疲劳、心情烦躁，为了放松只好转而去听情感类的谈话节目。白天睡觉的淳子的暧昧嗓音是夜色的最佳旁白，尽管她不知道，可能更不相信自己有一个“音迷”在千里之外（我的破收音机还真是个宝！）。说到东广的“相伴到黎明”，实在是不能不提叶沙的鼎鼎大名。她那摇滚乐似的主持风格让人着迷，而三更半夜不睡觉的人打电话来找骂挨、找杠抬的性格更让人困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一场“迷幻摇滚式的对话”，那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万峰的节目从没听过，但根据江湖上盛传的语录来看，这位老师八成是个朋克，伪的，毕竟他的愤怒最终都沦为了大众的娱乐。不过这很好，夜色深沉，所有的声音都应该温柔亲切，因为有人寂寞。因为寂寞，连最滥俗的情歌也变得深情款款了。没有公德的电台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播放摇滚乐——我不跟“药厂电台”和“医院电台”讨论道德问题——“下半身”的问题基本跟道德没有关系。
当然，人生的诱惑永远在彼岸！光华电台（汉声电台“光华之声”的前身）的“生活百分百”显然并不适合厌世的人听，但一颗荒颓的心因为琬蘋青春萌动，那声音的魅力何等无穷！可惜流星薄命，暗夜无情，二○○三年的秋天，琬蘋的笑语欢声竟化为绝响的天籁！
我那台超级棒的宝贝收音机已经坏掉很久了……看电视常不自禁的睡着，网络电台清晰却很少听的兴趣，再也没有守望流星般的耐心与心情，去午夜的天空中搜寻来自远方的声音。黑夜令我困倦，戴上不插电的耳机，我需要安静！

扑杀，还是免疫？这不该是问题

继云南牟定和山东济宁两地因为狂犬病的发生而对境内犬类进行扑杀之后，《北京晨报》二○○六年八月五日又报道，仅北京市六月份到狂犬病门诊就诊的人数便已超过一点五万。霎时间，似乎全国上下都陷入了风声犬唳、草木皆狂的状态之中。
然而在“过街狗”不如“过街鼠”的现实面前，更有必要普及一点常识，那就是狂犬病是所有温血动物通过直接接触共患同传的一种恶性传染病，仅仅扑杀犬类是没有根本的防范作用的。世界首例未注射狂犬病疫苗却奇迹般生还的病患——美国少女珍娜当初就是被蝙蝠咬伤的啊！所以，人既已亡，大规模扑杀犬类这种马后炮的做法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落一个事倍功半的结果。且不论棒打绳勒造成的国际影响是多么的有损“国家形象”，就是国内的善良人士恐怕也会因此对相关地区产生颇多的恶感。
其实，国内之所以狗患严重，狂犬病流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对犬类缺乏有效的管理。农村的狗基本处于不闻不问的散养状态；城市“高价限养”，管理却不到位，结果竟使得无证养狗蔚然成风。必须切实降低养狗的虚高费用，才可能全面实现对犬类的登记与免疫，进而对流浪狗进行收容，对不负责任抛弃宠物的主人进行处罚。加强对犬类的管理，既是防范疫病的需要，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平时不加强管理，发生疫病之后再采取过激的补救措施，不但难于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反而可能令不良的社会效应加倍释放。管理的真谛其实是服务！无论从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出发考虑问题，倒贴五元钱的扑杀，都远远不如事先让狗主人自己掏钱（只是疫苗的钱！）进行强制免疫来得划算。如此，狗不必死，人不会亡！何乐而不为呢？
有关部门可千万别抱怨，全面免疫的工作量巨大，难以担当。毕竟“全面扑杀”任务的“胜利完成”，已然充分证明了你们强大的工作能力啊！

不要张口闭口“什么人”

