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腐成为特权

媒体的报道，让印度反腐网站“我行贿了”在腐败丛生的中国赢得了无数知音。几乎一夜之间，擅长举一反三的中国人便建成了“我行贿了”、“我行贿啦”和“我贿赂了”等三家民间反腐网站。东施效颦所以沦为笑柄，是因为罔顾自身的客观条件，而这三家山寨版的反腐网站非但让人笑不出来，甚至有种欲哭无泪的感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结局，自然是统统遭遇关停的命运。
“我们相信用人民的力量可以遏制腐败的蔓延。”虽然“我行贿了”网站的创办人拉马什和斯瓦提是两名“海归人士”，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未受到“勾结西方反印势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不仅如此，卡纳塔克邦交通部根据网站举报，已对多名腐败官员进行了惩处，从而大大减少了针对该部门的相关投诉。
反观中国版“我行贿了”网站，创办人“笑笑生”口口声声，“我认为政府会支持我们的，反腐也是人民和党的需要，是为了把国家和社会建设得更好”。可惜此君没搞明白，人民反腐是为了保护切身的利益，中共反腐则是为了巩固专制的权力，而这两者，显然是对立大过统一的。
民间反腐网站被取缔，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京宏表示，“举报线索在网上公布，容易打草惊蛇，给下一步查办工作带来影响”。避免打草惊蛇，难道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进行“钓鱼式执法”吗？按常理推测，所谓打草惊蛇，不外乎导致腐败分子投案自首、销毁罪证，或者畏罪潜逃等三种情况的发生。第一种情况，对社会有益无害，后两种，除非司法机关玩忽职守，否则同样能够有效避免。荒唐的借口之下，还是北京市检察院控申处处长罗守梁更加坦诚。“这种形式是不合法的”，罗处长强调，“检察院统一受理公民对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举报，这是有明文规定的”。
俗话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在中国，反谁的腐，反到何种程度，不单是司法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阻挠公民参与反腐，其实就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约翰·阿克顿），三权不分立，无论大权独揽的中共多么高调的反腐倡廉，最终只会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毕竟大夫的医术再高明，也不可能给自己做手术。

三峡的坝与港珠澳的桥

天不下雨是天灾，娘不嫁人是人祸。当近亿亩耕地遭受干旱影响，四百多万人面临饮水困难，当鄱阳湖的水域面积同比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第七大淡水湖——洪湖濒于彻底干涸，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的旱灾，大有从五六十年一遇向“百年一遇”发展的趋势。抗旱须要众志成城，偏偏此时“人祸”的论调再度响起，而争议的焦点，恰恰是顶着无数争议上马建设并顺利运行的三峡工程。
尽管水利、地质、气象等领域的专家近日纷纷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峡诱发干旱论”，但三峡工程不仅“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且“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显然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五月十八日，温家宝总理何必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两个重要文件呢？
不过木已成舟，说什么都是白费，倒是被未过关的环评报告绊住建设步伐的港珠澳大桥工程，还有些许从长计议的可能与必要。
香港特首曾荫权十九日出席立法会的问答大会，不点名批评“部分政党、政客在大型基建项目即将上马之际，借环保、保育之名，利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手段加以阻挠，为求达到一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损害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
抛开上述言论损害司法独立的嫌疑不谈，其背后所透露的，为工程而工程的发展逻辑实在荒谬至极。没错，大型基建项目的确能够拉高国内生产总值，提升就业率，可工程建设本身只是一个开始，能否取得长远效益，关键在于后续运营。用一座大桥把港珠澳三地联结起来的必要性，或者说不必要性，跟在中国境内建造两座迪士尼乐园毫无二致。迪士尼乐园落户香港，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特区的关照，但这种可能违背经济规律的政治安排犹如一枚“毒苹果”，甘甜过后，上海迪士尼乐园开门迎客，其危害便会逐渐显现。
支持建设港珠澳大桥的人士，坚信这项工程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可从奶粉到豪宅的抢购，这样的“融合”难道还不足够？曾特首表示，不到“绝境”，不会考虑限制内地居民购买香港房产的建议。那么，建设港珠澳大桥是为了把香港加速推入“绝境”吗？所有人都想从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分一杯羹，但说白了，这个社会跟“火炕”没什么不同，保持适当的距离可以得到一定的温暖，跳进去的后果则不堪设想。港澳台的同胞们，尤其应该把握住此间的分寸。
一项又一项“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的宏伟工程，彰显着共产党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概。然而翻开共和国六十余年的短暂历史，“大干快上”的亏，老百姓似乎也吃了不少。急功近利的歪风吹到香港，留下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自然成了明年即将卸任的曾特首苦心孤诣的追求。“无为而治”，是平庸且蠢动的政客难于领悟的高级治理艺术，所以李鹏之流，总会被历史耻辱的铭记。可惜这种悲剧伤害的不单是他们自己，因为政客的手中，掌握着权力。

