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精神”救不了中国病人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手书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大字。从此之后，三月五日学雷锋便成了中国人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
所谓“雷锋精神”，在不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从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到爱岗敬业的“钉子精神”；从无私奉献的革命作风，到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虽然雷锋精神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懂得与时俱进，但随着舆论开放、民智开启，雷锋头顶的光环还是无可挽回的渐渐暗淡下来。
都说雷锋艰苦朴素，其实他戴瑞士手表、穿皮夹克；都说雷锋做好事从不留名，其实他的事迹经过润色加工，早就名满天下，甚至“雷锋”二字都成了助人为乐的代名词。至于雷锋学习与工作中的留影，又有哪张不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刻意摆拍的作品？
按上述标准寻找学雷锋的标兵，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若是天下第二，绝没人敢称第一，因为他和雷锋的最大共同点，都是做一点好事，就要让全世界知道。
尽管雷锋日记未必是自己所写，但其中那句“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足以证明，雷锋被塑造出来，最初的形象纯粹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了令这个形象更加光辉，更具感染力，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等通行四海的优秀品质才被附加到了他的身上。那么今天，学雷锋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主席诗云，“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两会前夕，新华网、人民网等门户网站组织“二○一二年两会调查”，结果显示“社会道德建设”和“食品安全监管”分列网民最关注的“五个热点话题”前两位。道德败坏频频引发食品安全危机，以食为天的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了威胁。所以，召唤雷锋精神，此时此刻已没有意识形态的需要，当务之急是为了挽救中国人日益沉沦的道德。可惜雷锋事迹有杜撰，形象太浮夸，而他的精神，更是个什么都能装的筐。这样一个假大空的偶像，本身不正是真善美的敌人吗？
与其轰轰烈烈的造神，不如老老实实的做人。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否则就算雷锋再世，他会救佛山的小悦悦，也未必敢扶南京的老太太。

喇嘛庙里的领袖像

新年新气象，喇嘛庙里挂上了领袖像。
一月二十二日除夕，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自治区党政大院隆重举行领袖像揭幕暨升国旗仪式，此举标志着当地开展的“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自从去年七月，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向各族群众赠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四位领袖像，迄今为止，这份党中央的礼物已送出百多万份。
早在去年十二月，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就召开过落实寺庙“九有”工作专题会议，要求全区寺庙必须“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报纸（《人民日报》、《西藏日报》）”。佛教讲求四大皆空，空即是无，可中共当局偏偏要以有制无，用花花世界的玩意扰乱佛门清净，目的无非是瓦解藏族僧尼的信仰。
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大搞偶像崇拜不是新闻，但非要把自己的菩萨供在人家的庙里，实在欺人太甚。无独有偶，为了彻底消灭当地少数民族妇女和青少年着阿拉伯服饰、蒙面纱、留大胡子等“非正常现象”，新疆伊宁近来轰轰烈烈的展开了一场“淡化宗教意识、崇尚文明健康生活”的宣传教育活动。当然，除了摸排登记、宣传帮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有关部门还会将其移送公安和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可惜中国的马列信徒不学无术，他们妄图“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又无法“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必然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必然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把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当做不和谐音符，把无情世界残存的感情当做不稳定情绪，视宗教为洪水猛兽的当权者要夺走老百姓最后的麻醉剂，殊不知普罗大众一旦抛弃了对宗教的虔诚，开始研读什么马列经典，真正陷入危险境地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权贵资产阶级。到了那时，怕只怕真主上帝阿弥陀佛，统统救不了这群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

