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惧兔

叶公好龙，家中雕梁画栋尽是龙的形象。龙知道后，特到人间探看，结果吓得叶公魂飞魄散，撒腿便逃。中共喜不喜欢兔子，这个问题很难草率回答，但可以肯定，像兔子一样安分温顺的老百姓是每个独裁政权的最爱。然而辛卯兔年到来之际，中共竟怯懦的封杀了一部名为《小兔子哐哐》的贺岁动画片。
原来在这部流传于网络间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片中，作为主角的兔子们遭遇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不幸：
有的喝了“三虎奶”意外夭亡；有的在“构建和谐森林”的大会上葬身火海，因为老虎说了，“让领导先走”；有的为抗议强拆而自焚；有的被高喊“我爸是虎刚”的司机撞死；有的被老虎抛到车轮下，活活轧死……
阿拉伯世界近来很不太平，无论是已经下台流亡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还是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都令中共心有戚戚焉。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非要等到人民走上街头以后，方才慌忙封杀脸书、推特等和平演变的网络工具，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以混到如此境地，怪得了谁呢？相形之下，什么脸书、什么推特，共产党连网络上的一只兔子也不放过，实在太有先见之明了。
三鹿奶粉毒死了人，李刚儿子撞死了人，可受害者的家属不是“被寻衅滋事”，就是“被情绪稳定”，甚而制作一部反映社情民意的动画片都要遭遇“和谐”，这简直是邪恶逼人，再逼人，再三逼人嘛！动画片结尾，忍无可忍的兔子们终于发动了暴力反抗，怒吼着“小白兔，白又白，两颗门牙竖起来，不要逼我红了眼，急了我咬人也厉害”，合力咬死了老虎，过上了幸福生活。虽然中华民族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会“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可一旦“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了，走向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反面，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过年总要说些“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而对于万税万税万万税，刚刚又开征了房产税的共产党来说，搜光刮净之余，最好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否则，走投无路的人们恐怕也只能不走寻常路了。

一片浮云歼-20

中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歼-20成功进行了首次试飞，恰逢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此举自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解读。尽管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关友飞宣称，试飞“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针对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但在《环球时报》的网站上，相关专题还是引用了一段毛泽东语录作为导语：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政协第一届全会，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中的一句，而要描述广大军迷和爱国人士当下的心情，“飞起来”显然比“站起来”更加贴切。不过欢欣鼓舞之余，从试飞到定型，再到列装，中国的四代机无疑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除却各种技术障碍，与每个纳税公民利害攸关的，当然是资金投入问题。众所周知，由于军费不足，五角大楼大幅削减了F-22的订购计划。至于T-50项目，俄罗斯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也不得不找来印度进行联合研制。虽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但中国的四代机升空，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
加强国防建设，对国家而言，是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需要，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可放眼神州，由征地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层出不穷，这才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日前，媒体报道了江苏盐城一位八十二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刘太香智斗强拆人员，将缴获的挖掘机当做“战利品”在网上拍卖的消息。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充分说明，拆迁队的推土机其实比“反动派”的战斗机，更直接的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共产党一向对“人民战争”推崇备至，陈毅元帅甚至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可是今天，网络上的民谣已然变成了“皇军来了我跑路，美军来了我带路，国军来了我加入，共军来了我投毒”。此情此景，无论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天上的歼-20都不过是一片浮云罢了。
随着第四代隐形战斗机面世，国际社会恐怕又将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热潮。因此，官方媒体对歼-20首飞的消息大都采取了半推半就的报道态度，可无论怎么低调，但凡对中国人民血泪斑斑的拆迁史有所了解，中共口口声声的“和平崛起”，又如何能令世人信服呢？

钱云会是如何“被谋杀”的？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民钱云会死在了一辆大型工程车的车轮之下。当晚，乐清警方发布通稿，将案件定性为一起交通事故。与此同时，在微博和多个网络论坛上，却流传着另一个说法：
钱云会是被人按在地上，故意碾轧致死的！
难道这起惨案果真是赤裸裸的谋杀吗？
钱云会生前曾经担任寨桥村村委会主任，因为浙能乐清电厂征地未给予合理补偿，多年来，他坚持带领村民上访，结果三次被捕入狱，本人也赢得了“上访村长”的雅号。钱云会身亡之后，不但他的女儿钱旭铃、女婿赵旭被警方以“配合调查”为由带走，所谓第一目击证人钱成宇更遭到了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此外，当地村民还同勘察现场的公安人员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凡此种种，似乎都说明这起交通事故并不单纯，而围绕案件的诸多疑点，警方也未能及时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在汹涌激昂的民意推动下，多个公民调查团自发成立起来，决定到乐清一探究竟。广大网民对此大力支持、高度期待，但遗憾的是，热情并没能延续多久，因为很快的，调查团便得出了跟官方一致的结论。《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这样写道：
“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由于征地和由此上访遭遇打压引发的村民对基层政府的强烈不满，以及为村民集体利益上访历经磨难的村长的惨死，引爆了强烈的悲愤情绪，加上钱云会死状的疑点以及在现场的保安，形成了故意谋杀的传言；该传言在当天中午村民和警察发生冲突后被强化；在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社会背景下，最终通过网络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
毫无意外，这份企图释疑的报告本身同样遭到了民众的质疑。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欠缺足够的专业知识，无法掌握全面的案件信息，公民调查团的立场基本还是公正的。当然，就算钱云会之死并非谋杀，据此指责当地百姓别有用心，广大网民情绪偏激也是不妥的，毕竟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死人早就不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了。成都的唐福珍被逼自焚，武汉的王翠云惨遭活埋，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统统可以不提——就在一月三日上午，河南驻马店的李莉女士又成了强行开进的挖掘机下一个新的冤魂。是意外，还是故意，官民的说法再次对立。
真相是什么？什么是真相？专栏作家熊培云一针见血的指出，“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
是啊，透过现象看本质，钱云会的死亡原因或许并不重要，而事件背后，百姓对政府无恶不作的坚信，百口莫辩的怀疑，才是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矛盾与危机！

自讨苦吃、自取其辱的申亚

盛世多盛事。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之后，香港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跟内地为了“百年圆梦”而万众一心的架势相比，特区政府申办二○二三年亚运会的计划引发了很大争议，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一个“钱”字。
按照官方说法，刚刚结束的广州亚运总共投入资金超过一千二百亿人民币，足够举办五次南非世界杯，其中仅亚运与亚残运的开闭幕式便分别花费了三点八亿和二点一亿。伦敦当局不相信举办一届奥运会能够复兴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所以乖乖承认二○一二年奥运会将不参照“北京模式”。曾经的宗主国尚且如此低调，作为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就算香港不必像广州一样投入巨额资金搞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四五百亿港币又能办一届怎样的亚运呢？
抛开建设体育场馆的三百多亿开支不谈，其实，无论申办亚运的直接成本究竟是一百四十五亿、六十亿，还是计算通胀率和物价指数后得出的九十三亿，都只是个预估的数字而已。南非世界杯最初的预算也只有十多亿美元，结果总投入竟高达三十五亿，而十几座足球场的长期维护费用更是一个无底洞。香港申亚虽说不至于令全体市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若将这笔资金直接投入社区和学校，用以资助有前途的运动员，不但有助于普及体育运动，提升市民健康水平，甚至可能培养出更多的黄金宝、黄蕴瑶。
亚运盛会广州办得，香港自然也办得。问题是如此前赴后继，二者难免会被人拿来一较短长。区区六十亿投入还不到广州亚运的一个零头，自讨苦吃的办一届“狗尾续貂”的盛会，难道只为自取其辱不成？
话说回来，有中央政府这个“坚强后盾”的大力支持，钱绝对不是问题。可要向阿爷伸手，必须做个“乖孙”。既然政府已经决定申亚，有理没理，这个质疑，那个反对，岂不是破坏和谐吗？如此闹下去，就算申亚成功，北京当局不会对特区政府的困难袖手旁观，恐怕也断然不愿赠送一对“亚运熊猫”——“高高”、“兴兴”来给盛会助兴，与万民同欢。

想像中的盛会

世博刚闭幕，花博又开幕，海峡两岸，上海、台北，真可谓盛会连连。不过恰如世博引发了广泛争议，花博也未能幸免。大陆百姓固然无权对四千亿公帑的花销说半个“不”字，台湾民众监督花博经费的使用，却被政客操弄成了又一场“蓝绿之争”，同样令人遗憾。
花团锦簇之下是否隐藏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是另一个问题，而面对合理质疑，官方一味拿“唱衰花博”就是“不爱台湾”做挡箭牌，不但是拉大旗，作虎皮，更将权力的傲慢暴露无遗。对此，各界多有评论，无须赘言，倒是两岸政府如此热衷举办“盛会”的动机与目的很值得思考。
为了塑造一个崛起的“大国”形象，中共当局不计成本的办奥运、办世博，可除了“友邦人士”的连连惊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并未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赏和肯定。不久之前，在一场世博主题论坛上，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特别强调，二○一二年奥运会将以振兴伦敦东北部的工人阶层居住区为目标，因而不会参照北京模式。
由于受到中共当局的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向来有限。能够通过花博这项非政治性的活动，在不刺激对岸的情况下，促进花卉园艺、旅游观光等产业的发展，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声望及能见度”，的确是台湾的重大机遇。然而政客为了突显个人政绩，对花博大操大办、过度宣传，难免有铺张浪费、糊弄百姓的嫌疑。
坦率的讲，跳出专业领域，花博真的是什么“国际盛会”吗？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只是一个由分属二十五个国家的三十三个会员机构组成的专业协会。仅仅在大陆地区，继昆明和沈阳之后，明年，西安也将主办世界园艺博览会，而恬不知盛的媒体并未对此大张旗鼓的报道宣传。
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再到台北花博，两岸政客对一场场盛会苦心经营，显然具有政治利益的考虑。不过官方运作若是脱离了现实，违背了民意，所谓盛会非但无法成为政客想像中的政绩，反而可能沦为其意想不到的劣迹。奥运与世博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预想中的改变和进步，因为在权力的挟持下，广大民众只是被动的参与其中。相反，十一月二十七日五都选举，台北市民能够用手中的选票评判花博的种种争议，这才是民主的意义。

