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惧兔

叶公好龙，家中雕梁画栋尽是龙的形象。龙知道后，特到人间探看，结果吓得叶公魂飞魄散，撒腿便逃。中共喜不喜欢兔子，这个问题很难草率回答，但可以肯定，像兔子一样安分温顺的老百姓是每个独裁政权的最爱。然而辛卯兔年到来之际，中共竟怯懦的封杀了一部名为《小兔子哐哐》的贺岁动画片。
原来在这部流传于网络间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片中，作为主角的兔子们遭遇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不幸：
有的喝了“三虎奶”意外夭亡；有的在“构建和谐森林”的大会上葬身火海，因为老虎说了，“让领导先走”；有的为抗议强拆而自焚；有的被高喊“我爸是虎刚”的司机撞死；有的被老虎抛到车轮下，活活轧死……
阿拉伯世界近来很不太平，无论是已经下台流亡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还是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都令中共心有戚戚焉。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非要等到人民走上街头以后，方才慌忙封杀脸书、推特等和平演变的网络工具，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以混到如此境地，怪得了谁呢？相形之下，什么脸书、什么推特，共产党连网络上的一只兔子也不放过，实在太有先见之明了。
三鹿奶粉毒死了人，李刚儿子撞死了人，可受害者的家属不是“被寻衅滋事”，就是“被情绪稳定”，甚而制作一部反映社情民意的动画片都要遭遇“和谐”，这简直是邪恶逼人，再逼人，再三逼人嘛！动画片结尾，忍无可忍的兔子们终于发动了暴力反抗，怒吼着“小白兔，白又白，两颗门牙竖起来，不要逼我红了眼，急了我咬人也厉害”，合力咬死了老虎，过上了幸福生活。虽然中华民族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会“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可一旦“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了，走向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反面，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过年总要说些“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而对于万税万税万万税，刚刚又开征了房产税的共产党来说，搜光刮净之余，最好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否则，走投无路的人们恐怕也只能不走寻常路了。

一片浮云歼-20

中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歼-20成功进行了首次试飞，恰逢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此举自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解读。尽管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关友飞宣称，试飞“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针对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但在《环球时报》的网站上，相关专题还是引用了一段毛泽东语录作为导语：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政协第一届全会，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中的一句，而要描述广大军迷和爱国人士当下的心情，“飞起来”显然比“站起来”更加贴切。不过欢欣鼓舞之余，从试飞到定型，再到列装，中国的四代机无疑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除却各种技术障碍，与每个纳税公民利害攸关的，当然是资金投入问题。众所周知，由于军费不足，五角大楼大幅削减了F-22的订购计划。至于T-50项目，俄罗斯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也不得不找来印度进行联合研制。虽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保障，但中国的四代机升空，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
加强国防建设，对国家而言，是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需要，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可放眼神州，由征地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层出不穷，这才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日前，媒体报道了江苏盐城一位八十二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刘太香智斗强拆人员，将缴获的挖掘机当做“战利品”在网上拍卖的消息。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充分说明，拆迁队的推土机其实比“反动派”的战斗机，更直接的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共产党一向对“人民战争”推崇备至，陈毅元帅甚至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可是今天，网络上的民谣已然变成了“皇军来了我跑路，美军来了我带路，国军来了我加入，共军来了我投毒”。此情此景，无论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天上的歼-20都不过是一片浮云罢了。
随着第四代隐形战斗机面世，国际社会恐怕又将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热潮。因此，官方媒体对歼-20首飞的消息大都采取了半推半就的报道态度，可无论怎么低调，但凡对中国人民血泪斑斑的拆迁史有所了解，中共口口声声的“和平崛起”，又如何能令世人信服呢？

钱云会是如何“被谋杀”的？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民钱云会死在了一辆大型工程车的车轮之下。当晚，乐清警方发布通稿，将案件定性为一起交通事故。与此同时，在微博和多个网络论坛上，却流传着另一个说法：
钱云会是被人按在地上，故意碾轧致死的！
难道这起惨案果真是赤裸裸的谋杀吗？
钱云会生前曾经担任寨桥村村委会主任，因为浙能乐清电厂征地未给予合理补偿，多年来，他坚持带领村民上访，结果三次被捕入狱，本人也赢得了“上访村长”的雅号。钱云会身亡之后，不但他的女儿钱旭铃、女婿赵旭被警方以“配合调查”为由带走，所谓第一目击证人钱成宇更遭到了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此外，当地村民还同勘察现场的公安人员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凡此种种，似乎都说明这起交通事故并不单纯，而围绕案件的诸多疑点，警方也未能及时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在汹涌激昂的民意推动下，多个公民调查团自发成立起来，决定到乐清一探究竟。广大网民对此大力支持、高度期待，但遗憾的是，热情并没能延续多久，因为很快的，调查团便得出了跟官方一致的结论。《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这样写道：
“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由于征地和由此上访遭遇打压引发的村民对基层政府的强烈不满，以及为村民集体利益上访历经磨难的村长的惨死，引爆了强烈的悲愤情绪，加上钱云会死状的疑点以及在现场的保安，形成了故意谋杀的传言；该传言在当天中午村民和警察发生冲突后被强化；在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社会背景下，最终通过网络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
毫无意外，这份企图释疑的报告本身同样遭到了民众的质疑。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欠缺足够的专业知识，无法掌握全面的案件信息，公民调查团的立场基本还是公正的。当然，就算钱云会之死并非谋杀，据此指责当地百姓别有用心，广大网民情绪偏激也是不妥的，毕竟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死人早就不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了。成都的唐福珍被逼自焚，武汉的王翠云惨遭活埋，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统统可以不提——就在一月三日上午，河南驻马店的李莉女士又成了强行开进的挖掘机下一个新的冤魂。是意外，还是故意，官民的说法再次对立。
真相是什么？什么是真相？专栏作家熊培云一针见血的指出，“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
是啊，透过现象看本质，钱云会的死亡原因或许并不重要，而事件背后，百姓对政府无恶不作的坚信，百口莫辩的怀疑，才是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矛盾与危机！

