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奴性

中国北京，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是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手书的三句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何以如奇葩般绽放于世界民族之林，上述碑文的第三句，隐约间泄露了天机。
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值得纪念，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共产党建立的国家，同样是汉民族建立的国家，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中国”同世界列强之间爆发的大小战争与冲突，就是一个极其复杂却充满趣味的问题了。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则是一部落后挨打的民族屈辱史。历史不能假设——假设没有西方人来到中国，今天的中国人脑袋后面会不会仍旧拖着一条辫子？历史最怕追问：站在汉人的立场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全殖民地、全封建社会，还是满汉团结一家亲，康乾盛世大清梦的和谐社会？
毛泽东曾经多次感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削弱了民国政府，却令共产党趁机坐大，并最终夺取了政权。西方列强同大清帝国的战争，固然给黎民百姓带来了苦难，但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这些战争无疑为汉族摆脱满族的殖民统治，为中国结束治乱兴亡的千古循环，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与难得的契机。
可是今天，自称站起来的中国人非但没有对西方世界感恩戴德，反而将积淀百年的虚幻屈辱（大清亡了，八旗子弟感到屈辱可以理解，炎黄子孙也跟着如丧考妣，难道奴隶和奴才做久了，便会生出跟主子是“命运共同体”的幻觉？）化为了暴发户的一腔怨毒。在情绪和理智的纠结下，面对西方的一切，他们总是既羡慕又忌妒，既向往又恐惧，既崇拜又疏离……这种矛盾导致了他们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的割裂和扭曲，于是，荒诞人间便不断上演中国特色的家国闹剧：
高调爱国的中国人，纵使舍不下在祖国掌权、捞钱的“伟大事业”，暗地里也纷纷将家人与财富向西方世界转移着……可一旦置身海外，他们又开始标榜自己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甚而为了永保这份纯真的感情，他们宁肯在别人的土地上怀着低人一等的心态，做个“二等公民”，也不愿再次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这些“两面人”若自知其做派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祸害，他们的离开，倒也算对祖国的真爱！可惜就像容貌丑陋的人抗拒镜子一样，灵魂丑陋的人必定欠缺自我审视的能力，所以，不得不公正的说一句，此间绝没有针对西方世界的惊天阴谋，这种无意识的“爱”，完全是中国人独特的基因作祟。这种人类学、社会学，而非生物学上的基因，结构异常简单，只有两个汉字：奴性！但要透彻理解这两个字，进而理解群体化的“中国人”，可谓难上加难，玄之又玄，古往今来破此题者，不过鲁迅、毛泽东等数人罢了。
洋鬼子“坏”就坏在侵略却没有征服中国，所以对待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从历史认知到现时情感，中国人都有着微妙的暧昧和巨大的差异。关于蒙元帝国的一切，以及同北方异族的关系，中国人采取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无视与回避态度，毕竟蒙古如今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反之，满清帝王赫赫的文治武功，奴才的子孙非但须臾未敢忘却，他们甚至拍摄了一系列传记性的历史剧加以缅怀和宣扬。可怜的日本人只是曾经“进入”中国，因而其也仅配以残暴、丑陋又愚蠢的面目出现在精神鸦片般的“抗日神剧”里。中国人从不懂什么是平等与尊重，要么你骑在他的脖子上作威作福，要么他就把你踩在脚下予夺生杀。
洋鬼子“错”就错在推动了千年帝制的消亡，却没有帮助中国真正走向共和。他们递给中国人一把剪刀，剪掉自己的辫子，再裁出一套合体的西服，但西洋的文明与科技终归无法改造一个东方古老民族的基因。对奴才来说，谁当皇帝并不重要，皇帝存不存在也不重要，只要奴才还在，就算面对一头猪，他们都会山呼“万岁”。“主子”，是中国人至高的信仰！主子的本质是权力，上升到最高层级，就是政权，就是掌握政权的人或集团，就是代表这个政权的国家，宛如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奴才没有尊严，冒犯其主子便是对奴才最大的羞辱。洋鬼子不单间接杀死了中国的皇帝，哪怕今天，中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在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舞台上，“主子”，仍旧无法扮演一个正派的、光彩的角色。