从反日细节看保钓前景

钓鱼岛撞船风波已趋平息之际，十月十六日，西安、成都等内地城市却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示威。为了转移舆论焦点，减轻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共当局造成的政治压力，这种反常现象虽然不能排除是官方操纵的结果，但缺乏直接证据，妄加猜测没有任何意义，倒是游行过程中的两个细节，实在引人深思。
在西安的游行队伍中，有个面容清秀、皮肤白皙的小青年举着这样一幅标语——“取个日本媳妇，天天吊梁上打”。没错，性癖好是个人权利，包括变态的，但一打汉字错了十二分之一（“取”应为“娶”），还举着白字标语招摇过市，难免有教坏小朋友的嫌疑。再说，拿打老婆当爱国，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更加荒唐的事发生在成都。
因为十六日恰好是重阳节，一位女生特地身着汉服出门，结果遭遇当街打砸的爱国愤青，其本人亦受到围攻。愤青命令女生脱掉身上的“和服”，面对群情激愤的暴徒，百口莫辩的女生只得到卫生间换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方才全身而退。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梁启超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反观当代中国之少年，不学无术是为不智，欺侮女性何所谓强？一向没头脑，总是不高兴，但任凭爱国愤青把反日口号喊得震天响，指望他们保钓，钓鱼岛恐怕是保不住的，因为有一种匹夫之勇叫做窝里横，而跟掀几辆汽车，砸几家商店相比，保钓显然需要更高级的智慧和勇气。

不挨打、不挨饿之后的尊严问题

每到国庆，歌唱祖国歌颂党都会成为时髦。可惜老调子唱不出什么新意思，充其量用李敖大师的话说，共产党的两大历史功绩，是解决了千百年来中国人面临的，挨打与挨饿的问题。
当然，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不过大师向来言之有据，找些反证加以批驳，恐怕只是鸡同鸭讲而已。再说，就算自己扇自己耳光是挨打的一种特殊形式，提起中国人挨打与挨饿的历史，除却列强的欺侮，言必称人民斗争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期的饥荒，免不了有拒绝与时俱进的嫌疑。
所以，抛开无谓的争论，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为什么摆脱了挨打与挨饿的宿命，中国人还是不能像温总理说的那样，活得更有尊严呢？
从四川成都的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陶兴尧、陶惠西父子，再到江西宜黄的叶忠诚、罗志凤、钟如琴一家……革命先辈前仆后继只为不当亡国奴，如今老百姓舍命自焚却难免沦为丧家狗。落后未必挨打，盲目追求什么“跨越式发展”，反而可能造成过犹不及的悲剧。同样的问题出现在食品领域，苏丹红、瘦肉精、孔雀石绿、三聚氰胺……物质的极大丰富，不但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甚至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代“新人”——“大头娃娃”和“结石宝宝”。
多年来，中共当局始终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摆在人权问题的首要位置。不挨打可以生存，不挨饿能够发展，但吊诡的是，挨打与挨饿刚刚成为历史，中国人似乎又陷入了生亦无欢，死亦无惧的尴尬境地。
在人类的“四大自由”中，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不挨打的生存权与不挨饿的发展权。至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中国人则从未享有。非但如此，共产党还经常拿一套歪理邪说吓唬百姓，谎称争取做人的权利便做不稳奴隶，甚而可能重蹈挨打与挨饿的覆辙，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谈人权不仅损害和谐，而且破坏稳定。可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提出“四大自由”的概念的同时特别强调，“那些宁愿放弃基本自由以求一时安全的人；既不该享有自由，也不该得到安全”。
上述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事实已经无可辩驳的给出了答案。放弃人的自由，换取做稳奴隶的权利，结果只能是房子被强拆，孩子被毒害，因为奴隶其实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包括“做稳”的权利。所以鲁迅才会将治乱兴亡的历史循环，精辟的总结成“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注意，所谓“做稳”，只是一种“暂时”状态！
虽然今天的中国“暂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以“低人权、高效率”的“中国模式”作为崛起之道，无疑是本末倒置，毕竟促进人权才是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未来，是再度遭受挨打与挨饿的苦难，还是成为真正的人，活得更有尊严，如何应对权利跟权力的博弈，平衡自由同安全的关系将决定中国人的命运，而可以肯定的是，只用加强经济建设这一条腿走路，中国的人权事业是无法进步的。

中共为何打压民间保钓行动？

九月七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发生碰撞，进而遭到对方扣押，此事引发了新一轮“保钓”的热潮。连日来，北京当局不断提升抗议的层级和外交辞令的强硬程度，但另一方面，对于民间保钓行动，中共则毫不手软的暗地打压。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无论“反日”，还是“保钓”，归根结底都属于政治活动，而政治是中共的禁脔，老百姓根本没有实际参与的权利。二○○五年春季，国内多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示威。起初，当局对此显然是默许，甚至鼓励的，可随着形势渐渐失去控制，中共立马翻云覆雨，罗织罪名，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
据说这一回，内地保钓行动的组织者——中国厦门保钓联合会会长李义强还是一位环保人士，曾因反对兴建化工项目被当地警方逮捕，却不知此人是否了解跟他一样热衷环保和保钓的胡佳的遭遇。尽管胡佳与另一位反日的维权人士杨茂东（笔名“郭飞熊”）身陷囹圄并非因为保钓，然而这种对外反日，不忘对内维权的人士，确乎是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香港市民也许不太熟悉胡佳和杨茂东，但立法会议员，同样是保钓积极分子的梁国雄的言行应该妇孺皆知吧？
只要粗略了解上述保钓人士的政治立场就会明白，倘若北京当局纵容民间保钓行动，到头来这些人又利用赢得的声望反对共产党，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一切，所以，利用归利用，打压归打压，而保钓本身，并不是中共的当务之急。

外交不可无赖

香港游客喋血马尼拉，凶手的暴行令人发指，颟顸蠢动的菲律宾警方更该为整起事件的悲惨结局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在舆论的谴责声中，菲律宾方面的反应竟越发不可理喻，不但有人给凶手的棺木覆盖国旗，阿基诺三世总统在凶案现场，甚至笑对媒体采访，还妄称这是“愤怒的表示”。
香港人民才是真的怒了！八月二十九日，八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沉痛哀悼遇害同胞，要求彻查事件真相”。
那么，在这起跨国的劫持人质事件中，一贯宣称是特区政府坚强后盾的中央政府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作为拥有中资背景的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讲得明白，“没有一个方面有责任，只有枪手自己有责任”，“这根本跟菲律宾政府无关”。虽然没有官方身份，但千万别忽视阮次山的“权威性”。要知道，这货“看护照是美国人，看长相是日本人，看名字是越南人，听口音是台湾人”，一开口，那可是“党的人”啊！
回想二○○四年，赴美旅游的官太太赵燕因为涉嫌贩毒，而她又拒不配合执法人员检查，结果被强力制伏。这本是一桩普通的司法案件，但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居然给鲍威尔国务卿打电话，生生将此事闹成了沸反盈天的“外交风波”。相形之下，八名香港游客命丧马尼拉，北京当局只派出区区外交部发言人“强烈谴责歹徒暴行”，难道仅仅因为这些遇害者都是平头百姓的缘故吗？
中共处理内政问题的手法，被人戏谑的总结成“你跟他讲法律，他就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就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就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就跟你讲法律”的段子。其实，当局的外交策略何尝不是如此？美国和你讲法治，中共就跟人家耍流氓；菲律宾跟你耍无赖，中共就和人家讲道理。这种不知好歹的斗争方式看似独出心裁，然而归根到底，现象揭示的，无疑是中共政权的本质。
日前，黑龙江伊春发生坠机事故，该市市长王爱文与一名民航局领导却喜笑颜开的在空难现场同公安干警合影留念。自己的官员是这副德行，乌鸦落在猪身上，中共又有什么资格指摘阿基诺三世笑错了时间和地点呢？套用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伟大的国家各有各的伟大，无赖政权都是一样失败。
毫无疑问，中共当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几名百姓的生死，影响中菲两国关系的大局。无奈香港市民对真相的追究异常坚定，这便令特区政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特首曾荫权因为各种施政问题，曾经饱受批评和质疑，但这一次，冒着违反《基本法》的风险，他代表香港市民站出来，要求菲律宾总统彻查此事，的确赢得了广泛的尊重。无论曾荫权的言行是不是所谓“僭越犯上”、“小题大做”，他敢于并能够如此，至少证明了一条简单的真理：
“一国两制”是个好东西！