台商支持马英九？

双英决战，局势胶着，而广大台商的投票意向，或许将成为决定选战胜负的关键因素。
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日前公开挺马，不但放言假如政党轮替，台湾经济将出现一年的“空窗期”，而且在集团内部安排所谓的“投票假期”，甚至为派驻大陆的员工返台投票特地包了几架专机。因为员工频频自杀而声名远播的郭台铭支持马英九，对于一位注重自身形象的政客来说，未必是光彩的事。当然，身为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影响力绝对不容忽视。
紧随其后，台达电董事长郑崇华、裕隆集团执行长严凯泰纷纷表明挺马立场。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虽未公开支持哪位候选人，却强调自己拥护“九二共识”，反对“台湾共识”。台湾是个民主社会，企业家参与政治活动无可非议，但这些商界巨头高调挺马，显然不只是押宝国民党继续执政，更重要的，他们是把话说给对岸听，把姿态做给共产党看。
大老板有大老板的盘算，小商人有小商人的心机，后者会否惟前者马首是瞻呢？
多年来，大陆台商群体一直是北京当局的重点统战对象，而他们的统战价值，恰恰跟两岸关系的稳定程度成反比。相较马英九连任，蔡英文上台，就算两岸关系可能出现波折，但跟李登辉、陈水扁相比，理性而务实的蔡英文应该不会同北京当局产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台海局势在和平的状态下，保持适度的紧张感，对广大台商无疑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如此一来，北京当局必定释放政策利多，以经济手段加强对台商的统战。
自古“商人重利轻别离”，何况是笼而统之的“一个中国”的分裂，台商真的在乎吗？口口声声挺马是为了个人利益，基于同样理由，走进投票站的台商会不会在最后一刻转而支持蔡英文，谁也不敢打包票。当然，这层民主选举的奥义，热衷在小圈子内部玩举手表决游戏的共产党人恐怕不懂，或者他们宁愿自欺欺人，假装不懂。

假如香港人是中国人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日前公布香港人身份认同调查，显示三成八受访者认同自己的“香港人”身份，而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仅有百分之十六点六，创十二年来新低。面对这样的结果，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公开批评该民调“不科学”、“不合逻辑”。
自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按照郝铁川的逻辑，香港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自然就是中国人的一份子，二者绝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可法理归法理，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香港人从心底拒绝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呢？
不谈香港独立的司法体系、自由的言论环境，单就民生而言，同样的鸡鸭鱼肉，尽管达不到“特供”中南海的标准，内地供港的，却比自己吃的，更加安全。产品问题不断，被网民斥为专门祸害内地人的蒙牛公司，面对香港媒体曾经坦言，“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大陆）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香港人是中国人，没错，但为什么内地的中国人不能和香港的中国人吃一样的猪肉，喝一样的牛奶？到底是香港的中国人拥有太多人上为人的“特权”，还是内地的中国人丧失了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食“特供”肉糜的郝铁川若肯下一点功夫，搞清楚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何以成为一项产业，他应该就不会对香港人不愿做中国人莫名惊诧了。
假如香港人是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今天还在玩脸书、上推特，明天，这些社交网站就可能消失不见；意味着他们今天还在追看《天与地》，明天，一纸禁令这部连续剧便会被腰斩禁播……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认同感。妄图以“香港内地化”的方式增强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只会适得其反，因为热爱是认同的前提，认同却未必导致热爱的结果。不信，可以在内地搞一场民调，看看十三亿不得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老百姓，究竟有几个来生还愿做中国人。

右派何不烧党报？

文化大革命批判“孔老二”，“孔子和平奖”盗名又欺世，但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北大教授孔庆东放着老祖宗的旧恨新仇不报，居然跟“毛左”之流沆瀣一气，甚至无端辱骂想要采访他的《南方人物周刊》是“汉奸刊物”。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三妈叫兽”孔庆东打了头阵，群起效尤的左派愤青紧接着便在太原、石家庄等地公然焚烧了一向宣扬普世价值的南方系报刊。
来而不往非礼也，可迄今为止，所谓右派“汉奸”并未做出焚烧《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的非理性举动。究其原因，一来焚烧报刊有违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二来嘛，一个技术性的障碍同样不容忽视。全国的报刊亭数以万计，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系报刊大都有售。反观《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不敢说市面上绝对没有，但要大量购买、集中焚烧显然具有一定难度。
党报党刊作为党的理论宣传阵地，原本跟普通群众没有多大关系，然而党天下的现实决定了每个纳税人不光要为中共办报埋单，更要为党员订报付账。年终岁末是报刊征订的关键时期，上网搜索“党报党刊征订”，便会发现一堆类似某地“强力推进党报党刊征订工作”，某地“确保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某地“全面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务”的狗屁新闻。党报党刊征订是一项政治任务，要顺利完成，除了靠党费，基本靠公费——满纸谎话、空话和套话，却偏偏不说人话的报刊，老百姓怎么可能主动订阅呢？
党报党刊难于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因为中共当局的执政基础根本不是十三亿民众，而是八千多万党员干部，所以只要他们能够坚持阅读《人民日报》、收看“新闻联播”，相信——哪怕仅仅假装相信那个纸面上、荧屏中的“和谐社会”就已经是个奇迹了。枪杆子、笔杆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否则人心散了，二十一世纪的枪杆子恐怕就不像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那么听话了。
打压归打压，南方“汉奸媒体”照样畅销；屏蔽归屏蔽，西方社交网站依旧流行。罗马教廷可以烧死布鲁诺，但无法焚毁真理。广大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已是中宣部、工信部都无可奈何的大势所趋，一小撮左派愤青焚烧报刊的偏激行为，充其量给自身的执迷不悟平添了几分灰飞烟灭的悲凉。