你可以不尊重中国人，你不能不尊重中国人手里的钱，但当整个世界只尊重中国人手里的钱的时候，为了掩饰这种更加赤裸裸的羞辱，中国人骄傲的宣称自己赢了。可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不仅没能逐渐洗刷，反倒使得中国人积淀百年的屈辱感愈益深重起来。
假如一个族群社会性的基因是无法改造的，奉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中国人用强权和金元赢取尊严便是一种本能。本能有错吗？错的，当然是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歧视，以及对于大国崛起的恐惧。但必须强调的是，“华人”，或曰“汉人”是一个种族概念，“中国人”则是一个政治概念。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你是什么肤色，生活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实际拥有哪个国家的国籍，只要你真心拥护共产党的统治，热爱中国，以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你就是一个“中国人”。反之，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可能沦为“汉奸”、“精日”，或者“美狗”。因此，针对政治概念上的“中国人”的所谓歧视，跟“种族主义”没有丝毫关系，充其量是文化的差异、文明的冲突而已。
其实中国人关起门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政治上搞残酷血腥的“虐恋”，甚或变态恶心的“恋尸”，跟外人无关，他们也无权干涉。问题在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封闭的国门，从此，站起来的中国人就开始向外面跑了。奴隶身上未必有奴性，奴才身上一定有奴性。由于国情复杂，中国的奴隶和奴才身份混杂交融，难以区分计数，但身居海外的中国人挣脱了种种枷锁镣铐，因而其自由的思想言行对于研究、探讨“奴性问题”极具典型意义。
说起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就不得不提美国那部著名的《排华法案》。该法案的出台背景与后续影响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这里仅借用该法案的名称陈述几点浅显的事实：
《排华法案》顾名思义，就是排除华人的法案。禁止华人移民，并制定专门的法案，无疑是具有歧视性的。可为什么“排”？因为你要来——你不来自然无所谓“排”。单单针对“华”，就是歧视啊！被歧视还要来，只能说明你宁愿做美国的“二等公民”，乃至非法移民，也不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吗？
只有离开中国，才能真正体会“人”的含义。这是一条暂未证伪的真理，因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只有“主”与“奴”，鲜有“人”的存在。中国人不是傻瓜，哪里有安全，哪里有尊严，哪里可以让自己活得像个人样，生物的本能便会驱动他们用脚投票的方向。否则，勤劳、勇敢、智慧了数千年，创造了恢弘的历史、博大的文明，到头来，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怎么反而进化出了一个名为“客家”的庞大族群呢？
西欧、东瀛、北美、南洋，为了谋生，抑或流亡，多么艰难，多少苦难，离开故土的中国人都应当感谢收留自己的异乡。然而漂泊海外的中国人，只要还自以为是中国人，便有一根“精神脐带”将之与那个主动或被迫离开的祖国紧紧联结在一起。同时，“祖国母亲”的意象也会如子宫般包裹着他们，在其与异乡世界之间形成一层透明无形的隔膜。不剪断这根“精神脐带”，他们就永远是“祖国母亲”的一部分，没有完整的人格，不是独立的人，无法融入人的社会。
在全球化思潮泛滥的时代，如果必须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又怎能否认不同族群的差异性呢？假民主为独裁张目，借自由替极权辩护，享受着人的权利却以奴的方式生活……一旦认识到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中国人在西方一切不合逻辑的思想言行便通通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中国人”与人根本就是两个世界不同的生物！
准备给上文结论扣上“种族主义”帽子的人，请先到台湾去看一看。