走上“犯罪道路”的记者

高温持续，洪水泛滥；先是大连的油库失火，继而南京的塑料厂爆炸；紫金矿业九千一百立方米的工业废水刚刚污染了福建汀江，在吉林，两家企业的七千多只化工原料桶又被暴雨冲到了松花江上……有一种水深火热叫做天灾人祸，个中滋味，中国人民的体会最最深刻。
当然，久经考验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面对灾难，除了大无畏的精神，这个古老的民族甚至具有些许浪漫情怀，所以诗人才会吟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佳句。可惜时移世易，勇气依旧，风雅不再，而今对另一种文人墨客——记者来说，这话似乎只有改成“国家不幸记者哀，言到真相人遭殃”才更加贴切。
日前，在原南京塑料四厂的爆炸现场，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徐光辉因为喝问记者，“哪个让你直播的”，遭到网民一致挞伐。那边，一个网帖控诉湖南省祁阳县公安局不作为，致使凶嫌逍遥法外，记者就此向对方求证，不料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没有权利了解这件事的真相”。舆论同样一片哗然。
千万别误会这些打官腔的同志是在妨害新闻自由，从积极的层面理解，其实他们对记者是关爱有加的。不信，就看看放任记者我行我素的后果：
因为报道深国商董事长涉嫌掏空企业资产，并遭二奶举报的消息，七月二十九日，《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被一名自称该公司员工，欲反映更多情况的男子骗至约会地点，饱以老拳。第二天，四名霸王集团的员工又打到了《每日经济新闻》的门上，因为报社调查发现，该集团创始人根本不是对外宣称的“中药世家”，而大名鼎鼎的霸王防脱洗发液，居然借用其他产品的过期批号进行生产。至于《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披露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的内幕之后，遭到该公司所在地浙江省遂昌县公安局通缉一百个小时的离奇经历，更令人大开眼界。
伟人说“多难兴邦”，可当“百年不遇”的“兴邦级灾难”成了老百姓的家常便饭，所谓“盛世”的意义岂不是弥天谎言？记者的天职是探究真相，而揭去和谐的画皮，必然暴露这个社会“喝血”的本质。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存在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属于国家的秘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无权知晓的。所以，看到记者成为政商两界、黑白两道的众矢之的，被打、被通缉，若问究竟为什么，艺术家艾未未的一句话，显然是最简洁而明确的答案：
“你如果希望了解你的祖国，你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维稳办主任夫人“被维稳”

光天化日之下，省委大院门前，六名便衣警察围殴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副主任（副厅级）黄仕明的妻子陈玉莲十六分钟，导致这位五十八岁，身体羸弱的官太太脑震荡，软组织挫伤数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社会里，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事显得格外离奇。因此最先披露这个消息的网帖称，陈玉莲之所以被打，是公安误将其当成了上访人员，而事发后，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看望陈玉莲时也一再表示，纯属误会，“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
然而经过记者深入调查，网上流传的“打错了”的说法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陈玉莲被打时立即表明了身份，但对方不仅没罢手，反而叫嚣“老子打的就是大院政法委家属”。其次，她当天去见湖北省政法委副书记，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职称和待遇问题。另外陈玉莲的女儿几年前死于一起医疗事故，可案件受到人为干扰，久拖不决，她也想顺便问问这件事的进展。虽然拥有一个“特殊身份”，但陈玉莲的行为跟上访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她被打，绝非大水冲了龙王庙的闹剧，倒可以说是中共当局对待上访人员的“标准程序”。否则陈玉莲的妹妹怎么会说出“姐夫黄仕明是管信访的，根本不允许姐姐上访”这种逻辑混乱的话呢？显然，维稳办的黄副主任对信访工作的“厉害”是深有体会的。陈玉莲只是挨了一顿打，没有被关进精神病院，或送去劳动改造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如今陈玉莲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而她的丈夫竟然被市里的领导找去谈话，告诫其要“注意纪律”。至于那六名便衣警察，因为执勤时“行为粗暴”，一人被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两人被记过处分，剩下的三个则安然无事。打人的恶警缘何会被庇护？因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公安，而是武汉市公安局驻省委机关“信访专班”的成员。所谓“信访专班”，工作重点就是维护治安，处置冲击省委机关的群体事件，或打砸烧等突发事件。
对于上述避重就轻的处理结果，陈玉莲的家属坚决反对，其本人更是强烈要求将这六个害群之马从公安队伍中清除出去，把人民警察的制服还给人民。不过陈玉莲也表示，“作为共产党员，我相信党，相信党的英明”。
事件的最新进展是，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做出了“必须依法严肃处理”的批示。当然，无论打人的警察最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有一点可以肯定，陈玉莲女士今后应该不会再为自己的职称和待遇问题，为女儿的案子，以及她所遭受的皮肉之苦进行上访了——此路不通！这跟她是什么身份，是谁的夫人无关，这是体制问题。况且陈玉莲的丈夫本身就是这套体制的维护者，尽管表面看来，黄副主任似乎是这套体制中，这个位置上一个极其罕见的，获利不多、吃亏不少的倒霉蛋。

无法纯粹的足球

足球与战争的相似性和相关性
究竟是谁先砍下谁的头当球踢虽然众说不一，但西方的足球起源于战争，这一点跟“中国式杂耍”——蹴鞠大相径庭，因而也难怪中国的足球总是缺乏血性。
足球比赛若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足球就是一件杀人不见血的冷兵器。万幸的是，绿茵场上的厮杀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有的只是利益之争。大力神杯是金子做的，每个踢球的孩子都有一个金色的梦。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利益的得失，而不在于人员伤亡的数量，所以进球——进球，再进球才是足球的硬道理，铲断对手的腿没有等量齐观的意义。
足球场上，人们欣赏、推崇的是技术，而不是力量。出神入化的技术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手球、假摔等不正当行为则是恐怖分子的“人体炸弹”。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毁灭英格兰队的那个球，完全堪比足球史上的“九·一一”。他因此成为上帝，他因此成为魔鬼——他就是上帝派来踢足球的魔鬼！
只要足球存在，人类的观点就无法统一。比分铁定、胜负分明，有录像为证，还有计算机的分析，但一九六六年赫斯特射中联邦德国队横梁与门线的一球似乎永远要把“进，还是没进”的问题追诘下去。决出一场战争的胜负很容易，消除人类对战争的分歧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后者跟人类的文明程度与科技水平没有丝毫关系——这是立场和情感的问题。
在一九七○年墨西哥世界杯的预选赛阶段，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洪都拉斯对萨尔瓦多主场一比零取胜，一名萨尔瓦多女球迷悲恸自尽，葬礼成了国葬。十五日，洪都拉斯客场零比三告负，国旗和国歌遭到污辱，两名随队观赛的球迷也遇袭身亡。当晚，洪都拉斯政府与民众开始大规模驱逐并攻击本国境内的萨尔瓦多侨民。二十七日，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七月十四日，萨尔瓦多军队以保护本国侨民的名义越过洪都拉斯边界……史称“足球战争”。
上面这段文字是对一段历史的客观描述，还是对一场战争的错误解读？
事实上，决定战争与和平需要更伟大的力量、更复杂的因素，足球充其量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轻于鸿毛的理由。如果足球可以引发战争，“乒乓外交”能够带来和平，中国乒乓球队的国手们岂不早就把世界摆平，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足球可以被比喻成战争，但背负战争的罪，是其无法承受的重。
当然，足球同样无法给这个战火连绵、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和平。不过毕竟四年等一回，在全世界的球迷最盛大的节日——世界杯期间，哪怕仅仅是假如，足球，这一场场虚拟的“战争游戏”可以让人们暂时忘却真实的枪炮轰鸣、屠戮场景，也好。
政治的足球与足球的政治
足球是巴西人的生活，是意大利人的政治。当财阀掌控了足球，当球迷变成了政客，究竟是足球绑架了政治，还是政治玷污了足球？金钱与足球——足球与政治——政治与金钱……四年之前，无数多愁善感的球迷为深陷“电话门丑闻”的意大利足球慨叹，殊不知最深的忧郁是阴险，最蓝的颜色是黑暗，带着阴险的谋略和黑暗的力量，“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恩格斯）居然就势完成了地狱——炼狱，直至天堂的极速升华和完美蜕变。
阿根廷剧作家库塞尼的戏剧不是荒诞，是谎言！中锋没有在黎明前死去，马拉多纳比垄断资本家鲁普斯有钱，他的两个“阶级兄弟”——卡斯特罗和查韦斯还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天无二日，足球场上却有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位“球王”。足球是他们共同的政治，但一样的出身并没有赋予他们相同的立场。走出贫民窟，一个要跻身上流社会，一个则坚持充当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贝利无疑是成功的榜样，马拉多纳在球场内外的表现却不禁令人思量：
该不该相信一个伪装成无产者的“资产阶级流氓”？
人不疯狂不是球迷，丧失理智就会丧失判断力。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足球场上的男性之美似乎带着“原罪”。贝克汉姆吸引了异性，贬低了同性，众矢之的，他当之无愧。一个不黏球的人偏偏成了足球场上遭受侵犯最多的人——嫉恨同性的容颜不是女人的专利！无论他的长传多么精准，任意球多么刁钻，不善于盘球过人始终是贝克汉姆技不如人的“铁证”。球员的相貌和技艺假若有一毛钱的关系，其到底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完全取决于你对他的美是爱慕，还是忌妒。任何领域有关“偶像派”与“实力派”的争议都可以套用这个定理。
跟种族歧视一样，相貌歧视，包括反向的相貌歧视，都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要拨乱反正，你无须热衷政治，却必须热爱“美”，不管是场上的帅哥，还是场下的辣妹，尽管非洲兄弟的皮肤永远那么黝黑。
球迷的“运动”
足球之所以是“世界第一运动”，最主要的原因是普罗大众可以广泛而平等的参与其中。高尔夫球太昂贵，乒乓球虽然廉价，最多却只能进行四人双打。从理论上讲，只要有一个足球，不限人数（或多或少）和场地（或大或小），四海之内皆兄弟，谁愿意都可以加入这个游戏。
当然，踢的总比看的少，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尽管足球比赛的进球数一般而言，少得可怜，但真正懂行的球迷绝不会只关注“进球”而已。足球只能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存在！看录像的球迷都是精神病，知道比分以后看录像，更是病得不轻。喜欢欣赏“进球集锦”的“伪球迷”就像暴饮暴食却消化不良的饕餮之徒一样，永远无法理解足球的真谛。盘带与传递并非没有意义，进球也不是惟一的目的，高潮在耐心的酝酿中爆发，足球的乐趣在于“射”的刹那，而不在于对“进”的执著！
球迷之意不在球。进球多少无关紧要，自娱自乐才是真正的王道。烟火旗帜满天飘，敲锣打鼓喊口号；骂娘的骂娘，裸奔的裸奔……除非你要耍流氓，足球场上，没有什么不可以。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但事关足球，动手的固然是小人，动嘴的也未必是君子。
问候对方球员的祖宗十八代，是球迷的看家本领，不过足球解说员招谁惹谁了，为什么他们的待遇常常如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你平静——你缺乏激情；你亢奋——你不够理性。当然，只要你别像天字第一号的乌鸦嘴——贝利那样喜欢预测大力神杯的归属，你仍旧可以保持一个专业人士的基本尊严。
一千个球迷眼里有一千个马拉多纳。没有人能够垄断足球的话语权，球迷评球骂人既是言论自由的初级阶段，也是言论自由的极端体现。尽管球迷的声音与形象不过是足球场上嘈杂的噪音和模糊的群像，但混沌的力量是无穷的，球迷的言行其实是一种比足球本身更伟大的“运动”。
足球到底是什么？
都说“足球是圆的”，但这所谓的“圆”，究竟是一种物理状态，还是一个哲学概念？足球是什么颜色？黑白，或者彩色？这不是答案，更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满地打滚的足球怎么可能一尘不染呢？谁想要百分百的足球，恐怕只能去商场买个新的，洗洗抱着睡好了。
人们赋予足球杂七杂八的意义，但足球统统负担不起，因为足球就是足球——一种运动而已。人们可以把足球比喻成战争，也能够从中看到政治的阴影，不过真正和足球利害攸关的，应该，而且只应该是经济。足球是一种运动，更是一个产业。
在全球化的时代，用最时髦的理论，也许可以说“足球是平的”，但巴西与中国的等高线在哪里？差距永远存在，矛盾永远存在，冲突永远存在，不在我和你，就在你和他之间。决一胜负与维持平局，哪个结果更符合彼此的利益？足球究竟是“双赢”，还是“零和”的游戏？
足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运动。意识，意味着悲剧的开始！足球被一次次射入球门，又被一次次放回中场，重新开球，继续比赛……九十分钟一个轮回。足球场上，西西弗斯的二十二个化身永远追逐着矛盾的价值，探索着荒谬的意义……
足球是个球——是这个地球的小小缩影。足球的世界应有尽有，予取予求，仔细体味其中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或许你会领悟点滴人生的道理：
与其说足球是个球，不如说人人都是一只足球，被命运的脚踢来踢去，但只要别泄气，相信自己，坚持到底，最后一秒钟也可能发生奇迹。