在逝者的坟头跳舞

汶川地震三周年，党国大作感恩秀。没有反思的缅怀，只有歌颂再歌颂，于是，丧事变成了喜事，祭奠变成了庆典。
新华社发表应景的官样文章《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汶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伟大奇迹昭示录》，归纳总结了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号召力”、“向心力”、“凝聚力”……统共十五种“力”。伟大、光荣、正确的排比，是一种邪恶的修辞格。其实一言以蔽之，只要牢牢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暴力，就没有共产党创造不出来的“人间奇迹”！
五月七日至九日，温家宝总理第十次来到震后的四川，慰问广大群众，视察重建情况。亲眼见证了一所所新学校、一座座新工厂、一片片新社区……屹立在曾经满目疮痍的大地，总理终于欣慰的说出了四个字——“我放心了”。但是，且慢，总理似乎遗忘了什么。没错，四川一定也建设了不少的新监狱吧，否则黄琦、谭作人、刘贤斌、冉云飞诸君都到哪里去了？
还有那个“特立独行”的艾未未，不是硬要替谭作人出庭作证，他不会被四川公安打得颅内出血，险些丧命；不是非要搜集罹难学生的名单，他也不会令中共当局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坚持每天在推特上更新罹难学生的名单，对他们念念不忘，自己遭遇绑架，下落不明，帮凶的走狗文人却在《环球时报》上大放厥词，妄称“社会很快会把这件事忘掉”。
记忆是无法垄断的。让失去孩子的父母“情绪稳定”，让探究真相的人们销声匿迹，中共当局把持的，不过是纪念的形式和对灾难的解释权。“多难兴邦”，如果地震之后的重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那么天灾暴露的人祸又说明了什么？
有党性、没人性的宣传机器，用自吹自擂的“奇迹”、自说自话的“感恩”在逝者的坟头跳舞。逝者无言，但死不瞑目的孩子必定在地下，在黑暗中注视着这幕丑态百出、无耻之尤的表演。纵然不怕鬼、不信邪的共产党人都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可只要一丝人性尚存，他们永远也逃不脱良心的拷问：
“你有孩子吗？”

孔子归去来

给国家博物馆看了三个月大门的孔老夫子日前悄然下岗，移居国博的雕塑园内，安享晚年去了。
在紧邻天安门的“敏感地带”竖立孔子的雕像，曾经引发无数争议和各种解读，而今匆匆移除，舆论难免又是一片哗然。不过无论外界如何纷扰，孔子这尊文化偶像能够屹立千年，自然有其扳不倒的奥妙。关于这一点，作为孔子的冤家对头，毛泽东的认识无疑比旁人深刻许多。
互联网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题为《毛泽东谈历史：如果再请回孔子说明共产党快完蛋了》。虽然这篇根据毛远新的谈话整理而成的文章真伪尚待考证，但其中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的确是一针见血，引人深思。
历代农民“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因为孔子讲“君君臣臣”，“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反之，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然而此时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
总而言之，造反批孔，治国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毛泽东的“高明”在于能够清醒的意识到，“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倘若孔子雕像的去留，果真是一场关乎左右的路线之争，显然，获胜的左派坚信，只要这个盛世维稳即可维持，至少眼下他们还无须孔子“救驾”。用得着，是“至圣先师”；用不着，弃之如敝屣。可怜的孔子，看来只能周游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之间，继续其“丧家狗”般的命运了。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与之道不同的老子则强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站在天安门近旁，目睹这个时代礼崩乐坏，纵然孔老夫子的铜像拥有一副铁石心肠，又情何以堪？所以，无论恨他，还是爱他，孔子雕像的移除都是件可喜可贺的事。祸福倚伏的道理，就算并非老庄信徒也应该明白，因为这是每个中国人必需的生存智慧，连孔子也不能例外。

