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职责是什么？

二〇二〇年台湾大选，顶着“中国”头衔的国民党参与其中，甚是荒唐，不过既然高雄市民能够接受一个跟大陆“你侬我侬”的韩国瑜，国民党恐怕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或许正是看到了政权与主权所面临的双重危机，赖清德才会当仁不让的站出来挑战自己的同志——人气低迷却志在连任的蔡英文。
虽然谁能最终赢得党内提名尚未可知，但要成为合格的总统候选人，蔡、赖二人必须首先弄明白，政治家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因为民进党目前的困境，恰恰是由现总统和前院长的失职所造成的。
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惨败，原因众多，但一次选举捆绑十项公投案，台湾的民主果真须要以如此壮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吗？郭台铭就此问题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政府不作为”。民主国家的政府，好比公司总经理，选民作为董事，选择你就是信任你，让你全权处理日常经营的各项事务。结果居高位、领高薪的你仅仅拿出一堆提案说，公司要进行全面改革，我可以这么做，也可以那么做，具体怎么做，你们决定，我来执行。请问：各位董事该做出怎样的决定呢？当然是解雇总经理，另请高明喽。
从“一例一休”到“年金改革”，从“婚姻家庭”到“能源环境”……“全面执政”的民进党不是没有改革的意愿，可每每遭到批评和反对，便试图以妥协、退让，换取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听起来这多么的“政治正确”啊，然而林肯说得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改革的政策既然不是欺骗选民的骗术，且不说“永远”，又怎么可能一时讨好所有人呢？
任何改革都难免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已经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却不将改革进行到底，结局必定如蔡英文辞任党主席时所言：“想要求取两边的平衡，却被两边攻击”，“有一种被困住了的感觉”。其实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可行，就算每一项改革的支持者均为少数派，强力推动下去，民心之于政府，到底会全盘丧失，还是点滴赢取，谁敢妄断？反之，一味的沟通、协商，不求皆大欢喜，也盼民意过半，这样的改革，到头来恐怕只能是“维持现状”而已。
政治家对于国家发展、社会治理必须拥有独立而明确的见解和判断。一心为人民服务，就去做公务员好了。真正的政治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恰恰相反，他们应该让选民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服务。台湾大小选举频仍，围绕选举的各类民调更是多如牛毛，可惜这并不能改变一个无情的事实：人民是愚蠢的！否则他们怎么会先后一而再的选择了陈水扁和马英九，刚把蔡英文捧上台，转头又骂“空心菜”呢？政治家在选举时尊重选民一次就够了，只有那些为选举而选举的政客，才把日常维护民调支持率当成自己的核心工作。
特赦是总统的特权，所以赖清德要竞选总统，因为他想特赦陈水扁。逻辑如此清晰，但在竞选期间，随着民意的倾向，他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吗？蔡英文说，“政治其实就是给答案”（《给党员的一封信》），那么她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一句“维持现状”足以应付中共当局的考卷，可岛内民众还会让她再度蒙混过关吗？拭目以待的选民们，这一次能否把自己的眼睛擦得亮些，更亮些呢？