精神是一种病

实力不济的中国队无缘参与南非世界杯，但中国球迷观赛的兴致和热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永远不缺少精彩的戏码，抛开巴西、阿根廷等传统豪强的表现不谈，单单围绕“神秘之师”朝鲜队的两场小组赛，跌宕起伏、天差地别的场面便引发了无数是非争议。
第一场对巴西，朝鲜队一比二落败，但球员们的拼搏精神还是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肯定，中国媒体更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说什么“巴西队赢得了比赛，朝鲜队赢得了尊严”云云。至于号称“朝鲜鲁尼”的郑大世，因为泪腺比旁人发达，也被塑造成了爱国的楷模。
可惜第二场遭遇夙敌葡萄牙，零比七的惨败让这支靠“主体思想”武装起来的球队彻底现了原形。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金氏王朝”的邪恶统治下，朝鲜足球的“举国体制”无疑也是跟现代足球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这场祛魅的比赛充分印证了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然，看热闹不怕事大，许多中立的球迷原本都期待朝鲜队能够创造奇迹，洗雪四十四年前在英格兰被葡萄牙人五比三惊天逆转的屈辱，然而只要稍具理性与常识人们就该明白，让月薪十几元人民币的朝鲜球员跟身价天下第一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对抗简直是痴人说梦嘛！
由于种种原因，朝鲜人近年来已经超越日本人，成了中国愤青最鄙视，也最仇视的族群。尽管这股民族主义的邪火主要烧向韩国，但为了避免殃及朝鲜，进而损害“同志加兄弟”的中朝两国鲜血凝结成的革命友谊，关于后者的各类新闻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上通常都是被禁止评论的。搞不懂宣传部门为什么在世界杯期间破例开放对朝鲜男足的评论，不过这一决定显然是失策的——中国人对朝鲜人从肉麻吹捧到百般嘲讽，一夜之间的转变，完全暴露了自身病态扭曲的心理。
面对朝鲜，其实中国人既无须羡慕，更不该轻侮，因为发生在那个国家的一切虚妄荒唐，都曾经千百倍的出现在这片土地上，而朝鲜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不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恶果吗？
至于朝鲜男足那点可怜的精神，谁愿学习都没关系，但对“精神胜利法”的鼻祖来说实在太小儿科了。从“雷锋精神”到“焦裕禄精神”；从“抗洪精神”到“抗震精神”；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中国的问题不是欠缺精神，而是精神的泛滥，否则上个月媒体也不会报道，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已然超过了一亿人呢！精神是内心世界的产物，只能潜移默化的熏陶培养，若以洗脑的方式灌输宣教，不小心受了刺激，必将导致人性的崩溃癫狂，社会的无序动荡，文化大革命便是前车之鉴。
感谢葡萄牙人七比零的“大屠杀”，提升本届世界杯进球率的同时，间接的，也挽救了中国足球，使之免于走上一条向朝鲜学习的歧途。最后，不得不给那轮金光闪闪，却总是戴着墨镜的太阳一个小小的忠告，输球不是这些浑身焕发着“朝鲜精神”的运动员的错，他们该去的地方不是矿山，是医院，因为他们病了——真的病了。

卡廷与六四

为了出席“卡廷惨案”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四月十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夫妇乘坐的专机意外坠毁在俄罗斯西部城市斯摩棱斯克机场附近的树林里，同机的近百位波兰政要无一生还。这场空难，实在是“悲剧中的悲剧”，令人无言。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十七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指引下，苏联红军侵入波兰东部，两个法西斯帝国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完成了对波兰的罪恶瓜分。随后，苏联对俘虏的二十五万波兰军民进行了“分类处理”，有的被释放回乡，有的被遣返德占区，有的则被强迫充当劳工……至于近两万两千名波兰军人，以及各界精英，为了防止他们复兴“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这些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遭到了集体屠杀。他们的尸体被集中掩埋在卡廷森林里，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卡廷惨案”。
之所以旧事重提，并将卡廷与六四联系在一起，除了中国跟波兰一样饱受苏俄的祸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卡廷惨案”本身的遭遇。
一九四三年春天，纳粹德国发现了卡廷森林中的“万人坑”，随即将苏联的罪行公之于世，但莫斯科当局反咬一口，宣称“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鉴于二战期间的特殊局势，这一事件并没有被国际社会进一步客观的追究，而战后，苏联及其控制下的波兰政府对此问题更是讳莫如深。那种情形，恐怕只能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加以形容，“谁敢说出一个字，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虽然迄今为止，无论苏联，还是俄罗斯都没有正式向波兰道歉，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者起码已经公开承认对“卡廷惨案”负全部责任，并向后者转交了有关绝密档案的副本。近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甚至下令，将这批档案的电子文本公布在国家档案馆的官方网站上，而四月七日，俄波两国在卡廷森林举行联合纪念活动时，普京总理也表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所犯下的这些罪行辩护”。
然而面对“六四事件”，中共竟没能从老大哥那里学到一丝一毫的诚实。二十一年过去了，隐瞒、回避是当局一贯的态度，但问题未解决，拖下去，就能不了了之吗？
历史不会被遗忘，也不会被原谅，因为真的假不了，错的对不了。尽管把人打倒再平反，这手翻云覆雨的把戏中共已经玩得太滥，没人稀罕，但那些对六四念念不忘的人们其实一直在给当局和解的机会。可惜中共不仅视之为寇仇，还认为“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乔治·奥威尔），殊不知哪怕其能将“六月四日”从日历上抹去，崭新的明天终归会到来。那时，傲慢而拒绝反省的权力肯定会被抛弃，时间亏欠历史的公道也必然会被讨还。