黑暗中的陈光诚

因为莫须有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获刑四年零三个月的陈光诚出狱已经一年多了，但一年多来，他并没有得到片刻的自由。地方当局不仅将这位著名维权人士，以及他的妻子、女儿非法软禁在家中，甚至纵容看守人员对其暴力相向，就连前去探访的外媒记者、普通网民也屡屡遭到拦截、殴打、凌辱、抢劫等肆意妄为的对待。
稳定压倒一切。为了对付陈光诚这个“不稳定分子”，当局专门划拨了高达五千万元的维稳经费。切断电话、屏蔽手机、摄像监控……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同时，有关部门雇用众多地痞无赖充当看守和打手，企图全方位的将陈光诚与外界隔绝开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陈光诚，自然要“吃人”。可惜维稳经费豢养的鹰犬不只没人性，而且没头脑。其实，让陈光诚吃好喝好，享受公费医疗，方能守着这棵摇钱树，细水长流的捞钱。动不动拳脚相加，患病也不准就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断送了自己的财路？东师古村并非监狱，可陈光诚一家确乎是生活在无法无天的黑暗世界里。
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打压一位双目失明的残障人士，是可忍，孰不可忍？自从今年一月，网名“珍珠”的何培蓉女士独闯东师古村以来，外界对陈光诚一家的关注就没有中断过。到了十月，网民前赴后继的自发行为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日隆的“探访陈光诚”运动。在广大网民的不断呼吁下，尽管身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中残联主席张海迪还是在微博上透露，“几年前我与作家史铁生就为此做了该做的事，只是我不便在微博上谈更多”。
公开抗争也罢，私下努力也好，反正陈光诚一家的境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只要陈光诚一天不获得自由，就没有人是真正自由的。
暴君以为暴民是维持政权的必要工具，殊不知这把双刃剑也可能杀死自己。卡扎菲的下场就是鲜活的例证。姑且忘掉那些血腥残虐，令人作呕的新闻画面，畅想一下“和谐社会”的美好未来吧！
或许有一天，东师古村的看守和打手会痛哭流涕的跪在地上乞求原谅，而新的权力也会宽恕这些旧体制的帮凶，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中国人骨子里恶的基因得以保存，一旦遇到适合的环境，这些潜伏的恶便会被重新激活。如何避免这种状况？无法改良人种，则必须改变环境，而这个环境，正是千百年来古老中国不民主、无法治的社会制度。

拿什么检测地沟油？

坏消息：
地沟油无法检测。
一个月前，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特大案件，摧毁涉及十四个省的地沟油犯罪网络，抓获三十二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随后，卫生部宣称，相关部门正全力进行地沟油检测方法的科研攻关。媒体报道，卫生部组织科技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粮食局，以及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共同制定了地沟油检验方法论证方案，并由油脂加工、食品安全、卫生检验、化学分析等领域的十三名专家组成了检验方法论证专家组。
可惜十月十二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又表示，目前征集到的七家技术机构的五种检测方法特异性统统不强。所谓“特异性不强”，通俗的讲，就是不能有效辨别地沟油与食用油。鉴于此，有关部门将继续研究论证，并向社会公开征集地沟油的检测方法。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民生”与“民族”、“民权”相提并论，民生得不到保障，则民族难强、民权不彰。中共当局也一直把生存权和发展权列为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当代中国，虽无饥荒导致饿殍遍野之虞，但民以何食为天的食品安全问题无时无刻不困扰着广大民众。
“一化学博士写篇论文，研究怎么快速检测牛奶中三聚氰胺含量，投到国外杂志，审稿的答复：这有什么用？”
网络段子可以一笑置之，而当检测地沟油果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项目，谁还笑得出来？发达国家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条，确保了废弃食用油的回收再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许难于仿效，但幸好其同样不具备中国人“变废为宝”的聪明才智。
面对拿什么检测地沟油的天问，恐怕惟有研制出可以检测人心善恶、道德高下的仪器，方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否则，昨天检测瘦肉精，今天检测地沟油，明天检测三聚氰胺，后天呢？肯定还会有……还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食品添加剂”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软骨病与帝王梦