华为甩向爱国者的耳光

任正非的女儿、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仍然在加拿大的豪宅里等待着有关个人命运的最终裁决，而地球的另一端，同样身为高管人员，华为波兰分公司销售总监王伟晶还没来得及走上法庭，为自己辩护，其悲剧性的结局便已注定。
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王伟晶日前遭到了波兰国家安全局的逮捕。然而正当外交部“高度关注”，广大同胞群情激愤，试图找点什么抵制一下，让小小的波兰也见识见识中国的“厉害”之际，一月十二日，华为突然宣称，“王伟晶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该事件对华为的全球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华为决定立刻终止与王伟晶的雇佣关系”。王伟晶被解雇了！华为如此决绝的切割——抛弃自己的员工，无异于狠狠甩了准备更紧密团结在该公司周围的爱国志士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除了嗡嗡的轰鸣，不知他们耳畔是否也响起了赵太爷对阿Q的怒喝：
“你那里配姓赵！”
华为是一家具有“狼性”的公司，管理制度严苛，内部竞争激烈，当然员工收入，也算得上丰厚。不过作为创始人，任正非有一套著名的理论，即员工无须感恩公司，否则，必定是公司给予的超出了员工贡献的。员工创造一块钱的价值，却得到三块钱的报酬，自然是应该感恩的；员工创造一块钱的价值，便得到一块钱的报酬，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存在的；员工创造十块钱的价值，仅得到五毛钱的报酬，公司壮大了，老板发达了，然后呢？至少孟晚舟女士痛快掏出一千万加元保释金的时候，并没有公开感谢自己辛勤工作的同事们。
非但如此，揣着香港护照的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置地买房，肉身“翻墙”，不慎落入西方世界的“司法陷阱”，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们却不离不弃，支持与关爱甚而跨越了整个太平洋。似这等深情厚谊，多么催人泪下，“感动中国”啊！反观对照，仅仅为了完成本职工作，在公司并未提供“翻墙设备”（生产工具）的前提下，因为使用苹果手机在华为的官方账号上发了一条推特，相关员工便遭到了职级与月薪双降的处罚。只许晚舟肉身翻墙，不许员工苹果发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主子绝对英明，奴才必须无能……中国的“传统文化”固然博大精深，但最易于员工理解并接受。华为的“狼性”不是什么神奇的秘密——统一的价值观产生狼群般团结的力量，或许正是其“成功”的关键。
华为名义上虽非国企，却是亿万国人引以为傲的“民族企业”。华为的发展历程，宛如“大国崛起”的缩影。为了“利益”二字，没有不能采取的手段，没有不能突破的底线，甚至没有不能抛弃的员工。
未被定罪的王伟晶已被华为抛弃，难道公司掌握了他犯罪的证据？王伟晶果真是间谍的话，这名中国的前外交工作者究竟在为哪一国服务呢？他的祖国也会像他的公司一样，弃之不顾吗？当世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孟晚舟身上的时候，备受冷落的王伟晶是否会对自我的价值产生些许怀疑？
我爱华为，华为爱我吗？
我爱中国，中国爱我吗？
醒醒吧，爱国者！华为姓任，中国姓党，无论爱的口号喊得多响，爱的资格，你们是没有的。纵然胸怀满腔赤子的苦恋，说白了，也不过是奴才的意淫罢了。