没有公民的城市如何美好？

上海世博会有一句漂亮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理顺人与城市的关系，搞清楚到底是人该为城市的发展服务，还是城市的发展该为人服务。
可在中国飞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显然被本末倒置了。层出不穷的暴力拆迁事件已经不是新闻，而就在让上海更美好的世博会举行的同时，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却叫嚣着，不把无业人员清除出去，深圳就没有太平。那一边，春城昆明则准备通过地方立法，禁止未办理居住证的外来人员在当地租房、求职。好消息是，遵循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传统，港澳台同胞，无国籍和外国籍人士均不受相关规定的限制。
古希腊的城邦是现代城市的雏形，那里的居民按照政治地位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拥有公民权，能够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人；二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如外邦的移民，被释放的奴隶，因贫困而丧失公民资格的人等等；三是没有公民权，也没有自由的奴隶。
反观“盛世中国”，既没有百分百的奴隶，也没有百分百的公民。虽然那些拥有一本“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总怀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但本质上，市民和农民都是所谓的“老百姓”。在中国，老百姓的政治地位基本相当于希腊城邦的“二等公民”，即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而恰恰因为缺乏公民权的保障，中国人的自由时常会遭到侵犯。
世博会开幕前，中共当局特地邀请异议人士“喝茶”，警告他们不得参观世博会，甚而有人还被钉梢和软禁。至于“不听话”的《苹果日报》，更被彻底封杀，无缘躬逢强大祖国又一桩“百年盛事”。另一方面，鉴于开幕以来人气持续低迷，中共当局眼下正在各地积极组织“公款旅行团”，随时准备开赴申城“救世”。这项荒唐的“政治任务”透露的信息足以说明，中国人其实既没有参观世博会的自由，也没有不参观世博会的自由。然而无论参观与否，因为世博会的缘故，上海市民穿睡衣逛马路，在自家阳台上晾晒衣裤的权利反正是被剥夺了。
世博会并非党代会，但继出色的保卫了纳粹德国发明的奥运圣火，这一回，中共显然又成功的绑架了起源于大英帝国，却属于全世界的世博会。
享有自由的权利，是成为公民的前提；联合自治的社区，是构建城市的基础。信奉权力便是正义，金钱就是真理的中共当局不会明白，仅仅是人的聚集、建筑物的堆砌，非但无法造就真正的公民和城市，在那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人们的生活更不可能美好。因此，上海世博会赤裸裸展示的和谐与繁华，才会显现着帝国末日的疯狂色彩。

世博会与“有色眼镜”

五月一日，筹备多年的上海世博会终于隆重开幕了。所谓“世博”，既是中国人民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世界人民认识中国的契机，而对北京当局来说，能否塑造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更是世博会成败的关键。
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屈辱和苦难，其中不只有外敌侵害的结果，同样有内乱折腾的因素。尽管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大大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不仅没能赢得西方世界的认同与尊重，反而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和质疑。感情饱受伤害的中国人民坚信，问题的根源都是洋人的偏见，而解决之道惟有打破那副无形的“有色眼镜”。如果说空前，甚至绝后的北京奥运已经让全世界跌破了一只镜片，毫无疑问，亿万民众正期待着恢弘圆满的上海世博像一记重拳，彻底击碎剩下的那一只。
可惜恰如韩寒所言，兴起于工业时代的世博会在这个信息时代已然沦为“二线品牌”，恐怕很难担负起为东方古国正名的重任。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要去欧洲看世博，至少得坐几个月的船，而今天，人们乘飞机可以轻松的环游地球。即便待在家里，只要接通互联网，世界同样会展现在每个人面前，除非“功夫网”罩住了你的电脑。北京当局以为办一场奢靡的“城市嘉年华”，中国的形象就会完全改头换面，但外国人不是傻瓜。洋鬼子好糊弄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前，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还会被洋枪洋炮打得屁滚尿流吗？
事实上，花费四千多亿办世博，非但无法打破，反倒可能加深这副“有色眼镜”的度数。
若要洋人见识中国的真相，北京当局应该组织他们去山西的矿井挖一天煤，去西南旱区过几天没法洗澡的日子，然后请他们吃一顿地沟油大餐，看一场真人版大片——《阿凡达之“中国式拆迁”》……当然，这些“旅游项目”存在风险，国外友人在参团之前，可以把孩子全托给中国的幼儿园。
有一弊，则有一利。向洋人展示中国的阴暗面固然丢脸，但只要良心未泯，相信他们回国以后绝不会继续纵容“反华政客”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此外，体验了中国人民的困苦生活，谁还相信“中国威胁论”的屁话？邪恶的专制政权果真有什么威胁，首先威胁的，也是本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鉴于北京奥运期间当局曾经禁售菜刀，但仍然发生了美国游客被无端砍死的悲剧，打算看世博、游中国的各国宾客最好准备一顶钢盔和一副银餐具——刀叉、筷子均可，因为眼下在上海，菜刀和老鼠药统统是限制销售的“危险物品”呢！至于银餐具能否验出食物中的毒素，反正武侠小说这门国粹里有此一说，热爱中华文化的不妨试试。
总之，上海欢迎你，忠告须牢记。勿谓言之不预！

死得其“所”与“不抛弃、不放弃”

神州多奇迹，盛世有悲剧。
自从去年二月，云南青年李荞明在看守所内“躲猫猫”死掉之后，一年多来，各地媒体接连爆出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件。仅在这个残酷的四月，便先后有湖北人薛宏福、河北人董雄波在拘留所与劳教所内“洗脸死”、“骷髅死”。
关于前者，根据尸检记录，以及尸体火化前拍摄的照片和录像，结合现场情况，官方调查组认定可以排除意外与他杀，也就是说，薛宏福是在拘留所的洗漱池里自溺身亡的。既然在中国的看守所内，犯罪嫌疑人喝开水都会发病而死，薛宏福把自己淹死在洗漱池里似乎也并非不可能的事。至于董雄波，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且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导致健康严重受损，四月九日，年仅三十七岁的他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死亡。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董雄波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体重只剩下三十五公斤，皮包骨头，宛如骷髅。这正是“骷髅死”一说的由来。
这两个不得好死的倒霉鬼究竟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薛宏福偷了一辆自行车，董雄波则倒卖了几张演出门票。飞扬跋扈的政府官员辱骂老百姓“算个屁”不是没道理，事实上，屁民们的命和草芥又有什么区别？
“鞋带自缢死”、“床上摔下死”、“睡姿不对死”、“噩梦魇住死”、“证据不足死”、“洗澡死”、“如厕死”、“妊娠死”、“发狂死”、“激动死”……难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死法》的指引下，老百姓只有死在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戒毒所、劳教所……才是所谓死得其“所”吗？
同样失去人身自由，二○○八年四月三日，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因在网上发表文章，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胡佳原本便患有肝硬化、胆囊炎等慢性疾病，入狱后，他的健康状况更是日益恶化。近日，胡佳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保外就医的申请，一些学者也就此问题发出了致全国人大的联名请愿书。遗憾的是，当局并没有批准这项合理合法的申请。
尽管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胡佳主演“肝癌死”的悲剧，但中共还是决心将他继续关押下去。显然，国际媒体的关注、人权组织的谴责都不及当局对一位病弱书生的恐惧。
鹰派外交官沙祖康曾经论证，“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可惜中国人民不知好歹，动不动就把“做鬼也幸福”挂在嘴边，搞不好还会莫名其妙的死掉，仿佛他们全都活得很不耐烦。然而正因如此，胡佳、刘晓波、谭作人等政治犯更当乐观的生活、勇敢的斗争下去，因为他们的坚持恰恰是对这个充满罪恶与荒谬的社会的拨乱反正。同时，监狱外面声援他们的各界人士也应该听从党的指示，用行动响应政府在灾难救援中屡屡呼喊的那句口号：
“不抛弃、不放弃。”

迎来送往的扯淡问题

胡锦涛主席赴美出席首届核安全峰会，除了相关议题，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礼宾改革新举措也成了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据陪同出访的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介绍，“这些年来，每逢我国领导人到访，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等都会热烈迎送，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但是，大家往来奔波也十分辛苦”。“根据胡锦涛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经中央同意，为进一步推进出访礼宾改革，今后我国领导人出访时，将简化驻外使领馆组织迎送活动相关安排”，“不再组织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等到机场迎送”。“这是中央一贯倡导的礼宾改革的继续，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求真务实的作风。”
对到访外宾进行夹道欢迎是封闭落后国家受宠若惊后普遍的过激反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常发动人民群众大搞特搞此类活动，而多亏炎黄子孙遍天下，中共当局才能将这种“礼宾文化”向全世界推而广之。当然，华人、华侨、留学生若是自愿自发的迎送祖国亲人，谁也没权利说三道四，可崔天凯副部长的话已经确定无疑的说明，那种热烈迎送的场面其实都是驻外使领馆刻意安排的官方活动。据说留学生每次参加迎送，不但有免费餐饮招待，还能得到几十美元的劳务费呢！
招之即来，表明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挥之即去，体现了国家领导对同胞的亲切关怀。这真是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啊！华侨和留学生热衷于此倒也罢了，已然入了外国籍的华人跟着凑什么热闹？即便爱国是一种宗教，难道海外华人只要像穆斯林做礼拜那样，每天朝着遥远的东方三跪九叩，念念有词，“起来！不愿做奴隶（奴才？）的人们”，祖国就会崛起，民族就会复兴吗？该干吗干吗去吧！
关起门来搞“和谐”，出了门难免遭遇不和谐。事实上，组织爱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迎来送往只是一面幌子，“勤王护驾”恐怕才是中共当局的真正目的。
简化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迎送安排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形式主义的东西毕竟是表面文章。以人为本也好，求真务实也罢，爱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收到胡主席的指示精神可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但各位政治局常委肯定不会因此感到寂寞。只要国内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民族矛盾没有化解，相信无论是谁出国访问，今后都会照样受到民运人士、法轮功信徒、藏独和疆独分子，以及西方“反华势力”如影随形的“热烈欢迎”。不信，就走着瞧。