中国建筑多山寨，从天安门到白宫，各地仿造了不少，但大都是徒有其表的样子货。直到日前，凡尔赛宫般的哈药集团制药六厂办公楼爆红网络，世人才算见识了真正的“金碧辉煌”。
对这组引起广泛非议的奢华图片，哈药六厂外宣部孟主任辩称，相关建筑一至三层是办公区，四至六层是“哈尔滨艺术宫版画博物馆”，对市民免费开放，乃该厂所做的一项公益事业。用镀金的宫殿展示版画艺术，透露着暴发户的土气，而一家连环保义务都逃避的国企，口口声声谈公益，莫不是要替声名狼藉的红十字会分担些许舆论的压力？多年来，哈药集团肆意排放废水、废气，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当地居民更是苦不堪言，但这家年销售额近五十亿的大型国企，去年的广告投入高达五点四亿，环保预算竟只有区区一千九百六十万元。面对黑龙江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药厂整改、搬迁的一系列建议，该集团则向政府“哭穷”，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政策支持。
哈药集团生财有道，主要产品却是高污染、高耗能的抗生素和原料药中间体，科技含量相对较低。该集团之所以驰名全国，完全仰赖在各家电视台投放大量广告，对观众进行“洗脑式营销”，其中最最著名的，莫过于一种类似钙片的保健品。今天忽悠老年人补钙，明天教育小朋友补锌。其实多喝牛奶，经常运动自然可以强筋壮骨。无奈中国的乳制品，没法让人放心食用，老百姓只得大把吃药。可惜精神缺钙、灵魂软骨绝非钙锌双补能够治愈的病症。
伪造天安门有僭越的嫌疑，搞不好可能断送个人的政治生命，但放眼全球，中国人山寨出来的，仍旧是那些象征权力的建筑，哪怕白宫本名“白屋”，根本没有帝王宫殿的堂皇与霸气。即便是展示艺术品的博物馆，迷恋权力的中国人也断不肯按照蓬皮杜中心来仿造，非要弄一座“凡尔赛宫”不可。透过哈药六厂这座奢华的建筑怪胎，明眼人会看到，缺钙的民族、软骨的奴才心中却存着帝王的梦，所以，无论他们能不能站起来，都是悲剧。

国家恐怖主义的法条

八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征集意见，为期一个月。
一九七九年制定，一九九六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此番进行九十九项增删、修订，其中既有非法证据排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等积极改进，但部分条款也明显存在开倒车的状况，譬如新增的第七十三条便可能导致“秘密拘捕”的泛滥。
该法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在“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下，则不必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内，将执行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修改后的第八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对被拘留人与被逮捕人亦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第三十七条还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上述草案一旦落实为法律，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从事恐怖活动的帽子，都可能“合法的”人间蒸发，不通知家属下落，也不准律师会见。姑且抛开艾未未、高智晟等异议人士的遭遇不谈，即便是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和腐败分子，他们的基本人权就可以肆意剥夺吗？何况未经审判，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毋庸讳言，相关法条根本就是以反恐之名，行国家恐怖主义之实。
近年来，新疆地界民族矛盾重重，恐怖袭击频仍，但涉恐案件极少公开审理。七月三十日与三十一日，喀什市接连发生恐怖袭击案件，而两名嫌犯居然在警方的抓捕行动中被“就地正法”。所谓“就地正法”，是合乎法律程序的吗？当压倒一切的稳定压倒了法治，维族肯定感觉备受欺压，汉人呢，同样对中共当局未必公正的怀柔政策心存怨恨。这种脱离法治，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治疆之道，恰恰是新疆无法长治久安的原因所在。
由新疆看中国，维护社会稳定，单靠修改法律是远远不够的，确保司法体系独立而公正的运行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把《宪法》落到实处，把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交给人民。既然《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那么眼下，中共当局阻挠各地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种种行径，是否涉嫌违宪呢？拿一部法律修正案的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这种表面文章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民主选举的人大代表所制定的法律，才可能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否则不管法律条文书写得多么完美无瑕，到头来总难免沦为阶级专政的工具、打压异己的凶器。