不得不的“爱国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假如一个中国人宣称自己讨厌政治，却并不讨厌共产党，他肯定在撒谎，因为共产党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艺术离不开政治，体育离不开政治……在中国，一切都必须政治挂帅，接受党的领导。谁敢说让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体育归体育……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体育搭台，政治唱戏。近年来，神州各地掀起了一股竞相举办马拉松赛事的热潮。之所以选择马拉松，因为这是一项必须在室外进行的运动。当运动员们奔跑在宽阔的马路上，穿行在林立的大厦旁，通过电视台的转播，表面上宣传的是城市形象，实则背后展示的，无非是地方政府的政绩。用纳税人的钱来表扬自己，这就是马拉松——一项难以赢利，且缺乏观赏性的体育运动广受各地政府追捧的根本原因。
在众多的马拉松赛事里，由中国田径协会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赛，绝对是政治意味最为浓厚的。此一赛事，二〇一七年举办了十六场，分为“红色之旅”、“改革开放”两大主题；二〇一八年举办的三十场，则分为“一带一路”、“美丽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三大主题。
更加荒唐的是，赛事主办方竟然要求中国选手里的第一名，必须身披国旗冲过终点线。马拉松并非中国选手的强项，这种以“爱国”为名的形式主义本来无碍大局，可惜啊，人算不如天算！十一月十八日，在苏州举办的一场马拉松比赛中，由于志愿者强行递送国旗，打乱了中国选手何引丽的冲刺节奏，令其痛失金牌，屈居亚军，引发舆论哗然。然而批评的矛头并非全都指向了主办方与志愿者，也有许多“爱国人士”指责何引丽接到国旗后又丢掉的行为，是把成绩看得比国旗更重要。何引丽本人则辩称，胳膊“跑僵了，没拿稳”。
无独有偶，此前不久的一场中超联赛里，山东鲁能队的巴西外援塔尔德利仅仅因为奏国歌时摸了摸自己的脸颊，便被中国足协停赛一场，理由是“举止不庄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中国固然有《国旗法》和《国歌法》，但对何引丽的攻击，对塔尔德利的处罚，很难说究竟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还是用心阴毒的政治栽赃。就像一个人在社交网站上分享自己吃喝玩乐的图片并不违法，但如果你在七月七日、九月十八日分享此类内容的话，很可能会遭到网络暴民上纲上线的攻击。至于那些喜欢给食物拍照的人，尤其应当注意，吃腊肉或蛋炒饭，一定要避开九月九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政治国家”。在这里生存，你甚至可以违法犯罪，但绝对不能触碰政治的禁忌。所以，为了反击傅榆导演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台独言论”，连亏欠了祖国近九亿的范冰冰也跟着共青团中央，在微博上理直气壮的叫嚣：“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这讽刺又悲哀的一幕，透露出大大小小的范冰冰们内心无限的恐惧。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艺人必须转发共青团中央的微博，或许也没有一道秘密的指令要求他们这么做，但只要有一个人转了，自己不转会怎么样，他们不知道，更不敢试图了解。
法律的界限是分明的，政治的禁忌则不可言说，神秘叵测。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犹如一副巨大而无形的枷锁禁锢着每一个人的言行。因此，在中国，爱国主义就成了一道“政治正确”的护身符。无论你是哪国人，只要在这里生活、工作（用“唯物论者”的话说，也就是“捞钱”），都不得不爱这个国。当然，爱的定义、爱的方式，必须通通由党来掌控。“爱国”本是一个中性词，可“爱”，一旦沦为被权力绑架的情感，所谓“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吗？

“中国梦”是一座围城

先是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继而怀疑著名本土实业家、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也是准备“跑路”。至于被愤青和小粉红紧盯着的郭台铭，尽管刚刚同广州市政府签订了高达六百一十亿人民币的投资协议，但张口“富士康没有走”，闭口“富士康不会走”，自证清白的背后，其显然承受着无形却巨大的压力。
说来也怪，中国又不是一座监狱，干吗总怕人跑掉呢？这种“逃亡心态”的产生，源于民众内心深处安全感的缺失。主席台上的领导同志，转眼间便堕落为腐败分子；出门买菜的片刻工夫，家宅竟被拆成了一片瓦砾。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没有法治，不论高高在上的虎豹豺狼，还是蝼蚁般苟全性命于“盛世”的百姓，都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除非“贫贱不能移”（民），谁不想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通往西方文明世界的后路？
“中国梦”，与其说须要全民共建，不如说彻头彻尾是一场全民互骗的游戏。当权者造梦，老百姓假寐，因为自欺欺人是获得安全感与幸福感最简单的方式。用脚投票的人打破了这种和谐，攻击他们，不是出于爱国，纯粹是嫉恨的情绪作祟——自己走不了，别人也甭想跑。被梦魇住的人，心理与行为跟溺水者是极其相似的。
赤身裸体的君王统治着装疯卖傻的百姓，中共政权建立在无数谎言之上。要守护“中国梦”这座虚幻的围城，洞悉真相的不能轻易放纵，保持清醒的必须严加管控。这正是那些拒绝向强权和金钱低头的港台艺人被扣上“港独”、“台独”的帽子，进而遭到封杀的原因所在。可笑更可悲的是，主子掌握着棍子，奴才却热衷乱扣帽子，似乎注定落下的棍子打在别人头上，便是对自己的奖赏。
于是，今天举报这个，明天抵制那个，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和金钱，为自己打造着镣铐与牢笼。共产党再怎么不堪，至少是对得起如此愚蠢、邪恶，一身奴颜媚骨的老百姓的。叹只叹，中共当局圣明的统治，未能全面惠及“帮港出声”、“爱国同心会”一类的爱国团体成员，及其父母妻儿，实乃人间至大的遗憾！