台湾那些心向祖国，拥护统一的蓝营人士，假如生活在大陆，无非是些父亲被镇压，母亲被侮辱，自己受歧视的反革命的狗崽子。当年，不论是其先辈以流寇的姿态占领了台湾，还是台湾收留了这群走投无路的难民，总之在这个小岛上，他们获得了大陆人从未有过的安全与尊严，其中的军公教人士，甚至成了享受诸多特权的“人上人”。如今，抛开那些跟对岸存在重大利益往来的权贵、精英“高级蓝”，广大“低级蓝”除了偶尔探亲、旅游，许多人可能根本未曾踏足大陆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其实跟祖国没有一毛钱关系，仅仅因为祖国强大了，便觉得与有荣焉，宁可不做台湾人，也要做中国人，殊不知在一切权力和财富尽归“高级红”的国度，其他任何颜色都是有罪的。本省人、外省人都是台湾人——都是人，但不做台湾人，在中国还能不能做人，只须看看自称“中国人”的台湾人一个个生着怎样的奴颜媚骨，答案就不言自明了。贱民对强权的向往与膜拜，完全违背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这种类似飞蛾投火的病态天性体现在“中国人”身上，正是与人的不同，不谓之“奴性”，又是什么？
奴性和种族无关，但具有奴性的中国人必定是种族主义者。中共当局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热爱祖国的外籍华人，首先违背了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最基本的忠诚。其次，在他们心里，藏人、维吾尔人从来都不是同胞，而是异类，至于不认同中共当局的华人，更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败类。张口闭口“中华民族”，却将藏人、维吾尔人和丧失奴性的华人从这个虚构的概念中剔除，四海之内皆兄弟，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潜意识里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外国人！
中华民族不能再受外国人欺侮，是他们真挚的心声。在这样的民族大义之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成了前进道路上的“艰辛探索”和不可外扬的家丑；香港市民“反送中”的“五大诉求”必定是内外勾结、祸港乱中的“反华阴谋”；汉人对维吾尔人集体惩罚式的“再教育”，则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欺侮，而是挽救、是帮扶……任何牺牲都是可以接受而无须补偿的代价；任何罪恶都是可以原谅而无须改正的错误。海外的中国人，对祖国无原则、无条件的爱是最纯粹的爱“国”主义，因为其只有对宏大空洞的国家概念的认同，毫无对微小具体的个人境遇的同情。
他们坚信，自己的命运跟祖国的兴衰休戚相关，但这些活在现世的中国人——不是百八十年前的移民——无法诚实的回答：奥运赛场争金夺银，宇宙空间卫星飞船……既然祖国的点滴成就都令你们欢欣鼓舞，那么内心深处挥之不去，时而发作的自卑感、屈辱感究竟来自哪里？是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的遭遇，还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的作为？
事实上，自古以来，只有祖国不把你们当人，都是祖国的所作所为让你们自惭形秽，羞于为人。海外，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华人，能够挺起脊梁做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和法治，保障了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以为日益强大的祖国庇佑着你们，为什么国内的同胞却哀叹，“祖国强大了，没人能救我们了”？
海外华人希望祖国繁荣昌盛的赤子之心看似毋庸质疑，但退一步讲，即便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富强——只有祖国富强，华人才能活出尊严，可若稳定压倒了一切，海外华人的尊严岂非要用祖国百姓的人权进行交换？再者，面对十三亿被奴役的同胞，海外游子的心灵创伤可以得到彻底疗愈，乃至将自卑感、屈辱感转化为自豪感、优越感。生而为奴，天性卑贱，活出自豪感、优越感的，更加卑贱。所以，他们绝不支持国内的同胞以欧美为师，追寻什么“普世价值”，因为他们明白，奴隶一旦获得解放，奴才的祖国便会消亡，他们这些披着人皮，散落世界各个角落的生物，则将沦为人类文明社会里的孤豚腐鼠。
海外的中国人，其问题不在于爱祖国，而是他们奴才的性格，根本不懂“爱”是什么，“尊重”又是什么。他们表面单纯，实则愚蠢的认为，自己和祖国之所以未受到足够的尊重，仅仅是因为祖国还不够强大。于是，他们甘愿被“祖国”两个字绑架，为了祖国更加强大，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是非可以混淆，道德可以违背，法律可以触犯，因为奴才所认的、所信的、所忠的唯有主子，而中国人的主子就是中国！
新时代的中国不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任何人胆敢揭露中国的问题，批评中国的错误，甚或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都可能被中国人扣上这“独”那“独”、反华辱华的帽子，喊打又喊（封）杀。中国不够强大？中国不够强大，中共当局何以能将网络世界的西方列强——谷歌、推特、脸书……统统拒于国门之外，何以能令所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背弃自己的企业文化和信条，全面服从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