无论什么原因，也无论什么方式——故意抽打，还是随手一扔，老板直接导致员工受伤的行为都是严重侵害劳工权益的！但问题也就仅只于此，而不是什么《韩国老板甩皮带抽伤员工？》（《信息时报》二○○六年八月二日）。
类似的新闻已不鲜见。打人的是谁？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被打的又是谁？中国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什么是问题的关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打人者与被打者的“身份”总能令“新闻纸”更加畅销。不过既然此类事件可以屡屡成为新闻，似乎又从侧面证明了绝大多数的老外还都是“好人”！极想请教如此制造新闻标题的记者、编辑，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不同民族的中国人之间，你们还会写——还能写类似的耸动标题，比如《朝鲜族老板皮带抽打汉族员工》吗？
八月一日的《东方今报》以《广州红药水连累开封西瓜》为题，报道了由于不法商贩可能对西瓜注射红药水，及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致使开封瓜农遭遇困境的消息。可是如此有价值的新闻到了网易这样的门户网站上，标题立刻就被非常“技术化”的处理成了《开封西瓜因注水传闻价格暴跌》。看来与“河南”相关的负面消息还真是更具“卖点”啊！只可惜网站找错了“点”，破绽被眼睛雪亮的网民一眼看穿。
报道“老板打员工”的记者本该根据被打员工周刚反映的情况，调查一下工厂无照生产、工人超时加班等严重问题是否属实，写出更具深度的报道，而不该不负责任的讨巧，借着老板与员工的国籍差异制造无谓却有害的轰动效应！中国人的种族构成比较单一，因此并不存在种族歧视的社会问题，但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农民”与“黑鬼”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但对听者——“中国农民”和“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其心理感受恐怕常常是毫无二致的吧！
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其个人言行绝不能代表所属的整个民族、种族、省份和国家，因为其自身不可能具备所属的整个民族、种族、省份和国家所具有的笼统而概念化的全部特征！反之亦然。新闻报道应该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媒体张口闭口“什么人”的毛病必须改正，否则只会在现有的社会问题以外制造新的不必要的矛盾，百害无一益！