少数派婚姻

如果所有人都长着尾巴，没有尾巴的人，会被当成怪物的吧？
疾病是什么？是自我感知的身心痛苦，还是说，任何异于常人的生理特征、心理状况都会被视为一种缺陷、一种病态呢？《现代汉语词典》将“病”定义为“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可谓精辟至极，因为无情的现实一再的证明着，不同就是有病，少数就是病人。
抛开科学的结论，也不管是不是天性，认定了同性恋有病，却拒绝给予“病人”理解和关爱。人类就是这样奇怪，他们或许会物伤其类的同情身体内部的各种病症——肺炎、肝癌等等，对于显露在外的不同——一只跛足，甚而一块胎记，则常常满怀歧视和敌意。
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国民党立委许毓仁，以及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提案修法，只为实现婚姻平权这一共同的目标。可惜立法院内难得的和谐，无法弥合整个社会的分歧。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赞成与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民众分别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三和百分之四十五点四，双方旗鼓相当，对立空前严重。
不过诸如同性恋会传染，同志运动鼓吹性解放，同性婚姻摧毁家庭制度一类的反对意见，实在缺乏常识，逻辑混乱，乃至令批驳或说服都显得异常艰难。因此，与其陷入无谓的争吵，不如穿过舆论的喧嚣，去看看婚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反同婚人士反对将同性伴侣的结合称为“婚姻”，认为只有一夫一妻才符合传统的伦常，但不知他们可曾听过“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古训？同志们喜欢神化爱情，卫道士热衷神化婚姻，其实爱情纯属动物本能的冲动，婚姻无非经济关系的产物。包括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为了生存，为了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建立的经济关系。
今天，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什么独身主义、丁克家庭，人们已经见怪不怪。至于婚姻平权的真谛，不过是将同性伴侣共同生活所产生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和经济关系用法律规范起来罢了，根本无关爱、无关性，更无关道德。除了恐怖分子的“圣战”，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多神圣的东西，放松心态，人与人才能和平共处。
“婚姻家庭，全民决定”，是反同婚团体的主张。虽然举行公投，“人兽（妖）成家”的许仙和白素贞的爱情，肯定会得到世人的祝福，但两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能否生活在一起，并不因此即可任由无关的他者裁断。公投，只能用以决定公共事务，滥施于私人生活领域无异于开门揖盗，因为从特定的角度讲，任何自以为是的多数，都可能沦为相对的少数。假如“两千三百万”可以决定两个人的生活，“十三亿多”为什么不可以决定两千三百万人的明天呢？
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倘若连个人的婚姻都无法自己做主，台湾所标榜的民主就不仅是虚夸的，简直是民粹，是多数人暴政了。婚姻平权这场争议，核心不在于同性伴侣能否结婚，而是检验一个民主社会，多数对待少数的态度和方式。
婚姻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事，收养子女则关乎未成年第三人的权益。同性家庭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观点，或许有一定道理，但片面强调家庭因素，忽略社会因素，显然是不公平的。在大陆，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从升学、就业到成家，无数人的人生境遇因为出身问题而悲剧化，可这些“黑五类”家庭果真具有原罪吗？不必用正反双方的一些极端案例去证明什么，就算父母双全、家庭和睦最有利于孩子成长，政府不也没有强制剥夺单亲家庭的监护权吗？
家庭的特殊结构对孩子的影响，远远小于整个社会对此类特殊结构的家庭的偏见和歧视。要从制度层面消除这种偏见和歧视滋生的土壤，婚姻平权应该修《民法》，还是立专法，答案不言自明，只须坚定前行——“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