谣言止于言论自由

因为缺席了中共成立九十周年的庆典，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健康状况再度引发外界广泛猜测。流言在网络间传递——发酵，六日傍晚，按捺不住的香港亚洲电视终于率先报道了“江泽民病逝”的消息。谣言倒逼真相，次日中午，新华社不得不发布英文电稿，澄清有关江泽民病逝的消息“纯属谣言”。
除了太子党与团派成员，江泽民的生死和其亲属之外的人并无多大关系。然而这场关乎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生死的猜测，的确已经沦为国际级的丑闻。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运作，完全是“暗箱游戏”，别说参与，老百姓甚而连知情的权利也没有。即便辟谣，新华社也仅仅是发布了一条英文电稿，应付一下国际观瞻而已。这套文明之外的体制，羞辱着每一个人——从底层民众，到曾经独揽党政军权的大人物，无论他死了，还是活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一位年逾八旬的政治老人来说，生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自己做过什么，又能留下些什么。可悲的是，这场全民参与的生死竞猜，似乎充满了恨其不死的意味，为什么？因为没有独裁者是一座孤岛，任何独裁者的死亡都是专制体制的损失，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整个体制而鸣。
亚洲电视摆乌龙，是偶然，更是必然。个中缘由，用该公司新任高级副总裁，内地著名媒体人程益中日前所发的一条微博足以解释：
“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新闻媒体备受压制的国度，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目前谣言已无法止于智者，只能止于言论自由。”

当反腐成为特权

媒体的报道，让印度反腐网站“我行贿了”在腐败丛生的中国赢得了无数知音。几乎一夜之间，擅长举一反三的中国人便建成了“我行贿了”、“我行贿啦”和“我贿赂了”等三家民间反腐网站。东施效颦所以沦为笑柄，是因为罔顾自身的客观条件，而这三家山寨版的反腐网站非但让人笑不出来，甚至有种欲哭无泪的感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结局，自然是统统遭遇关停的命运。
“我们相信用人民的力量可以遏制腐败的蔓延。”虽然“我行贿了”网站的创办人拉马什和斯瓦提是两名“海归人士”，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未受到“勾结西方反印势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不仅如此，卡纳塔克邦交通部根据网站举报，已对多名腐败官员进行了惩处，从而大大减少了针对该部门的相关投诉。
反观中国版“我行贿了”网站，创办人“笑笑生”口口声声，“我认为政府会支持我们的，反腐也是人民和党的需要，是为了把国家和社会建设得更好”。可惜此君没搞明白，人民反腐是为了保护切身的利益，中共反腐则是为了巩固专制的权力，而这两者，显然是对立大过统一的。
民间反腐网站被取缔，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京宏表示，“举报线索在网上公布，容易打草惊蛇，给下一步查办工作带来影响”。避免打草惊蛇，难道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进行“钓鱼式执法”吗？按常理推测，所谓打草惊蛇，不外乎导致腐败分子投案自首、销毁罪证，或者畏罪潜逃等三种情况的发生。第一种情况，对社会有益无害，后两种，除非司法机关玩忽职守，否则同样能够有效避免。荒唐的借口之下，还是北京市检察院控申处处长罗守梁更加坦诚。“这种形式是不合法的”，罗处长强调，“检察院统一受理公民对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举报，这是有明文规定的”。
俗话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在中国，反谁的腐，反到何种程度，不单是司法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阻挠公民参与反腐，其实就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约翰·阿克顿），三权不分立，无论大权独揽的中共多么高调的反腐倡廉，最终只会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毕竟大夫的医术再高明，也不可能给自己做手术。