尊重，是一种心悦诚服的态度，不是恐惧，不是为了利益被迫的屈膝妥协，跟航空母舰、核武器，跟国内生产总值究竟多少万亿没有直接关系。中国不是不够强大，但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与外强中干的霸权主义共同推动着这个国家，在追求更加强大的“复兴之路”上，日渐远离了世人的尊重。对此，从美国到加拿大，从欧洲到澳大利亚，配合祖国向全球输出锐实力的中国人，特别是开着跑车骂大街的官富子弟，应该都有切身的感受吧。
但凡对历史有所了解，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输出革命与战争，究竟给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当地华人带来了什么。因此，且不论强大的祖国是海外华人的坚强后盾这种认知，是不是一相情愿的幻觉，但天下绝没有只分享发展红利，不承担扩张代价的好事。
中共当局通过“一带一路”串联笼络一众乌合的发展中国家，欲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对台唱戏，怎奈“东亚病夫”变身“强国人”之后，呼喝招摇，输打赢要，除了欧洲的红酒、皮包，非洲的象牙、犀角，日本的马桶盖、电饭煲，最重要是美加澳的绿卡、护照，没有更高的追求；除了“撒币”——“大撒币”，没有更多的贡献。海外华人如若不跟祖国、同胞划清界限，反而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富强的象征，此等的做派是尊严的体现，那么全体华人被贴上“黄祸”标签的日子，恐怕就不远了。

成为一个中国人

无论是主动的献媚邀宠，还是遭到官方警告、民间举报之后为了自证清白，跟“台独”划清界限，反正近年来，公开声称自己是中国人，并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台湾人是越来越多了。可扳着指头数一数，郁慕明、凌友诗、邱毅、黄安、欧阳娜娜、许玮甯……高调的爱国者竟然没有一个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堂堂正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揭开谄谀或无奈的假面，那声声爱国宣言所要换取的，无非是一张台湾居民来往大陆乞食捞钱的“通行证”罢了。
没人跟钱有仇，但谁都不是傻瓜。假如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你与你的财富在权力面前，跟砧板上的鱼肉何异？搞政治的想想周永康、薄熙来，演艺圈的看看范冰冰、崔永元，至于商人嘛，还是腿脚敏捷的李嘉诚先生说得好，“此心安处是吾家”。所以，甭管口头上多么爱国，台湾同胞却极少在大陆安家落户——买房置业，除了投资，恐怕仅仅是为了“暂住”起来方便些吧？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重大的个人利益，自愿或被迫的跟魔鬼做交易，可以理解，甚而值得怜悯。因此，农渔民想多卖几斤蔬果鱼虾，旅游业者想多接几个旅行团，完全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公众人物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但台湾的投票站里并没有中共当局的“天网”摄像头盯着，试图用选票换钞票，难道万千选民真的相信只有国民党才能“拼经济”？
“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绝非危言耸听，否则又坏又蠢——揣着美国绿卡却鼓动两岸军事冲突，是为坏；在当前的局势下入岛宣扬此等歪理邪说，不识时务可谓蠢——的狗头军师李毅遭到驱逐之后，怎敢公然叫嚣韩国瑜当选（郭台铭当选也一样吧？），他还会再来呢？抗击中共的霸权，除了飞机、舰艇和大炮，选票，也许是台湾最有力的武器，而出卖自己的选票，则无异于缴械投降。
当不走邪路的共产党员纷纷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和金钱推向水深火热的西方世界，当用脚投票的台湾同胞选择对“祖国”敬而远之，为什么与此同时，还有众多台湾人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一份虚无缥缈的家国情怀，心甘情愿引狼入室，将自由、民主的台湾献祭于民族复兴的春秋大梦？归根结底，他们并不真正明了，成为一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些炎黄子孙身体里流淌的，同样是奴隶与奴才的血。
面对一个兴亡交替数千年，本性不移代代传的流氓政权，作为奴隶与奴才，中国百姓非但掌握了无穷的生存智慧，甚而为自己的苟且发明了一套又一套堂皇的理论：“我讨厌政治”，“民主不能当饭吃”，“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所以普遍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坚信，只要没有军事冲突和政治运动，能够挣钱养家，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那么好吧，且不提独裁腐败、人祸天灾，也不谈“地下监狱”、“再教育营”，以下只是三个未经渲染的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情景：