作家协会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九次主席团会暨第五次全委会日前在重庆隆重召开。近两百名中国最优秀，不，应该说是行政级别最高的的作家云集山城，当地作协和政府热情款待，作家们不但入住五星级酒店，朵颐两千多元一桌的宴席，作协官员更是享受到了总统套房、奥迪专车的高级别待遇。
值此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市遭受严重旱灾之际，一群政府豢养的文人这般高调奢靡、无视民瘼，怎能不激起众怒？作家阎延文在博客中撰文，呼吁作协官员立即走出灾区的总统套房，并怒斥这些一席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捐款的所谓作家简直是“丧失良知”！
当然，吃喝玩乐不是目的，五湖四海的作家会聚山城之所以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其实他们都是前来领受政治任务的。四月一日愚人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同全体作家座谈。在会上，薄熙来向重庆市作协下达了五项任务：
“要与中国作协合作，组织编写百个反映‘五个重庆’建设、弘扬社会正义的感人故事；邀请全国知名作家到重庆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写百首能流传久远的诗词歌赋；与中国作协合作，办一台重庆版的‘春晚’；请文学大家到重庆高校和中学任客座教授；请作家以重庆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生动传神地反映当代重庆人的生活与创造。”
薄熙来之心路人皆知！什么“反映‘五个重庆’建设、弘扬社会正义”，不就是赤裸裸的要求作家为自己敲锣打鼓抬轿子，给“唱红打黑”树碑立传吗？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作家协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一万个理由太多，一个其实就足够了。只要独裁专制的共产党仍旧存在，只要当权者仍旧须要将践踏法治的“黑打”美化成正义凛然的“打黑”，作协就会继续圈养作家，文学就会继续充当权力的附庸。
“我常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个人的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吗？”
或许是听多了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会议期间，铁凝主席跟记者见面时居然主动向自己提出了上述问题。惺惺作态惹人厌，妄自菲薄不可取。铁凝主席，以及作协大小官员的写作怎么可能配不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呢？事实上，共产党领导的作家协会，纳税人供养的作家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的灾难和悲哀。不过，既然温总理都认为“多难兴邦”，这些吃皇粮的官方作家恐怕也不会为他们的言行自惭形秽吧？

不同战线上的“境外组织”

从一九八七年进入内地开展相关工作，二十多年间，香港乐施会投入资金超过五亿人民币，在扶贫、救灾、教育、培训等领域做出了不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同时与各级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新年伊始，教育部突然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内地高校断绝与该非政府组织的往来，不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并且指控乐施会“负责人是反对派骨干”，“招聘我‘大学生志愿者’的用心不善”。
一向遵纪守法、扶危济困的乐施会被搞得一头雾水，不明白究竟是董事局主席卢子健的党籍，还是总裁施日庄的国籍犯了中共的禁忌，中国部总监廖洪涛甚至对这道“封杀令”的真伪表示怀疑。其实，细读文本便会发现，所谓“封杀”跟任何个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事情坏就坏在“维权”两个字上。
去年，河南郑州一位名叫逯军的公仆面对记者采访，脱口反问了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类似的问题乐施会诸君同样可以扪心自问。你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维权机构”实习，那么关于维权，你们到底为谁维权，又向谁维权呢？如果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向政府部门维权，岂不是摆明了跟政府作对吗？慈善性的非政府组织对抗邪恶成性的专制政府，不被封杀才怪！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别有用心”后面往往跟着“不可告人”，但这一次，教育部仅仅诬蔑乐施会“用心不善”，莫非另有其他“境外组织”是不可告人的吗？事实的确如此。
乐施会的主要工作是用境外募集的善款帮助国内的弱势群体，而在另一条隐秘战线上，大批境外人士则采取蚂蚁搬家的手段，将中国的社会财富偷偷转移至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有的经商，有的上学，有的既不读书，也不工作，他们虽无明确的组织形式，却有共同的身份背景——不是国家公职人员的配偶，便是他们的子女。当然，这些境外人士并非只拿钱，不办事。关键时刻，他们可以护卫奥运圣火，抗议达赖喇嘛；平常日子，政治局的大小常委到世界各地窜访，他们还负责举着国旗和鲜花，到机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乐施会的遭遇充分表明，中共当局那根阶级斗争的神经依然紧绷着。没错，阶级斗争应该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不过在新的斗争形势下，谁才是劳动人民真正的阶级敌人呢？是境外的非政府组织，还是“裸官”及其至亲家属，广大群众不可不擦亮双眼啊！

打给良心的电话

刘晓波因言获罪被判十一年重刑，擅长制造文字狱的中共当局此番不知是谦虚，还是心虚，非但没像二十年前那样大肆宣扬抓住了民主运动的“黑手”，而且不许内地媒体报道任何关于案件的消息。在噤若寒蝉的氛围中，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独自展开了一项有意义且有趣味的活动。她给知识分子群体打电话，询问他们对刘晓波一案的看法，同时将自己的博客当做媒体平台，集中呈现这些知识分子的观点。
立场不同、态度各异的知识分子大都能站在文明的底线上讨论问题，不过沐猴而冠，被一通电话打得原形毕露的丑角也有几个。
“与张颐武通了电话，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没反应不要紧，拿搞笑艺人小沈阳来调侃这桩悲剧性事件，以信口开河著称的“先锋学者”看来的确是先疯了。
相形之下，诗人于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此事，也不赞成刘的观点。但他应该有说话的权力。奥运会时，歌队唱《奥林匹克圣歌》‘古代不朽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我很震惊，文革时代，这就是反动言论。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的进步，最重要的就是汲取了文革的教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急着表态不赞成，诗人的思维逻辑果然不循常理。然而眼睁睁看着刘晓波身陷冤狱，还能夸夸其谈中国近三十年的进步是因为汲取了文革的教训，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面对邪恶强权，恐惧是人的本能，否则免予恐惧也不会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有的知识分子表示不了解、没看法、不想谈完全无可厚非，可莫言同样对刘晓波的遭遇保持沉默实在不够明智。身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莫言原本也许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用“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的借口打发了崔卫平以后，他铁定是出局了。其实，以莫言的地位和影响，就算投机的替刘晓波说几句公道话，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可惜他错失了良机。当然，假如莫言根本没把诺贝尔奖放在眼里，他的目标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那就另当别论了。
尽管一开始崔卫平就声明“只是问问而已”，不过她的行动还是遭到了些许质疑，甚而有人认为，这种逼人表态的“道德拷问”跟中共推行意识形态的方法毫无二致。如此苛责的理由显然无法成立，因为和中共惯用权力胁迫人民群众跟“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不同的是，崔卫平既没有权力命令谁，也没用金钱诱惑谁与刘晓波站在一起。
作为身陷囹圄的囚徒，崔卫平为刘晓波打的电话充其量就像乞丐伸出的一只手。面对这只“黑手”，你可以递上一块面包、一枚硬币，也可以紧紧的握着，说一句“请别见怪，兄弟；我什么也没有带，兄弟”（屠格涅夫，《乞丐》）。当然，你同样可以丢个白眼，啐一口痰，踹他两脚，甚至放狗咬人。总之，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要为他的言行负责。如果非要说崔卫平的电话是一种“道德拷问”，那也只是每个良心未泯的人对自我的拷问，毕竟刘晓波不是在为他一个人坐牢。

香港“边缘化”了吗？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看得特区政府眼热不已，急忙要修一条高速铁路跟内地接轨，生怕错过了“大国崛起”的专列，香港从此就边缘化了。
众所周知，在《基本法》的庇护下，香港市民享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不像内地社会一党独大，为了所谓“和谐”，凡事都讲求舆论一律、行动一致。声援内地人权斗争，争取自身普选权利本是港人践行“一国两制”的具体表现，奇怪的是，此举经常被人诬蔑成“反中乱港”的胡闹与折腾。更有甚者，左派“红人”动不动就拿“边缘化”的概念来吓人，说什么挑衅中央，不利于循序渐进的推动民主进程，内耗不断，则无法顾全经济发展的大局，长此以往，香港势必“会在祖国壮大中边缘化，在激烈竞争中沉沦，谁也救不了香港”（《香港再出发宣言》）。果真如此吗？事实胜于雄辩，不妨先来看看香港最近都发生了什么。
多年前，“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对小夫妻在家看“黄碟”调剂生活，不料被四名公安冲进屋内抓了现行，结果惹出了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风波。去年末，香港警察卧底中学校园，成功破获涉毒案件，令港府推行校园验毒计划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没错，“黄赌毒”都是祸害，但从“入室扫黄”到“校园验毒”，内地和香港有关部门一脉相承、呵护备至的“家长作风”也过分嚣张了吧？
因为高调反高铁，热衷社运的香港大学女生陈巧文日前被以涉嫌袭警的罪名短暂拘捕，甚至其父也遭到警方的无端骚扰。请异议人士“喝茶”，“株连式执法”，虽然跟内地公安比起来，香港警察的手段还略显小儿科，但这种频频效尤的趋势不得不令人警惕。
围绕香港高铁的建设争议，内地媒体也有所报道，而许多网民针对相关新闻只留下了一句“城管在哪里？拆迁办在哪里？速来！”的戏谑评论。这纯粹是玩笑。不过，面对内地执法人员近日在罗湖口岸越界抓捕香港示威民众的事件，倘若港府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又能保证网民的戏言不会一语成谶呢？今天越界抓人你们看不到，明天入境拆房你们肯定也管不了吧？
至于香港立法会罔顾市民激烈反对，强行通过总额高达六百六十九亿的高铁拨款案则证明了一个事实：
非经普选产生的立法会跟人民代表大会一样都是“橡皮图章”。
一桩桩、一件件，香港哪里是在边缘化，分明是在“内地化”！澳门回归十周年，中央盛赞“小特区”的发展成就，但放眼澳门，除了法律仍然保障赌博与嫖娼的自由，那里跟内地还有什么区别吗？中共曾把香港的“一国两制”通俗且庸俗的解读成“马照跑、舞照跳”，而假如香港人甘愿像澳门人一样沉溺在“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中，做一群饱食终日的顺民，那才是“谁也救不了香港”呢！
香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民主抗争的坚持，而是本该跟北京“同床异梦”（同属于一个中国，但具有不同观念形态）的特区政府，居然时时处处跟中央穿一条裤子。要知道，特区不“特”，香港就真的危险了！