事实胜于诡辩

来而不往非礼也。四月八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隔天，中共当局照例端出一份早就炮制好的《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予以回应。须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报告详列了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中国的纪录则只对美国情有独钟。对此，官方的说法是，“为了敦促美国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
为了抹黑失踪的艾未未，《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妄称什么“任何人从事政治活动，屁股更要干净些”。或许在人权领域，中共当局也抱持着同样的观念。问题在于，美国政府的屁股干不干净，跟中国人民的权利是否遭受侵犯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指出，在重要人权领域，中国持续趋向负面发展。过去一年，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了针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作家和记者的打压，限制网络与言论自由，同时采取强迫失踪、任意拘留、严格软禁等不法手段，阻挠公民发表独立观点。至于这种种人权灾难发生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在报告有关中国的章节，引言煞笔的一句话正是最精辟的总结：
“贪污仍然无所不在。”
铁一般的事实无法抵赖，中共当局只好使出“乌贼战术”，企图造成乌鸦落到猪身上——谁也别嫌谁黑的局面。可惜揭别人的疮疤不能治愈自己的病痛。尽管中共当局特意为这份美国的人权纪录添加了一百二十一条注释，但拿着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照本宣科，难免犯本本主义的错误。譬如要做种族歧视的文章，至少应该先看清楚奥巴马总统的肤色，不是吗？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美国的人权状况到底多么糟糕，官二代、富二代其实早就用脚投了票。
毛泽东说过，“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然而随着一党专权的实现，大国崛起的进行，共产党已然丧失了接受批评的雅量和自我批评的意愿。从“为人民服务”到“为人民币服务”，不是政治灰尘和微生物侵蚀了党员的思想与党组织的肌体，而是中共的堕落败坏了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洋装虽然穿在身，却拒绝同世界潮流接轨；形形色色的食品添加剂毒害了身体，更污染了灵魂；无论百姓的蜗居是不是豆腐渣工程，都挡不住强拆的推土机；倘若上街“散步”有颠覆国家政权的风险，政府对公民的绑架和软禁倒真是呵护备至的“党疼国爱”。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尚且如此，遑论人类的其他权利。当“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共产党惟一的信念，摆在老百姓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不在和谐中爆发，就在和谐中灭亡。

艾未未们的“特殊选择”