自讨苦吃、自取其辱的申亚

盛世多盛事。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之后，香港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跟内地为了“百年圆梦”而万众一心的架势相比，特区政府申办二○二三年亚运会的计划引发了很大争议，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一个“钱”字。
按照官方说法，刚刚结束的广州亚运总共投入资金超过一千二百亿人民币，足够举办五次南非世界杯，其中仅亚运与亚残运的开闭幕式便分别花费了三点八亿和二点一亿。伦敦当局不相信举办一届奥运会能够复兴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所以乖乖承认二○一二年奥运会将不参照“北京模式”。曾经的宗主国尚且如此低调，作为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就算香港不必像广州一样投入巨额资金搞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四五百亿港币又能办一届怎样的亚运呢？
抛开建设体育场馆的三百多亿开支不谈，其实，无论申办亚运的直接成本究竟是一百四十五亿、六十亿，还是计算通胀率和物价指数后得出的九十三亿，都只是个预估的数字而已。南非世界杯最初的预算也只有十多亿美元，结果总投入竟高达三十五亿，而十几座足球场的长期维护费用更是一个无底洞。香港申亚虽说不至于令全体市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若将这笔资金直接投入社区和学校，用以资助有前途的运动员，不但有助于普及体育运动，提升市民健康水平，甚至可能培养出更多的黄金宝、黄蕴瑶。
亚运盛会广州办得，香港自然也办得。问题是如此前赴后继，二者难免会被人拿来一较短长。区区六十亿投入还不到广州亚运的一个零头，自讨苦吃的办一届“狗尾续貂”的盛会，难道只为自取其辱不成？
话说回来，有中央政府这个“坚强后盾”的大力支持，钱绝对不是问题。可要向阿爷伸手，必须做个“乖孙”。既然政府已经决定申亚，有理没理，这个质疑，那个反对，岂不是破坏和谐吗？如此闹下去，就算申亚成功，北京当局不会对特区政府的困难袖手旁观，恐怕也断然不愿赠送一对“亚运熊猫”——“高高”、“兴兴”来给盛会助兴，与万民同欢。

想像中的盛会

世博刚闭幕，花博又开幕，海峡两岸，上海、台北，真可谓盛会连连。不过恰如世博引发了广泛争议，花博也未能幸免。大陆百姓固然无权对四千亿公帑的花销说半个“不”字，台湾民众监督花博经费的使用，却被政客操弄成了又一场“蓝绿之争”，同样令人遗憾。
花团锦簇之下是否隐藏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是另一个问题，而面对合理质疑，官方一味拿“唱衰花博”就是“不爱台湾”做挡箭牌，不但是拉大旗，作虎皮，更将权力的傲慢暴露无遗。对此，各界多有评论，无须赘言，倒是两岸政府如此热衷举办“盛会”的动机与目的很值得思考。
为了塑造一个崛起的“大国”形象，中共当局不计成本的办奥运、办世博，可除了“友邦人士”的连连惊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并未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赏和肯定。不久之前，在一场世博主题论坛上，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特别强调，二○一二年奥运会将以振兴伦敦东北部的工人阶层居住区为目标，因而不会参照北京模式。
由于受到中共当局的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向来有限。能够通过花博这项非政治性的活动，在不刺激对岸的情况下，促进花卉园艺、旅游观光等产业的发展，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声望及能见度”，的确是台湾的重大机遇。然而政客为了突显个人政绩，对花博大操大办、过度宣传，难免有铺张浪费、糊弄百姓的嫌疑。
坦率的讲，跳出专业领域，花博真的是什么“国际盛会”吗？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只是一个由分属二十五个国家的三十三个会员机构组成的专业协会。仅仅在大陆地区，继昆明和沈阳之后，明年，西安也将主办世界园艺博览会，而恬不知盛的媒体并未对此大张旗鼓的报道宣传。
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再到台北花博，两岸政客对一场场盛会苦心经营，显然具有政治利益的考虑。不过官方运作若是脱离了现实，违背了民意，所谓盛会非但无法成为政客想像中的政绩，反而可能沦为其意想不到的劣迹。奥运与世博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预想中的改变和进步，因为在权力的挟持下，广大民众只是被动的参与其中。相反，十一月二十七日五都选举，台北市民能够用手中的选票评判花博的种种争议，这才是民主的意义。