国民党的末路

叛国、卖台、祸党，帽子可能有点大，但国民党诸公顶着如此不光彩的冠冕，前赴后继觐见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就罢了，事先还非到中山陵招摇一番，果真不怕孙先生气得诈了尸吗？可叹“革命尚未成功”的总理遗嘱，竟被一众不肖之徒扭曲成了对国民党的“自我革命”！
马英九执政期间，国共两党经贸搭台，政治唱戏，于暗箱中大搞政经交易，不料“太阳花学运”的风暴将一切通通雨打风吹去。如今国民党丧失了作为交易筹码的政权，共产党自然不会继续对台“让利”，两党同志坐在一起，也只能空谈玄而又玄的和平问题了。不过在党产遭到冻结的情况下，国民党仍然坚持举办“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甚至不恤脸面向与会单位募款，要党员自费出席，这种“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般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虽然以国民党目前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实力，洪秀柱主席无论在大陆放出怎样的狂言、胡言，或谎言，都不可能对两岸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一中”如何表，“和平协议”谈不谈等关键问题背后的真相，必须加以揭示。
在大多数台湾人抛弃“九二共识”之后，“一中”应该“各表”，还是“同表”的争论，看似毫无意义，实则口沫横飞间，国民党所掩护的，是其“一中不表”的投降主义。打个比喻，一起劫案的受害人出庭作证，口口声声“我要说真话——我要说真话”，却不敢指认嫌犯是谁，这样的人是诚实的吗？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抢走了代表“中国”的正统地位，国民党张口“九二共识”，闭口“一中各表”，却从不敢在共产党面前讲出“中华民国”四个字，这样的党是可信的吗？“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世公认。坚持“一中”，表不出任何花样。醒醒吧，国民党！
“和平”、“统一”固然是充满积极意义的词语，但在中共当局的极权统治下，和平就没有自由，统一就没有民主。或许有人觉得如此论断太过危言耸听，那么反过来说好了。假若台湾人享有独立建国的自由，两岸能和平相处吗？假若台湾人拥有民主自决的权利，他们会选择统一吗？总之，两岸关系这枚硬币，一面刻着独立与战争，一面刻着统一与和平，贸然孤注赌其一，危险性没什么不同。
洪秀柱跨越海峡的一小步，是改变岛内政治生态的一大步。这一步，不会拉近台湾和大陆的距离，反而可能加速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加大其与台湾主流社会的裂痕。洪秀柱跨越海峡的旅程，也许就是百年国民党政治生命的末路。

蔡英文的底气与国台办的“民意”

面对中共当局外部打压、内部分化的两手政策，从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到发表国庆演说，连日来，蔡英文总统不断重申同一个立场，即“维持现状”的“承诺不变，善意也不变”，台湾“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可惜蔡英文所言纯属一厢情愿——在信奉强权政治的中共当局眼里，不屈服就意味着拒绝统一，对抗到底。
蔡英文要维持的现状，包含“台湾民主”与“台海和平”两项不可分割的内容，但作为民主的敌人，中共当局丢出的考卷上，“要民主（民主自决的权利），还是要和平（投降主义的和平）”，显然是道单选题。用虚假的共识维持暂时的和平，在“一中”的笼子里唱“各表”的歌，是国民党的两岸政策。通过年初的大选，台湾人抛弃了国民党，否定了“九二共识”，也明确回答了上述问题。中共当局对蔡英文死缠烂打，无非是不愿承认国民党执政八年，其对台工作的彻底失败而已。
蔡英文政府力抗中共当局的底气，来自于民意的支持。似乎是为了对仗工整，国台办近期做出的回应也频频强调“民意”二字。什么“任何势力、任何人不要低估大陆十三亿多民意的坚定决心”，“有祖国大陆的繁荣进步做基础，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的强大民意做后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步伐”云云。“两千三百万”相比“十三亿多”，的确少得可怜，但台湾的民意，是通过一张张看得见、摸得着的选票，实实在在体现出来的。大陆的所谓“民意”，究竟是什么东西？
从来没人怀疑，大陆的主流民意是反对台独的，不过台湾问题可不止是要不要统一这么简单。若问十三亿多中国人的意见，统一在哪个国号、哪面国旗，特别是哪种制度之下，这些问题必须通通囊括在内。中共当局果真尊重民意，请把相关考卷交给民众作答。否则自说自话，只将“十三亿多”当个屁，非但唬不住台湾人，反而会吓跑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