“五毛党”的谎言骗得了谁？

以妖魔化西方社会为手段，以诋毁普世价值为目的；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能事，以“意淫强国”为宗旨……虽然宣称“我们报道整个世界”，但事实上，《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根本就是在败坏这个世界。
连日来，互联网上风起云涌，先是谷歌公司表示将停止审查谷歌中国网站的搜索结果，继而克林顿国务卿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演讲，宣布美国政府将把增进“互联网自由”当做一项基本外交目标。被谷歌公司弄得心神不宁的中共当局在低调了几天之后，恍然发觉这可能是一场网络间的意识形态之战，于是急忙组织“五毛党”在各大门户网站进行全面反击。
可惜廉价的五毛党臭名昭著，自己若不先正名，谁又会被他们热爱祖国的虚情假意，支持政府的花言巧语感动和蛊惑呢？《环球时报》不愧是中共豢养的伶俐“猴蛇”，政治嗅觉相当敏锐。日前，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张胜军的评论文章——《“五毛党”帽子能吓住谁？》替五毛党公开辩护。然而除了白字连篇、逻辑混乱的毛病，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甚至还有故意哭错坟头的嫌疑，因为啰唆了千八百字，其居然压根不承认五毛党的存在——“‘五毛党’一词到底是谁编出来的，笔者不得而知”。
五毛党真的莫须有吗？
媒体报道，在近日召开的甘肃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当地宣传部门明确表示将加快网监、网评队伍建设，并计划于年内建成以五十名“高手”为核心层，一百名“好手”为紧密层，五百名“写手”为外围层的网评队伍体系。这些网评员要经常登录门户网站、论坛和博客，了解网络信息，针对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发帖、跟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这不是五毛党是什么？当然，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写手、好手与高手之间或许存在一三五的差别待遇，而按照党的政策，张胜军之流的高手肯定会先富起来。
区区一个甘肃省就要组建六百五十人的网评队伍，据此推算，中国简直凭空又多了个“民主党派”啊！不过，就算七千六百万共产党员同时都入了五毛党，相较三亿多网民他们还是少数派。在这个网络时代，其实共产党已然陷入了网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当局必须明白，像二十世纪那样通过封锁信息、杜撰现实、篡改历史，便可以将饿死数千万百姓的人祸归咎于天灾的好日子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张胜军潇洒的说，“‘五毛党’这顶帽子吓不住谁，做一个自信的中国人，让别人说去吧”。这话对中共同样适用，但愿共产党做个自信的党，不再浪费公帑，雇人为自己吮痈舐痔、抹粉涂脂，尽管做自己的恶，让老百姓骂去吧！

李长江，你妈妈喊你回家吃奶

被三鹿奶粉毒害的“结石宝宝”冤魂未散，因为相关事件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居然偷偷摸摸的复出，担任了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难道在奶粉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连带着就会对乳房格外敏感，更适合打击此类“淫秽物品”吗？尽管按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李长江的复出或许不存在程序问题，但中央的这项人事决定无疑是对民意的强奸、对生者的伤害、对死者的侮辱！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李长江的复出并非特例。同样因为三鹿奶粉事件，被行政记大过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到地方避了避风头，当了几个月的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今年上半年又重任“京官”，成了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此外，另一名被行政记过的官员——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则在今年一月当选了邢台市市长。
衮衮诸公弹冠相庆之际，千万别忘了“寻衅滋事”的“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仍然遭到中共当局的刑事拘押，而许多贫困家庭的“结石宝宝”因为索赔无门，没钱治疗，他们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甚或只能苦挨时光，等待死亡。这可真是薄命娃降生薄情国，混蛋人担任混账官啊！
所谓“扫黄打非”，不过是中共当局钳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一面幌子。才伤害完孩子的身体，又来监控成人的思想，李长江即便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该为儿孙积点阴德。一把年纪不安心养老，莫非还要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新官上任，本应说些可喜可贺的话，但面对中共当局这套欺世盗名的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恐怕人们也只能由衷的说一句：
李长江，你妈妈喊你回家吃奶！

“酒精考验”成工伤？

鱼肉百姓的公仆有福了。日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修订后的《关于审理工伤行政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第十三条的内容是，“职工在工作中或工作前饮用酒类食品，工作中受酒精作用影响，行为处于非正常状态，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伤亡的，可视为醉酒，用人单位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不过，几位资深法官延伸解释此条款说，“如果因为工作而喝酒醉死了，或者受伤了，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特殊对待，如果是因为用人单位或者用人单位内部的管理部门指派行为而引起的醉酒伤亡，用人单位应该算工伤”。
“重庆规定职工受指派引起醉酒伤亡属工伤”，媒体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高院的新闻发言人急忙“辟谣”，声明“‘具体案情具体分析’是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对《规定》的僵化执行和以偏概全的解读都不可取”。行政庭庭长樊非进一步强调，“希望媒体不要误读，以免造成不良的舆论导向”。
莫非百姓果真误解了公仆？没错，吃喝玩乐看似轻松快活，可要成了日常工作，其实相当辛苦。个中滋味老百姓虽然无缘体会，但就在上个月，素有“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称的凤阳县小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意外去世，年仅四十五岁。媒体报道，前一天上午，沈浩连续接待了三批到小岗村洽谈投资的客商，并且大量饮酒。一位曾经荣获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特别奖、“全国百名优秀村官”等荣誉称号，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干部就这样倒在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酒桌上，无疑是党的重大损失。由于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派驻小岗村的挂职干部，经研究决定，安徽省财政厅确认其为因公牺牲，在全省财政系统内开展了向沈浩同志学习的活动。
“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公款吃喝，名目繁多，在潜规则之下，甚至成了公事公办的一道必然程序。
为了遏制公款吃喝对党风政纪的败坏，对民脂民膏的靡费，对公仆身体的伤害，近日，终于有人大代表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可惜这项提案尚未列入议程，便被重庆高院的几位法官抢了舆论的先手。那么，公款吃喝到底是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公务，舍己为民的奉献行为，还是相当于侵吞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的贪污犯罪呢？老百姓心知肚明，但按照有关部门的一贯作风，这个问题显然还须要从长计议，“烟酒烟酒”再说。

吊诡的“游行示威区”

为了糊弄国际舆论，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共当局自欺欺人的设立了几处所谓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上行下效，近日有媒体报道，二○一○年亚运会期间，广州市将参照这一做法，开辟“游行示威区”供中外人士表达不同意见。请君入瓮，“愿意去的就去”，但在此之前，或许有必要回顾一下那些申请游行示威者去年的遭遇。
吴殿元和王秀英是两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因为自家住房被强拆，坚持上访多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她们先后五次申请到新设立的集会游行示威场所进行抗议，结果公安部门既不批准，也不拒绝，实在被逼无奈，便给两位老人各发了一份“劳动教养决定书”。此外，因为传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计划搭乘自卫队军机来华出席奥运会开幕式，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也提出了示威申请。不料当局竟要求这些爱国的“仁人志士”暂时离开北京，甚至对他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家丑外扬被劳教如果还说得过去，“爱国示威”同样遭受打压，叫人情何以堪？
面对现实，倘若仍旧有人“蠢蠢欲动”，下面的消息他们必须注意。媒体透露，为了确保亚运会平安顺利的进行，广州市公安局曾经联合多部门举行反恐演习，而当局的假想敌居然是因为讨薪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工人。敢于把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当做恐怖分子来打击，那么也就难怪游行示威的自由只是躺在法律文本中的“死亡的权利”了。
事实上，《集会游行示威法》颁布二十年来，除了一九九九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的群众游行，中共当局从未批准过任何民间自发的抗议活动，甚而就连“集会”、“游行”、“示威”等法律名词也是官方媒体讳莫如深的。厦门市民游行反对“二甲苯项目”被戏称为“集体散步”，广州市民静坐抗议垃圾发电厂美其名曰“政府接访”，不过是豹之一斑，遑论那些大大小小“非法聚集”、“暴力抗法”的事件。
既然口口声声宣扬“和谐社会”，广州市政府怎么知道亚运会期间肯定有人游行示威？既然游行示威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广州市政府又凭什么划定区域范围，用一只“鸟笼”限制民众的自由？吊诡的游行示威区考验的并不是公民的勇气和智慧，而是专制政体下权力与法律的关系！
听说过婊子立牌坊，没见过良家妇女盖青楼。广州市政府若非诚心要“卖”，最好还是别装屄，以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伤害孩子救世界，亦真亦幻两头忙