从反日细节看保钓前景

钓鱼岛撞船风波已趋平息之际，十月十六日，西安、成都等内地城市却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示威。为了转移舆论焦点，减轻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共当局造成的政治压力，这种反常现象虽然不能排除是官方操纵的结果，但缺乏直接证据，妄加猜测没有任何意义，倒是游行过程中的两个细节，实在引人深思。
在西安的游行队伍中，有个面容清秀、皮肤白皙的小青年举着这样一幅标语——“取个日本媳妇，天天吊梁上打”。没错，性癖好是个人权利，包括变态的，但一打汉字错了十二分之一（“取”应为“娶”），还举着白字标语招摇过市，难免有教坏小朋友的嫌疑。再说，拿打老婆当爱国，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更加荒唐的事发生在成都。
因为十六日恰好是重阳节，一位女生特地身着汉服出门，结果遭遇当街打砸的爱国愤青，其本人亦受到围攻。愤青命令女生脱掉身上的“和服”，面对群情激愤的暴徒，百口莫辩的女生只得到卫生间换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方才全身而退。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梁启超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反观当代中国之少年，不学无术是为不智，欺侮女性何所谓强？一向没头脑，总是不高兴，但任凭爱国愤青把反日口号喊得震天响，指望他们保钓，钓鱼岛恐怕是保不住的，因为有一种匹夫之勇叫做窝里横，而跟掀几辆汽车，砸几家商店相比，保钓显然需要更高级的智慧和勇气。

不挨打、不挨饿之后的尊严问题

每到国庆，歌唱祖国歌颂党都会成为时髦。可惜老调子唱不出什么新意思，充其量用李敖大师的话说，共产党的两大历史功绩，是解决了千百年来中国人面临的，挨打与挨饿的问题。
当然，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不过大师向来言之有据，找些反证加以批驳，恐怕只是鸡同鸭讲而已。再说，就算自己扇自己耳光是挨打的一种特殊形式，提起中国人挨打与挨饿的历史，除却列强的欺侮，言必称人民斗争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期的饥荒，免不了有拒绝与时俱进的嫌疑。
所以，抛开无谓的争论，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为什么摆脱了挨打与挨饿的宿命，中国人还是不能像温总理说的那样，活得更有尊严呢？
从四川成都的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陶兴尧、陶惠西父子，再到江西宜黄的叶忠诚、罗志凤、钟如琴一家……革命先辈前仆后继只为不当亡国奴，如今老百姓舍命自焚却难免沦为丧家狗。落后未必挨打，盲目追求什么“跨越式发展”，反而可能造成过犹不及的悲剧。同样的问题出现在食品领域，苏丹红、瘦肉精、孔雀石绿、三聚氰胺……物质的极大丰富，不但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甚至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代“新人”——“大头娃娃”和“结石宝宝”。
多年来，中共当局始终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摆在人权问题的首要位置。不挨打可以生存，不挨饿能够发展，但吊诡的是，挨打与挨饿刚刚成为历史，中国人似乎又陷入了生亦无欢，死亦无惧的尴尬境地。
在人类的“四大自由”中，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不挨打的生存权与不挨饿的发展权。至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中国人则从未享有。非但如此，共产党还经常拿一套歪理邪说吓唬百姓，谎称争取做人的权利便做不稳奴隶，甚而可能重蹈挨打与挨饿的覆辙，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谈人权不仅损害和谐，而且破坏稳定。可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提出“四大自由”的概念的同时特别强调，“那些宁愿放弃基本自由以求一时安全的人；既不该享有自由，也不该得到安全”。
上述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事实已经无可辩驳的给出了答案。放弃人的自由，换取做稳奴隶的权利，结果只能是房子被强拆，孩子被毒害，因为奴隶其实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包括“做稳”的权利。所以鲁迅才会将治乱兴亡的历史循环，精辟的总结成“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注意，所谓“做稳”，只是一种“暂时”状态！
虽然今天的中国“暂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以“低人权、高效率”的“中国模式”作为崛起之道，无疑是本末倒置，毕竟促进人权才是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未来，是再度遭受挨打与挨饿的苦难，还是成为真正的人，活得更有尊严，如何应对权利跟权力的博弈，平衡自由同安全的关系将决定中国人的命运，而可以肯定的是，只用加强经济建设这一条腿走路，中国的人权事业是无法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