引领移动支付潮流的中国，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可除去各类生活、娱乐的软件，对公务员及国企职工来说，他们的手机里，必须安装的一款软件叫作“学习强国”。“学‘习’”就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与思想，虽然世人严重怀疑这位清华博士的知识水平，仅仅相当于小学生，无奈人家一段贯口《报书名》，比相声大师《报菜名》背得还溜呢！
中国许多城市的环卫工人，工作期间必须配带定位设备。在南京市，环卫工人的智能手表更加高级——只要原地停留二十分钟以上，就会自动发出不要怠工的语音警告。此外，还有一些城市考核环卫工人的工作，是“以克论净”的，即一平方米马路上的尘土假如超过了若干克，你的工作就不合格。
台湾不禁摩，机车遍地跑，但在中国，有的城市禁摩，有的城市则必须携带身份证，拍照进行人脸识别，人证合一才能给摩托车加油。至于这么做，是为了防范恐怖袭击，还是“警察国家”日常管理的需要，类监狱社会的准囚徒贱民根本无权过问。
上述三个互无关联的情景，其实说明了同一个问题：自由、民主绝非空洞浮泛的口号，而是具体细微的生活。公民一旦失去了选票，权力也就失去了监督和制约，而国家机器的为所欲为，必将侵害每个人的权利，践踏每个人的尊严。
为了台湾今天的自由、民主，先辈们也曾经流血牺牲。即便自由、民主不能当饭吃，却能换饭吃，那么这碗饭，是不是沾着人血的馒头？当然，台湾人若能够全盘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把人血馒头咀嚼得津津有味，所谓“统独”，的确就是一个“假议题”，因为你们很中国——你们全家都很中国——你们整个岛通通很中国！

政治家的职责是什么？

二〇二〇年台湾大选，顶着“中国”头衔的国民党参与其中，甚是荒唐，不过既然高雄市民能够接受一个跟大陆“你侬我侬”的韩国瑜，国民党恐怕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或许正是看到了政权与主权所面临的双重危机，赖清德才会当仁不让的站出来挑战自己的同志——人气低迷却志在连任的蔡英文。
虽然谁能最终赢得党内提名尚未可知，但要成为合格的总统候选人，蔡、赖二人必须首先弄明白，政治家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因为民进党目前的困境，恰恰是由现总统和前院长的失职所造成的。
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惨败，原因众多，但一次选举捆绑十项公投案，台湾的民主果真须要以如此壮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吗？郭台铭就此问题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政府不作为”。民主国家的政府，好比公司总经理，选民作为董事，选择你就是信任你，让你全权处理日常经营的各项事务。结果居高位、领高薪的你仅仅拿出一堆提案说，公司要进行全面改革，我可以这么做，也可以那么做，具体怎么做，你们决定，我来执行。请问：各位董事该做出怎样的决定呢？当然是解雇总经理，另请高明喽。
从“一例一休”到“年金改革”，从“婚姻家庭”到“能源环境”……“全面执政”的民进党不是没有改革的意愿，可每每遭到批评和反对，便试图以妥协、退让，换取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听起来这多么的“政治正确”啊，然而林肯说得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改革的政策既然不是欺骗选民的骗术，且不说“永远”，又怎么可能一时讨好所有人呢？
任何改革都难免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已经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却不将改革进行到底，结局必定如蔡英文辞任党主席时所言：“想要求取两边的平衡，却被两边攻击”，“有一种被困住了的感觉”。其实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可行，就算每一项改革的支持者均为少数派，强力推动下去，民心之于政府，到底会全盘丧失，还是点滴赢取，谁敢妄断？反之，一味的沟通、协商，不求皆大欢喜，也盼民意过半，这样的改革，到头来恐怕只能是“维持现状”而已。
政治家对于国家发展、社会治理必须拥有独立而明确的见解和判断。一心为人民服务，就去做公务员好了。真正的政治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恰恰相反，他们应该让选民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服务。台湾大小选举频仍，围绕选举的各类民调更是多如牛毛，可惜这并不能改变一个无情的事实：人民是愚蠢的！否则他们怎么会先后一而再的选择了陈水扁和马英九，刚把蔡英文捧上台，转头又骂“空心菜”呢？政治家在选举时尊重选民一次就够了，只有那些为选举而选举的政客，才把日常维护民调支持率当成自己的核心工作。