伊朗核问题的答案

当信任丧失以后
伊朗核问题正以无可挽回的态势滑向战争，而这个美国同伊朗最终摊牌的结局或许早在一九七九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便已注定，因为从那时起，正常国际交往的基本条件——“信任”就已然从美伊两国间彻底的消失了。二十七年，美国终于等到了洗雪前耻的绝佳机会。
也许伊朗曾经有过和平发展并利用核技术的机会，比如同意俄罗斯的建议将铀浓缩活动转移到本国境外进行，比如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理性温和的立场等等。可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偏偏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发表违背国际政治常识与交往原则的挑衅性言论。这虽然可能使其赢得伊斯兰世界一定的支持，但从自身利益出发，恐怕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真诚的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而这只能坚定美以两国（即便没有其他盟国的支持）对伊朗核计划采取强硬手段的决心。如今不但美国和以色列，甚至伊朗也不可能再给自己和平发展并利用核技术的机会了，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伊朗是否谋求核武器，在于美以两国是否相信伊朗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在于伊朗是否相信自己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就能够保障和平！
“和平”，一个多么暧昧的字眼啊！如果伊朗声明本国的核计划只用于建造核电站，以及其他民用领域，那么概念很清晰，但其毕竟只宣称用于“和平目的”。请问，什么是“和平”？谁能够保证内贾德总统永远不会说，“用原子弹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就是为了‘和平’”？
伊朗当然不会认为伊拉克的安全局面获得稳定，政治重建取得成功对本国有利，反倒是接连不断的暴力冲突恰恰为其发展核计划创造了良机，并赢得了时间。四月十六日，伊朗外长穆塔基的一番讲话完全印证了伊朗的这种心理，同时也彻底表明了其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一意孤行的原因。他说：
“美国发动战争占领伊拉克已经三年多，但仍无法控制那里混乱的局势并撤军，而这也是阿富汗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美国应该意识到，现在不是在本地区制造另一场危机的时候。”
同日，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也表示，他相信美国“没有能力冒险或在未经严肃讨论的情况下”，再次在本地区卷入一场新的战争。
既然伊朗领导人认定美国只是在打“心理战”，既然伊朗领导人为了凝聚国家的意志主动调高了民众对核计划的期望与热情，那么无论面对怎样的外交压力，伊朗的立场恐怕都不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再次全面中止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假如出现这样的状况，不但内贾德总统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结束，甚至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威望也将受到严重损伤。
伊朗的核计划停不下来，面对伊拉克的动荡局势，美国就会自欺欺人的假装相信伊朗不会将核技术用于研制核武器吗？如果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对其动武是个错误，那么伊朗志在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不对其施以武力岂非一错再错？美国会“错”下去吗？就伊朗的军事力量而言，美国对其动武，伊朗又能把美国怎样？
当然，伊朗可以用导弹攻击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甚至以色列作为报复。不过既然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军手里，对前者进行攻击的效果就很值得怀疑，而若以色列并未参与对伊朗动武，那么对其进行攻击，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就完全不具有合法性。
从导弹诞生的第一天起，除了科索沃战争的七十八天空袭，还没有南联盟以外的第二个国家单单因为遭受这种武器的打击就屈服自己的意志。当然如果是核导弹，情况可能就大相径庭了。所以，与其在伊朗核导弹的阴影下被迫接受任人宰割，甚至彻底毁灭的命运，以色列倒不如在今天，在伊朗常规导弹的威胁下做出果断而不屈的抉择！
总之，伊朗核问题已经被放进了高速运转的离心机里，不把媒体的流言与猜疑，外交的斡旋与压力，军事的威慑与打击统统甩干净——甩出一个终极的结果是绝不可能停下来了。
软弱的外交是和平的障碍
伊朗从来都不担心将本国的核问题放诸开放的国际场合进行讨论，因为这不仅为其发展核计划赢得了所需的时间，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同美国进行外交对抗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并不缺乏市场。
二月四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而在表决过程中，伊朗还是获得了三张反对票的支持。同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瓦伊迪针对此项决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全面恢复铀浓缩活动，并中止一切“自愿合作”措施。
三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经过多轮非正式磋商后，终于一致通过了一项妥协性的主席声明，呼吁伊朗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今年二月通过的决议，恢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然而伊朗随即从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在南波斯湾沿岸及附近水域展开了为期一周的联合军事演习。
四月十一日，伊朗副总统兼国家原子能组织主席阿加扎德宣布，伊朗已经成功生产出了纯度为百分之三点五的低纯度浓缩铀。四月十三日，在同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举行会谈后，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表示，伊朗不会接受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其恢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的主席声明。同日，内贾德总统更发誓，伊朗决不在铀浓缩问题上让步，国际社会应该把伊朗当做一个核国家来对待。
四月十八日，俄罗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聚会莫斯科，共商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各国最终还是未能就制裁伊朗达成协议。
伊朗发展核计划之初，国际社会或许可能通过一致而强硬的外交手段迫使其做出妥协，但各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与利益需求选择理解，甚至支持伊朗则令其有恃无恐的走上了对抗之路。如今上了轨道，甚至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的伊朗核计划还怎么可能在国际社会仍旧不一致，也不强大的外交压力面前停下来呢？