茉莉花被禁止开放的春天比寒冬更冷。发端于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革命，演变成了邻国利比亚的一场内战，而趁着全球媒体聚焦北非沙漠的良机，中共当局开始大肆镇压国内的异议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自二月中旬以来，已有数十名各界人士遭到非法拘捕，甚至有人未受到任何指控而莫名“失踪”。
滕彪、唐吉田、江天勇等维权律师下落不明已经一个多月了。在此期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民主斗士刘贤斌被判了十年重刑，而关押于都江堰看守所的作家冉云飞因为涉嫌同一罪名，日前也遭到了正式逮捕。三月二十七日，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在广州被三名男子跟踪，随后便音讯全无，“病了几天”。四月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天，艺术家艾未未在首都国际机场被警方扣押，如人间蒸发般没了消息，其位于朝阳区草场地的工作室亦遭到有关部门彻底搜查。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很多，但一个都不能少。眼看着大活人一个接一个的销声匿迹，固然是“丢人”的事，而作家不在书桌旁，律师不在法庭上，艺术家也不在工作室里，哪怕他们统统像高智晟一样在其“应该在的地方”，这个国家的失态，岂不更加丢人吗？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警告采访“茉莉花集会”的外国记者，“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针对艾未未“被带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没错，法律不是挡箭牌，声望不是挡箭牌，普世价值不是挡箭牌，特立独行的性格更不是挡箭牌。只要挡了共产党独裁与发财的路，什么法律都保护不了你，因为不搞民主，不搞三权分立，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一枚“橡皮图章”，法律又怎能免于沦为任权力肆意揉捏的橡皮泥呢？况且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法律的定义，原本就是“专政的工具之一”。
《环球时报》的社评虽然满纸荒唐，不过断章取义的话，也有一定道理，譬如这一句，“历史将对艾未未这样的人做出评判，在这之前，他们有时会为自己的特殊选择付出一些代价”。艾未未这样的人，要名有名，要利有利，安分守己不折腾，甚至可以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然而他们偏偏舍弃特权，冒着身陷囹圄的风险，只为争取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这种“特殊选择”的逻辑，或许惟有艾青的诗句方能解释：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中东波”的启示

民主化的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而有了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的前车之鉴，北非、中东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全都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成为又一张遽然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因此，面对走上街头的反对派，铁腕镇压者有之，软硬兼施者有之，怀柔收买者亦有之。虽然民主之路前途漫漫，艰险无数，虽然独裁者们耍尽手段，苦苦恋栈，但眼望着茉莉花在伊斯兰教的广袤沙漠怒放得如火如荼，除了巨大的精神鼓舞、珍贵的斗争经验，全世界饱受压迫的人们至少应该收获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而非西方世界的阴谋诡计；第二，自由民主只能自我争取，绝不能等待他人的赐予。
想当年，轰轰烈烈的“苏东波”冲垮了日暮途穷的社会主义阵营，可中国不单错过了这趟民主快车，嗜血的坦克甚至将一代青年的梦想和他们青春的身体，碾碎在天安门广场。擦掉脸上的血污，中共认定，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随后，什么“主权高于人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似是而非理论便相继出笼了。
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追根究底，是民众对现代化的渴求同腐朽的政治体制矛盾冲突的结果。然而中共当局为了抵御“茉莉花革命”对自身的冲击，一边战战兢兢的调侃美国在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间摇摆的尴尬处境，一边牵强附会的诬蔑乱局背后隐现着美国的“黑手”。事实果真如此吗？除却发表了几通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奥巴马政府并未对阿拉伯民众的抗争提供任何切实的帮助。埃及是美国在北非、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也是第一个跟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而巴林境内则驻扎着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因此，尽管意识形态与美国背道而驰，确保这些独裁政权的稳定，仍旧要比任其陷入不可预期的混乱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假如华盛顿方面像对付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在利比亚的领空紧急设立禁飞区，甚至采取类似“黄金峡谷”的军事行动，卡扎菲这条“疯狗”怎么可能肆意屠戮本国民众？奥巴马的无所作为玷污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此时此刻，矢志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小布什前总统，或许才是阿拉伯民众最该怀念的人。
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低人权、高效率的发展模式为西方世界提供着大量的廉价商品。与此同时，十三亿民众辛辛苦苦积攒的国家财富，却被官仓硕鼠源源不断的搬运到了“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稳定固然符合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民主化同样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其实，专制而腐败的中共政权并不会对美国构成真正威胁，反倒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必将成为山姆大叔的强劲对手。因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在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人万万不可对美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毋庸讳言，宣扬自由、推行民主是美国的利益使然，但同理，倘若中国人奋起争取民主权利，一定也是为了自己，而非中了什么“反华势力”的诡计。俗话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放弃天赋的权利，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反之，天助自助者，敢于斗争的结果必定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为“道”作为普世价值，是超越国界、高于主权的，其真谛，正如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夫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