特赦是总统的特权，所以赖清德要竞选总统，因为他想特赦陈水扁。逻辑如此清晰，但在竞选期间，随着民意的倾向，他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吗？蔡英文说，“政治其实就是给答案”（《给党员的一封信》），那么她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一句“维持现状”足以应付中共当局的考卷，可岛内民众还会让她再度蒙混过关吗？拭目以待的选民们，这一次能否把自己的眼睛擦得亮些，更亮些呢？

华为甩向爱国者的耳光

任正非的女儿、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仍然在加拿大的豪宅里等待着有关个人命运的最终裁决，而地球的另一端，同样身为高管人员，华为波兰分公司销售总监王伟晶还没来得及走上法庭，为自己辩护，其悲剧性的结局便已注定。
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王伟晶日前遭到了波兰国家安全局的逮捕。然而正当外交部“高度关注”，广大同胞群情激愤，试图找点什么抵制一下，让小小的波兰也见识见识中国的“厉害”之际，一月十二日，华为突然宣称，“王伟晶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该事件对华为的全球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华为决定立刻终止与王伟晶的雇佣关系”。王伟晶被解雇了！华为如此决绝的切割——抛弃自己的员工，无异于狠狠甩了准备更紧密团结在该公司周围的爱国志士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除了嗡嗡的轰鸣，不知他们耳畔是否也响起了赵太爷对阿Q的怒喝：
“你那里配姓赵！”
华为是一家具有“狼性”的公司，管理制度严苛，内部竞争激烈，当然员工收入，也算得上丰厚。不过作为创始人，任正非有一套著名的理论，即员工无须感恩公司，否则，必定是公司给予的超出了员工贡献的。员工创造一块钱的价值，却得到三块钱的报酬，自然是应该感恩的；员工创造一块钱的价值，便得到一块钱的报酬，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存在的；员工创造十块钱的价值，仅得到五毛钱的报酬，公司壮大了，老板发达了，然后呢？至少孟晚舟女士痛快掏出一千万加元保释金的时候，并没有公开感谢自己辛勤工作的同事们。
非但如此，揣着香港护照的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置地买房，肉身“翻墙”，不慎落入西方世界的“司法陷阱”，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们却不离不弃，支持与关爱甚而跨越了整个太平洋。似这等深情厚谊，多么催人泪下，“感动中国”啊！反观对照，仅仅为了完成本职工作，在公司并未提供“翻墙设备”（生产工具）的前提下，因为使用苹果手机在华为的官方账号上发了一条推特，相关员工便遭到了职级与月薪双降的处罚。只许晚舟肉身翻墙，不许员工苹果发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主子绝对英明，奴才必须无能……中国的“传统文化”固然博大精深，但最易于员工理解并接受。华为的“狼性”不是什么神奇的秘密——统一的价值观产生狼群般团结的力量，或许正是其“成功”的关键。
华为名义上虽非国企，却是亿万国人引以为傲的“民族企业”。华为的发展历程，宛如“大国崛起”的缩影。为了“利益”二字，没有不能采取的手段，没有不能突破的底线，甚至没有不能抛弃的员工。
未被定罪的王伟晶已被华为抛弃，难道公司掌握了他犯罪的证据？王伟晶果真是间谍的话，这名中国的前外交工作者究竟在为哪一国服务呢？他的祖国也会像他的公司一样，弃之不顾吗？当世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孟晚舟身上的时候，备受冷落的王伟晶是否会对自我的价值产生些许怀疑？
我爱华为，华为爱我吗？
我爱中国，中国爱我吗？
醒醒吧，爱国者！华为姓任，中国姓党，无论爱的口号喊得多响，爱的资格，你们是没有的。纵然胸怀满腔赤子的苦恋，说白了，也不过是奴才的意淫罢了。

不得不的“爱国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假如一个中国人宣称自己讨厌政治，却并不讨厌共产党，他肯定在撒谎，因为共产党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艺术离不开政治，体育离不开政治……在中国，一切都必须政治挂帅，接受党的领导。谁敢说让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体育归体育……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体育搭台，政治唱戏。近年来，神州各地掀起了一股竞相举办马拉松赛事的热潮。之所以选择马拉松，因为这是一项必须在室外进行的运动。当运动员们奔跑在宽阔的马路上，穿行在林立的大厦旁，通过电视台的转播，表面上宣传的是城市形象，实则背后展示的，无非是地方政府的政绩。用纳税人的钱来表扬自己，这就是马拉松——一项难以赢利，且缺乏观赏性的体育运动广受各地政府追捧的根本原因。