三峡的坝与港珠澳的桥

天不下雨是天灾，娘不嫁人是人祸。当近亿亩耕地遭受干旱影响，四百多万人面临饮水困难，当鄱阳湖的水域面积同比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第七大淡水湖——洪湖濒于彻底干涸，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的旱灾，大有从五六十年一遇向“百年一遇”发展的趋势。抗旱须要众志成城，偏偏此时“人祸”的论调再度响起，而争议的焦点，恰恰是顶着无数争议上马建设并顺利运行的三峡工程。
尽管水利、地质、气象等领域的专家近日纷纷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峡诱发干旱论”，但三峡工程不仅“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且“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显然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五月十八日，温家宝总理何必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两个重要文件呢？
不过木已成舟，说什么都是白费，倒是被未过关的环评报告绊住建设步伐的港珠澳大桥工程，还有些许从长计议的可能与必要。
香港特首曾荫权十九日出席立法会的问答大会，不点名批评“部分政党、政客在大型基建项目即将上马之际，借环保、保育之名，利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手段加以阻挠，为求达到一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损害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
抛开上述言论损害司法独立的嫌疑不谈，其背后所透露的，为工程而工程的发展逻辑实在荒谬至极。没错，大型基建项目的确能够拉高国内生产总值，提升就业率，可工程建设本身只是一个开始，能否取得长远效益，关键在于后续运营。用一座大桥把港珠澳三地联结起来的必要性，或者说不必要性，跟在中国境内建造两座迪士尼乐园毫无二致。迪士尼乐园落户香港，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特区的关照，但这种可能违背经济规律的政治安排犹如一枚“毒苹果”，甘甜过后，上海迪士尼乐园开门迎客，其危害便会逐渐显现。
支持建设港珠澳大桥的人士，坚信这项工程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可从奶粉到豪宅的抢购，这样的“融合”难道还不足够？曾特首表示，不到“绝境”，不会考虑限制内地居民购买香港房产的建议。那么，建设港珠澳大桥是为了把香港加速推入“绝境”吗？所有人都想从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分一杯羹，但说白了，这个社会跟“火炕”没什么不同，保持适当的距离可以得到一定的温暖，跳进去的后果则不堪设想。港澳台的同胞们，尤其应该把握住此间的分寸。
一项又一项“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的宏伟工程，彰显着共产党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概。然而翻开共和国六十余年的短暂历史，“大干快上”的亏，老百姓似乎也吃了不少。急功近利的歪风吹到香港，留下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自然成了明年即将卸任的曾特首苦心孤诣的追求。“无为而治”，是平庸且蠢动的政客难于领悟的高级治理艺术，所以李鹏之流，总会被历史耻辱的铭记。可惜这种悲剧伤害的不单是他们自己，因为政客的手中，掌握着权力。

在逝者的坟头跳舞

汶川地震三周年，党国大作感恩秀。没有反思的缅怀，只有歌颂再歌颂，于是，丧事变成了喜事，祭奠变成了庆典。
新华社发表应景的官样文章《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汶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伟大奇迹昭示录》，归纳总结了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号召力”、“向心力”、“凝聚力”……统共十五种“力”。伟大、光荣、正确的排比，是一种邪恶的修辞格。其实一言以蔽之，只要牢牢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暴力，就没有共产党创造不出来的“人间奇迹”！
五月七日至九日，温家宝总理第十次来到震后的四川，慰问广大群众，视察重建情况。亲眼见证了一所所新学校、一座座新工厂、一片片新社区……屹立在曾经满目疮痍的大地，总理终于欣慰的说出了四个字——“我放心了”。但是，且慢，总理似乎遗忘了什么。没错，四川一定也建设了不少的新监狱吧，否则黄琦、谭作人、刘贤斌、冉云飞诸君都到哪里去了？
还有那个“特立独行”的艾未未，不是硬要替谭作人出庭作证，他不会被四川公安打得颅内出血，险些丧命；不是非要搜集罹难学生的名单，他也不会令中共当局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坚持每天在推特上更新罹难学生的名单，对他们念念不忘，自己遭遇绑架，下落不明，帮凶的走狗文人却在《环球时报》上大放厥词，妄称“社会很快会把这件事忘掉”。
记忆是无法垄断的。让失去孩子的父母“情绪稳定”，让探究真相的人们销声匿迹，中共当局把持的，不过是纪念的形式和对灾难的解释权。“多难兴邦”，如果地震之后的重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那么天灾暴露的人祸又说明了什么？
有党性、没人性的宣传机器，用自吹自擂的“奇迹”、自说自话的“感恩”在逝者的坟头跳舞。逝者无言，但死不瞑目的孩子必定在地下，在黑暗中注视着这幕丑态百出、无耻之尤的表演。纵然不怕鬼、不信邪的共产党人都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可只要一丝人性尚存，他们永远也逃不脱良心的拷问：
“你有孩子吗？”