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全球热映，在中国更是叫好又叫座，短短五天，票房销售便突破了亿元大关。影片场面宏大、特效精彩，通过一连串“灾难大杂烩”毁灭了整个地球，却让中国人民过了把拯救世界的干瘾。当然，灾难片不是科幻片，中国拯救世界的凭空幻想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导演艾默里奇之所以选择中国人民担此重任，据说是因为他被汶川地震的救灾故事深深感动了。有利可图的电影题材通常都会拍摄续集，但愿这位导演没有持续关注那些感动他的故事，否则接下来，“中国制造”的方舟转瞬间变成一堆“豆腐渣”，地球人的死活且不管，中国人的形象肯定没救了！
偏见扭转一百八十度还是偏见，只是这一回，好莱坞正面歌颂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的确把人民币赚了个盆满钵满。不过走出电影院，在大国崛起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之余，中国观众请稍安勿躁，毕竟拯救世界以前，你们还有太多的事要做，譬如“救救孩子”！
十一月十二日，广西贺州公会镇杨会村一间非法加工鞭炮的“黑作坊”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两死十二伤，其中十三名小学生全部是该村的“留守儿童”。根据二○○五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目前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总共有五千八百万人，十四岁以下的超过四千万。为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农民付出妻离子散的代价还不够，非要他们家破人亡才满意吗？表面的童工问题，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整个社会断裂与沦陷的深重灾难。
北方，持续多日的暴雪接连压垮了河北省永年县龙凤学校与河南省开封县新宇中学的食堂，两起事故分别造成三死二十五伤和一死七伤的惨剧。为什么倒塌的又是学校建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稚弱孩童？都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但在中国，他们频频遭受人祸天灾的伤害！这样一个国家，自身的前途尚且充满疑问，又如何能够拯救明天的世界呢？
本来不想再提汶川地震、三鹿奶粉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但揭露“豆腐渣校舍”问题的黄琦刚被判处三年徒刑，调查遇难学生人数的谭作人仍在羁押中等待判决，“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近日又因“寻衅滋事”的罪名遭到刑事拘留，忘却如此呵护备至的“党疼国爱”，岂不是背叛？为了中国的孩子，黄琦、谭作人、赵连海等维权人士没有装聋作哑、明哲保身，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难道可以对他们的境遇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吗？
但愿惯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做借口，替中共的腐败、独裁，甚至屠杀辩护的浑蛋都是统治集团的一员，而非真正的脑残，不然，末日来临，党的“逃亡方舟”上恐怕未必有你们的位置，因为十五年前，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已经用包括二百八十八个孩子在内的三百二十五条生命，赤裸裸、血淋淋的论证了中国社会的生存法则：
“让领导先走！”

柏林墙与“防火长城”

十一月九日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随着柏林墙初步建成，一场轰轰烈烈、前赴后继的“翻墙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跳楼、游泳、驾车冲撞、挖掘地道、制造潜艇、乘坐热气球……为了翻越这道所谓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东德人民展现了无穷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统计，在二十八年的“翻墙史”中，虽有五千零四十三人成功逃入西柏林，但也有三千二百二十一人被捕，二百六十人受伤，二百三十九人死亡。要问东德人民为何翻墙翻得如此执著，裴多菲的诗句或许是最好的回答：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本来柏林墙跟中国的关系八竿子也打不着，可托广大网民踊跃留言声讨“防火长城”的福，德国人为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专门设立的网站——“柏林推特墙”居然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屏蔽。这正应了约翰·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墙边说的那句名言，“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制造隔阂、妨害自由的墙，无论有形或无形都是人类交流、进步的障碍，翻越并拆毁它们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光纤之父”高锟荣获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华人血统让很多人觉得与有荣焉，没有他在信息传输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恐怕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而这一点，其实更值得言论自由备受打压的中国人感念。年年当看客，年年畅想何时能够得奖，可得文学奖八成要“丑化”中国人的形象，得和平奖大概须勾结西方的“反华势力”，得经济学奖也许得揭示“权贵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横行无忌的真谛，中国叶公难道真喜欢诺贝尔奖这条龙？别以为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无关，效忠于权力的科学必定会被扭曲成助纣为虐的工具。高锟的工作是为信息传输铺路架桥，中国工程院院士、“防火长城之父”方滨兴干的则是建筑高墙的勾当。倒行逆施之徒得到的奖赏不会是瑞典克朗，他们只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方滨兴们大可不必羡慕高锟不朽——尔等为党国所效的犬马之劳，人民同样不会遗忘。
柏林墙倒掉二十年了，尽管中国网民“翻墙”的本领和热情似乎并不比当年的东德人民逊色，但数亿网民被中共苦心打造的“防火长城”围困的现状，着实令人气馁。“遥远的东方、辽阔的边疆，还有远古的破墙”，“围着老去的国度，围着事实的真相，围着浩瀚的岁月，围着欲望与理想。迷信的村庄、神秘的中央”……当耳畔响起《长城》这首老歌，你是否听到了悲凉？

政治挂帅的丑恶竞技

必须“胜利闭幕”的第十一届全运会终于“胜利闭幕”了，然而回首各项赛事，除却刘翔日渐痊愈的脚后跟尚能令国人聊以自慰，剩下各路“丑角”的表演恐怕只能用惊世骇俗、叹为观止来形容了。
河南女子赛艇运动员郭林娜，内蒙古女子射击运动员栗杰，福建女子田径运动员、百米冠军王静接二连三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裁判员马鸣（化名）向媒体爆料，跳水比赛各项金牌全部被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内定；为助队友孙文利在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中夺冠，山东“交流”到新疆的运动员綦家泰屡屡对江苏选手林向前施以肘击、绊腿的“阴招”；由于输四分以内即可小组出线，湖北男篮队员宋康明为避免同上海队进行加时赛，竟在比赛结束前故意将球补进本方篮筐……至于裁判员不公、运动员不服所引发的大大小小的争议、冲突，更是层出不穷，不值一提。
奥运金牌是国家政绩，全运金牌是地方政绩。上行下效，全运会沦为“权运会”、“钱运会”、“药运会”、“黑运会”，归根究底只缘政绩作祟。在政治挂帅统领一切的国度里，拥有政绩便意味着获得了升官发财的机会，因而也难怪各地体育部门的官员、教练和运动员敢于无所不用其极的争取“胜利”！
“百年奥运”办过了，六十大寿庆过了，要问站起来的中国人还有什么遗憾，大概只有扶不起的阿斗——中国足球是炎黄子孙内心永久的痛吧！人民的呼声传到天庭，先是出访欧洲的习近平副主席对德国友人表示，“举办完奥运会之后，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啊，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紧接着，在青岛出席足球工作座谈会的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足球运动改革与发展，使我国足球工作有一个新的面貌”。更有甚者，全运会开幕当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接见新中国体育发展六十年涌现出来的先进代表时，握着原国足中场核心容志行的手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
无可救药的中国足球果真会咸鱼翻身吗？且慢，还是先来看一个“政治足球”的典型案例吧！
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因为将足球定位成该市的一张“名片”，大连男足连续称霸中国足坛多年。可他升迁之后，大连的足球随即便堕落得很平庸了。至于今年中超联赛，重庆队成为垫底鱼腩，或许怪只怪有了“打黑”、“唱红”的丰功伟绩，薄书记已然不需要那张薄薄的“足球名片”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中共关起门来可以为所欲为（不知是不是新中国六十大寿的缘故，坊间纷纷传言，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已经内定给了首都的队伍——北京国安），但放眼全球，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搞体育的老套子早就大势已去，行不通了。衮衮诸公若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是让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否则被权力操纵的体育竞技必定会变成哈哈镜，如本届全运会一般，映现出政治领域的种种丑态与恶行。

暗箱游戏：一位老人的书与病

一介布衣江泽民，国庆驾临天安门，引得世人为之侧目，各界议论纷纷。老同志发挥余热的精神值得鼓励，前任国家领导人退休后不必过隐居或“被隐居”的生活也是政治文明的表现，但江泽民近来的行藏显然过分高调了。
习近平出国公干，他居然托堂堂国家副主席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了两本自己的著作。“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向默克尔转交了江泽民同志撰写的有关能源和信息技术问题的两本英文版专著，并转达了江泽民同志的良好问候和祝愿。”平铺直叙的语句看似轻描淡写，可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上，相关新闻中的这一小段文字还是被“别有用心”的加粗处理了。即便中国作为本届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赠书只是个小小的助兴节目，但按照外交对等的原则，习近平送默克尔的应该是《朱镕基答记者问》才对啊，不是吗？出乎常理的举动令人困惑，不晓得习副主席现在的老板到底姓胡，还是姓江！
无论上述耐人寻味的点滴究竟透露着怎样的政治信息，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江泽民的“寂寞难耐”其实是种病态——专制政体下的“权力后遗症”！想当年，若非一位身患此病的老人退而不休，南巡讲话，中国还会不会走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走到“辉煌六十年”后的今天，恐怕都是个疑问。江泽民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创意，充其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统的继承而已，但甭管怎么折腾，他的影响力跟那位老前辈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当代中国不太可能再出现没有马克思的召唤，就永远恋栈中南海的强人，也基本从形式上摆脱了朝鲜、古巴那种父子兄弟式的家族统治，但“团派”与“太子党”归根到底都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利益集团的内部势力，它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完全是暗箱中的游戏。这场游戏没有透明的规则、民主的程序，惟一的底线就是肉要烂在锅里。身为旁观者的老百姓，只要能从这场狗咬狗的争斗中得到些许反腐肃贪、打黑除恶的“残羹冷炙”便会感激涕零，因为对于被权利遗忘的主人翁，能够平平安安的做稳奴隶，已经是种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