在联合国安理会四月底就伊朗核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时，纵然各国能够响应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针对伊朗核计划通过一项措辞强硬的决议，甚至是制裁性的决议，也不过是赋予了美国今后可能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法理依据，而这已根本无助于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
政治与经济制裁有意义吗？
制裁毫无意义
中国一向反对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使用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的手段解决问题，而且实践早已证明，制裁往往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具体到伊朗核问题，国际社会既然要阻止伊朗谋求核武器，那么仅仅对其在政治上实行签证限制，在经济上进行财产冻结究竟有什么作用？恐怕只有促使伊朗加快核研发进度，扩大核研发规模的反作用吧！不管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五年，只要伊朗能够研制出核武器，所有制裁的意义都将归于零！等到那时，国际社会无论取消制裁，还是动用武力都将付出比今天做出决断要大得多的政治或军事代价。
作为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来自石油。因此对国际社会与伊朗而言，限制石油贸易都是一把双刃剑。
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明确表示将以限制石油出口的方式阻止美国对伊朗动武。在此前提下，即便伊朗全面停止石油出口，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也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受害最深的反倒会是伊朗自身。况且在长远的政治利益与暂时的经济利益之间做何选择，对美国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伊朗未必有——就算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在政治文明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国家行为对民用油轮进行无差别的攻击也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这么做的政治后果伊朗不可能不考虑。所以，所谓的“石油武器”不过是一种压根就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已！
当然，对伊朗实施制裁必将导致已经居高不下的油价大幅度的上涨，并且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而这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无效却有害的制裁，绝不会是美国最后的选择。
答案：战争！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最为担心的莫过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而允许伊朗发展核计划无疑将大大增加这种可能性与危险性。况且一个“坏榜样”的树立势必会鼓励更多的国家群起效尤，从而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彻底沦为一纸空文。所以，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美国阻止伊朗谋求核武器的决心都不容置疑。
伊朗近期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大张旗鼓的宣传下，已经实现了其远大于军事目的的政治目的。四种“新式武器”无法吓阻美国，却可以鼓舞士气，但四万枚“人弹”恐怕就只能坚定美国的意志了。
军事冲突一旦爆发，无法掌握制空权的伊朗除了导弹，其实基本没有别的反制手段。
在国家被“占领”的情况下，伊拉克及其他国家的极端分子若要反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早就反了，或正在反着。指望伊拉克的普通民众——哪怕是什叶派民众为保卫伊朗的核设施拿起武器纯粹是天方夜谭，是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当然，伊朗还可以派遣特工，甚至“人弹”潜入伊拉克境内发动袭击。不过从阿里·哈迪清真寺被炸毁后伊拉克各教派领袖与民众的表现来看，企图通过挑动教派矛盾，进而引发伊拉克全面内战的阴谋大概不会得逞。再说挑动教派矛盾的行为，伊朗又该如何向整个伊斯兰世界进行解释呢？
假如美国相信可以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倒很可能像伊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样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展示与威慑，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是上上之策，但前提必须是施以强大的外交与军事压力。现在这两种压力却都明显不足，尤其美国近来一反先前对伊朗所持的强硬态度，不仅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不会介入媒体有关对伊朗动武的“离奇猜想”，布什总统更是强调要进行“外交努力”。对照伊朗的虚张声势，美国偃旗息鼓，刻意保持言行的低调与理性反而更加耐人寻味。
当然，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美国发动另一场“伊拉克战争”的能力，但美国定点摧毁伊朗几处核设施的军事力量毋庸置疑。伊拉克战争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建设工程”，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则只需要足够的破坏力。
伊朗不是伊拉克！没错，所以将来的伊朗战争也不可能是伊拉克战争的翻版，而是一场“闪击战”！
伊朗不是伊拉克！没错，但何尝没人说过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怎么阿富汗战争前却没人说美国不是苏联？美国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
战争总是由弱者挑起，“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九·一一”之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目的就在于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尽管伊拉克战争在国际社会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遭到了普遍的质疑，但这两场战争的积极意义并不能简单的全盘否定。可是，假如美国因顾忌国际舆论的压力，担心引发更多的恐怖袭击而放弃武力，结果伊朗却研制出了核武器，那么不仅这两场战争的正面价值将全部化为乌有，布什政府的外交与军事政策也将遭受彻底的失败！
既然伊朗内心不愿说“永别了，核武器”，那么某天清晨当太阳照常升起，世人应该不必惊异从电视里看到伊朗的核设施遗址上升起蘑菇云的景象。