孔子归去来

给国家博物馆看了三个月大门的孔老夫子日前悄然下岗，移居国博的雕塑园内，安享晚年去了。
在紧邻天安门的“敏感地带”竖立孔子的雕像，曾经引发无数争议和各种解读，而今匆匆移除，舆论难免又是一片哗然。不过无论外界如何纷扰，孔子这尊文化偶像能够屹立千年，自然有其扳不倒的奥妙。关于这一点，作为孔子的冤家对头，毛泽东的认识无疑比旁人深刻许多。
互联网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题为《毛泽东谈历史：如果再请回孔子说明共产党快完蛋了》。虽然这篇根据毛远新的谈话整理而成的文章真伪尚待考证，但其中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的确是一针见血，引人深思。
历代农民“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因为孔子讲“君君臣臣”，“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反之，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然而此时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
总而言之，造反批孔，治国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毛泽东的“高明”在于能够清醒的意识到，“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倘若孔子雕像的去留，果真是一场关乎左右的路线之争，显然，获胜的左派坚信，只要这个盛世维稳即可维持，至少眼下他们还无须孔子“救驾”。用得着，是“至圣先师”；用不着，弃之如敝屣。可怜的孔子，看来只能周游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之间，继续其“丧家狗”般的命运了。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与之道不同的老子则强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站在天安门近旁，目睹这个时代礼崩乐坏，纵然孔老夫子的铜像拥有一副铁石心肠，又情何以堪？所以，无论恨他，还是爱他，孔子雕像的移除都是件可喜可贺的事。祸福倚伏的道理，就算并非老庄信徒也应该明白，因为这是每个中国人必需的生存智慧，连孔子也不能例外。

事实胜于诡辩

来而不往非礼也。四月八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隔天，中共当局照例端出一份早就炮制好的《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予以回应。须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报告详列了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中国的纪录则只对美国情有独钟。对此，官方的说法是，“为了敦促美国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
为了抹黑失踪的艾未未，《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妄称什么“任何人从事政治活动，屁股更要干净些”。或许在人权领域，中共当局也抱持着同样的观念。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的屁股干不干净，跟中国人民的权利是否遭受侵犯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指出，在重要人权领域，中国持续趋向负面发展。过去一年，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了针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作家和记者的打压，限制网络与言论自由，同时采取强迫失踪、任意拘留、严格软禁等不法手段，阻挠公民发表独立观点。至于这种种人权灾难发生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在报告有关中国的章节，引言煞笔的一句话正是最精辟的总结：
“贪污仍然无所不在。”
铁一般的事实无法抵赖，中共当局只好使出“乌贼战术”，企图造成乌鸦落到猪身上——谁也别嫌谁黑的局面。可惜揭别人的疮疤不能治愈自己的病痛。尽管中共当局特意为这份美国的人权纪录添加了一百二十一条注释，但拿着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照本宣科，难免犯本本主义的错误。譬如要做种族歧视的文章，至少应该先看清楚奥巴马总统的肤色，不是吗？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美国的人权状况到底多么糟糕，官二代、富二代其实早就用脚投了票。
毛泽东说过，“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然而随着一党专权的实现，大国崛起的进行，共产党已然丧失了接受批评的雅量和自我批评的意愿。从“为人民服务”到“为人民币服务”，不是政治灰尘和微生物侵蚀了党员的思想与党组织的肌体，而是中共的堕落败坏了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洋装虽然穿在身，却拒绝同世界潮流接轨；形形色色的食品添加剂毒害了身体，更污染了灵魂；无论百姓的蜗居是不是豆腐渣工程，都挡不住强拆的推土机；倘若上街“散步”有颠覆国家政权的风险，政府对公民的绑架和软禁倒真是呵护备至的“党疼国爱”。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尚且如此，遑论人类的其他权利。当“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共产党惟一的信念，摆在老百姓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不在和谐中爆发，就在和谐中灭亡。

艾未未们的“特殊选择”