在众多的马拉松赛事里，由中国田径协会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赛，绝对是政治意味最为浓厚的。此一赛事，二〇一七年举办了十六场，分为“红色之旅”、“改革开放”两大主题；二〇一八年举办的三十场，则分为“一带一路”、“美丽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三大主题。
更加荒唐的是，赛事主办方竟然要求中国选手里的第一名，必须身披国旗冲过终点线。马拉松并非中国选手的强项，这种以“爱国”为名的形式主义本来无碍大局，可惜啊，人算不如天算！十一月十八日，在苏州举办的一场马拉松比赛中，由于志愿者强行递送国旗，打乱了中国选手何引丽的冲刺节奏，令其痛失金牌，屈居亚军，引发舆论哗然。然而批评的矛头并非全都指向了主办方与志愿者，也有许多“爱国人士”指责何引丽接到国旗后又丢掉的行为，是把成绩看得比国旗更重要。何引丽本人则辩称，胳膊“跑僵了，没拿稳”。
无独有偶，此前不久的一场中超联赛里，山东鲁能队的巴西外援塔尔德利仅仅因为奏国歌时摸了摸自己的脸颊，便被中国足协停赛一场，理由是“举止不庄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中国固然有《国旗法》和《国歌法》，但对何引丽的攻击，对塔尔德利的处罚，很难说究竟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还是用心阴毒的政治栽赃。就像一个人在社交网站上分享自己吃喝玩乐的图片并不违法，但如果你在七月七日、九月十八日分享此类内容的话，很可能会遭到网络暴民上纲上线的攻击。至于那些喜欢给食物拍照的人，尤其应当注意，吃腊肉或蛋炒饭，一定要避开九月九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政治国家”。在这里生存，你甚至可以违法犯罪，但绝对不能触碰政治的禁忌。所以，为了反击傅榆导演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台独言论”，连亏欠了祖国近九亿的范冰冰也跟着共青团中央，在微博上理直气壮的叫嚣：“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这讽刺又悲哀的一幕，透露出大大小小的范冰冰们内心无限的恐惧。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艺人必须转发共青团中央的微博，或许也没有一道秘密的指令要求他们这么做，但只要有一个人转了，自己不转会怎么样，他们不知道，更不敢试图了解。
法律的界限是分明的，政治的禁忌则不可言说，神秘叵测。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犹如一副巨大而无形的枷锁禁锢着每一个人的言行。因此，在中国，爱国主义就成了一道“政治正确”的护身符。无论你是哪国人，只要在这里生活、工作（用“唯物论者”的话说，也就是“捞钱”），都不得不爱这个国。当然，爱的定义、爱的方式，必须通通由党来掌控。“爱国”本是一个中性词，可“爱”，一旦沦为被权力绑架的情感，所谓“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吗？

“中国梦”是一座围城

先是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继而怀疑著名本土实业家、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也是准备“跑路”。至于被愤青和小粉红紧盯着的郭台铭，尽管刚刚同广州市政府签订了高达六百一十亿人民币的投资协议，但张口“富士康没有走”，闭口“富士康不会走”，自证清白的背后，其显然承受着无形却巨大的压力。
说来也怪，中国又不是一座监狱，干吗总怕人跑掉呢？这种“逃亡心态”的产生，源于民众内心深处安全感的缺失。主席台上的领导同志，转眼间便堕落为腐败分子；出门买菜的片刻工夫，家宅竟被拆成了一片瓦砾。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没有法治，不论高高在上的虎豹豺狼，还是蝼蚁般苟全性命于“盛世”的百姓，都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除非“贫贱不能移”（民），谁不想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通往西方文明世界的后路？
“中国梦”，与其说须要全民共建，不如说彻头彻尾是一场全民互骗的游戏。当权者造梦，老百姓假寐，因为自欺欺人是获得安全感与幸福感最简单的方式。用脚投票的人打破了这种和谐，攻击他们，不是出于爱国，纯粹是嫉恨的情绪作祟——自己走不了，别人也甭想跑。被梦魇住的人，心理与行为跟溺水者是极其相似的。
赤身裸体的君王统治着装疯卖傻的百姓，中共政权建立在无数谎言之上。要守护“中国梦”这座虚幻的围城，洞悉真相的不能轻易放纵，保持清醒的必须严加管控。这正是那些拒绝向强权和金钱低头的港台艺人被扣上“港独”、“台独”的帽子，进而遭到封杀的原因所在。可笑更可悲的是，主子掌握着棍子，奴才却热衷乱扣帽子，似乎注定落下的棍子打在别人头上，便是对自己的奖赏。