全民扯淡

韩寒同白烨之流的论战无论表面的语言，还是背后的意义全都无聊之极，因为文学评论本身除了能让一些无能的文字工作者混口饭吃，基本没有任何价值。本来随着白烨的文字功力不济，加之被人揭了老底败阵而去，宣布退出“博客圈”，这场风波已渐趋平息，但偏偏又跳出个陆川指责韩寒对他父亲使用了“语言暴力”，高潮再起……
一个人是否有“红卫兵”的做派跟他的年龄没有任何关系。韩寒虽然年轻，但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他压根就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反倒是那些文革的遗老遗少身上颇具文革遗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浑不讲理，人家刚谩骂或指正了两句，就先扣上一顶“恶毒攻击”的帽子，继而摆出一副武斗的架势。你们还真能把人家打倒，再踏上一只脚？韩寒不报警也就算了，这些人居然还拿起了“法律武器”！
×○○（为避免侵犯其姓名权，故隐去）为了给哥们陆川出口恶气竟蹚着这波抄袭剽窃的浑水来摸鱼，委托律师准备起诉韩寒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因为韩寒在自己的小说《三重门》里引用了他创作的《××○○》（为避免侵犯其著作权，故隐去）的歌词。记得《思想品德》教科书上说，“哥们义气要不得”，想想这话还真是一点也不错。其实一个写“校园民谣”的中年男人干出什么事来都不会令人过度惊诧，倒是他所委托的律师李达叫人跌破了眼镜。反正输赢都有代理费拿，你可真是什么案子都敢接哪！如果这也算侵权，陈凯歌就不必威胁告胡戈了，直截告那些引用“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以及套用这个句法的记者好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们谁得到授权啦？跟《无极》相比，更应该保护这么有诗意、这么有哲理的句子的著作权啊！这种官司若能打得赢，傻瓜还去写歌、拍电影——打官司来钱多快啊，成本多低呀！
从白烨之流到陆川和×○○全都一把年纪了，还不抓紧时间干点正事，一天到晚跟韩寒扯淡，你们扯得起吗？时间在韩寒一边，人家可是“八○后”啊！何况人家是正经赛车、业余写作，百无聊赖写博客逗你们玩玩还当真了，犯得着吗？
正因为“各圈”、“各坛”、“各界”都活跃着这种不务正业、不学无术的人，中国的文化与学术才少了自主创新，多了借鉴援引，甚至抄袭剽窃。如此一来，那些只唱一首、只写一本书、只拍一部电影的“混子”也有了市场，有了适合生存的土壤，甚至能够成名、成家、成腕儿，一辈子靠着吃老本混日子！
如果真是江郎才尽，无事可干，非要扯淡，就在网络上、在博客里扯好了，为这种口水仗而乱兴诉讼纯属浪费公共的司法资源。

一只鸟忽然死去

树枝微微颤动，
云荡在忧郁的空中……

一只鸟忽然死去，
翅膀不再扇动。

树静，
云停。

半梦

黑夜无边，点一根烟。
星火一点，
却比月光更亮，比太阳更暖，
因为这火就燃在我的指间。

深深的吸吐着烟，
任思绪渐渐缺氧——迷乱……
随青烟袅袅飘散——不见……
但见一匹白马狂奔在雾霭茫茫的雪原……

天下第一“孝”子

为了加强村子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推进“以德治村”的进程，村长决定在本村搞一次“孝子大赛”，冠军奖励十万元。
十万块啊！
村民肖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
给父母买台电子按摩仪吧，可躺在家里用外人怎么看得见哪？请父母出门去旅游的话，谁又能知道掏钱的是我这个孝子呢？
“唉！”
哎，有啦！
肖四连夜把自己床上的白被单给撕巴了……
第二天，村民们看见肖四浑身缟素的走出家门，全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却心中窃喜。
哈哈，我把“孝”带在外面，这下你们总该知道谁是天下第一“孝”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