茉莉花被禁止开放的春天比寒冬更冷。发端于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革命，演变成了邻国利比亚的一场内战，而趁着全球媒体聚焦北非沙漠的良机，中共当局开始大肆镇压国内的异议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自二月中旬以来，已有数十名各界人士遭到非法拘捕，甚至有人未受到任何指控而莫名“失踪”。
滕彪、唐吉田、江天勇等维权律师下落不明已经一个多月了。在此期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民主斗士刘贤斌被判了十年重刑，而关押于都江堰看守所的作家冉云飞因为涉嫌同一罪名，日前也遭到了正式逮捕。三月二十七日，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在广州被三名男子跟踪，随后便音讯全无，“病了几天”。四月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天，艺术家艾未未在首都国际机场被警方扣押，如人间蒸发般没了消息，其位于朝阳区草场地的工作室亦遭到有关部门彻底搜查。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很多，但一个都不能少。眼看着大活人一个接一个的销声匿迹，固然是“丢人”的事，而作家不在书桌旁，律师不在法庭上，艺术家也不在工作室里，哪怕他们统统像高智晟一样在其“应该在的地方”，这个国家的失态，岂不更加丢人吗？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警告采访“茉莉花集会”的外国记者，“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针对艾未未“被带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没错，法律不是挡箭牌，声望不是挡箭牌，普世价值不是挡箭牌，特立独行的性格更不是挡箭牌。只要挡了共产党独裁与发财的路，什么法律都保护不了你，因为不搞民主，不搞三权分立，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一枚“橡皮图章”，法律又怎能免于沦为任权力肆意揉捏的橡皮泥呢？况且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法律的定义，原本就是“专政的工具之一”。
《环球时报》的社评虽然满纸荒唐，不过断章取义的话，也有一定道理，譬如这一句，“历史将对艾未未这样的人做出评判，在这之前，他们有时会为自己的特殊选择付出一些代价”。艾未未这样的人，要名有名，要利有利，安分守己不折腾，甚至可以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然而他们偏偏舍弃特权，冒着身陷囹圄的风险，只为争取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这种“特殊选择”的逻辑，或许惟有艾青的诗句方能解释：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中东波”的启示

民主化的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而有了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的前车之鉴，北非、中东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全都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成为又一张遽然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因此，面对走上街头的反对派，铁腕镇压者有之，软硬兼施者有之，怀柔收买者亦有之。虽然民主之路前途漫漫，艰险无数，虽然独裁者们耍尽手段，苦苦恋栈，但眼望着茉莉花在伊斯兰教的广袤沙漠怒放得如火如荼，除了巨大的精神鼓舞、珍贵的斗争经验，全世界饱受压迫的人们至少应该收获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而非西方世界的阴谋诡计；第二，自由民主只能自我争取，绝不能等待他人的赐予。
想当年，轰轰烈烈的“苏东波”冲垮了日暮途穷的社会主义阵营，可中国不单错过了这趟民主快车，嗜血的坦克甚至将一代青年的梦想和他们青春的身体，碾碎在天安门广场。擦掉脸上的血污，中共认定，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随后，什么“主权高于人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似是而非理论便相继出笼了。
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追根究底，是民众对现代化的渴求同腐朽的政治体制矛盾冲突的结果。然而中共当局为了抵御“茉莉花革命”对自身的冲击，一边战战兢兢的调侃美国在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间摇摆的尴尬处境，一边牵强附会的诬蔑乱局背后隐现着美国的“黑手”。事实果真如此吗？除却发表了几通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奥巴马政府并未对阿拉伯民众的抗争提供任何切实的帮助。埃及是美国在北非、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也是第一个跟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而巴林境内则驻扎着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因此，尽管意识形态与美国背道而驰，确保这些独裁政权的稳定，仍旧要比任其陷入不可预期的混乱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假如华盛顿方面像对付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在利比亚的领空紧急设立禁飞区，甚至采取类似“黄金峡谷”的军事行动，卡扎菲这条“疯狗”怎么可能肆意屠戮本国民众？奥巴马的无所作为玷污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此时此刻，矢志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小布什前总统，或许才是阿拉伯民众最该怀念的人。
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低人权、高效率的发展模式为西方世界提供着大量的廉价商品。与此同时，十三亿民众辛辛苦苦积攒的国家财富，却被官仓硕鼠源源不断的搬运到了“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稳定固然符合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民主化同样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其实，专制而腐败的中共政权并不会对美国构成真正威胁，反倒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必将成为山姆大叔的强劲对手。因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在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人万万不可对美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毋庸讳言，宣扬自由、推行民主是美国的利益使然，但同理，倘若中国人奋起争取民主权利，一定也是为了自己，而非中了什么“反华势力”的诡计。俗话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放弃天赋的权利，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反之，天助自助者，敢于斗争的结果必定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为“道”作为普世价值，是超越国界、高于主权的，其真谛，正如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夫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