于是，今天举报这个，明天抵制那个，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和金钱，为自己打造着镣铐与牢笼。共产党再怎么不堪，至少是对得起如此愚蠢、邪恶，一身奴颜媚骨的老百姓的。叹只叹，中共当局圣明的统治，未能全面惠及“帮港出声”、“爱国同心会”一类的爱国团体成员，及其父母妻儿，实乃人间至大的遗憾！

少数派婚姻

如果所有人都长着尾巴，没有尾巴的人，会被当成怪物的吧？
疾病是什么？是自我感知的身心痛苦，还是说，任何异于常人的生理特征、心理状况都会被视为一种缺陷、一种病态呢？《现代汉语词典》将“病”定义为“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可谓精辟至极，因为无情的现实一再的证明着，不同就是有病，少数就是病人。
抛开科学的结论，也不管是不是天性，认定了同性恋有病，却拒绝给予“病人”理解和关爱。人类就是这样奇怪，他们或许会物伤其类的同情身体内部的各种病症——肺炎、肝癌等等，对于显露在外的不同——一只跛足，甚而一块胎记，则常常满怀歧视和敌意。
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国民党立委许毓仁，以及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提案修法，只为实现婚姻平权这一共同的目标。可惜立法院内难得的和谐，无法弥合整个社会的分歧。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赞成与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民众分别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三和百分之四十五点四，双方旗鼓相当，对立空前严重。
不过诸如同性恋会传染，同志运动鼓吹性解放，同性婚姻摧毁家庭制度一类的反对意见，实在缺乏常识，逻辑混乱，乃至令批驳或说服都显得异常艰难。因此，与其陷入无谓的争吵，不如穿过舆论的喧嚣，去看看婚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反同婚人士反对将同性伴侣的结合称为“婚姻”，认为只有一夫一妻才符合传统的伦常，但不知他们可曾听过“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古训？同志们喜欢神化爱情，卫道士热衷神化婚姻，其实爱情纯属动物本能的冲动，婚姻无非经济关系的产物。包括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为了生存，为了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建立的经济关系。
今天，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什么独身主义、丁克家庭，人们已经见怪不怪。至于婚姻平权的真谛，不过是将同性伴侣共同生活所产生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和经济关系用法律规范起来罢了，根本无关爱、无关性，更无关道德。除了恐怖分子的“圣战”，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多神圣的东西，放松心态，人与人才能和平共处。
“婚姻家庭，全民决定”，是反同婚团体的主张。虽然举行公投，“人兽（妖）成家”的许仙和白素贞的爱情，肯定会得到世人的祝福，但两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能否生活在一起，并不因此即可任由无关的他者裁断。公投，只能用以决定公共事务，滥施于私人生活领域无异于开门揖盗，因为从特定的角度讲，任何自以为是的多数，都可能沦为相对的少数。假如“两千三百万”可以决定两个人的生活，“十三亿多”为什么不可以决定两千三百万人的明天呢？
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倘若连个人的婚姻都无法自己做主，台湾所标榜的民主就不仅是虚夸的，简直是民粹，是多数人暴政了。婚姻平权这场争议，核心不在于同性伴侣能否结婚，而是检验一个民主社会，多数对待少数的态度和方式。
婚姻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事，收养子女则关乎未成年第三人的权益。同性家庭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观点，或许有一定道理，但片面强调家庭因素，忽略社会因素，显然是不公平的。在大陆，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从升学、就业到成家，无数人的人生境遇因为出身问题而悲剧化，可这些“黑五类”家庭果真具有原罪吗？不必用正反双方的一些极端案例去证明什么，就算父母双全、家庭和睦最有利于孩子成长，政府不也没有强制剥夺单亲家庭的监护权吗？
家庭的特殊结构对孩子的影响，远远小于整个社会对此类特殊结构的家庭的偏见和歧视。要从制度层面消除这种偏见和歧视滋生的土壤，婚姻平权应该修《民法》，还是立专法，答案不言自明，只须坚定前行——“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