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狗与中国人

八月的时候，因为错误的判断和处置，一条流浪狗被港铁列车辗轧致死，引发香港市民群情激愤。在舆论的压力下，港铁方面不得不公开道歉，并承诺设立专责小组，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然而消息传到内地，中国人的普遍反应，是香港人伪善、矫情，因为一条狗的生死如此大动干戈，简直不可理喻。
十一月六日，北京，晚高峰时段的地铁站内，一名女子被夹在了闭合的安全门与车门之间，随着列车的开动，女子遭受严重挤压后跌落站台身亡，年仅三十三岁。既然人权大于狗权，人命贵过狗命，那么中国人会如何对待一个突然离去的鲜活生命呢？次日，北京各大媒体只在本地新闻版面，用区区数十字报道了这条消息，甚至根本没有提及逝者的名字——“潘小梅”。几家门户网站，则顾左右而言他，在首页向网民传授起了被地铁安全门和车门夹住后自救的方法。对此，一位网名叫做“渊流青年”的香港市民在微博上直言：
“生活在你国，连如何挤地铁也需要被科普了。啊，魔幻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至于地铁本身设计有没有问题，地铁公司的责任有几分，那是万万不能讨论的，要把这个动人的气氛延续下去，不然怎么能保持幸福呢？”
潘小梅是河北人，独自在北京打工只为多挣些钱，让儿子过上好日子，可她个人的小小梦想被妄图构筑“亚太梦”的国家强权永远魇住了。潘小梅死亡的日子，正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天。为了给这场国际盛会营造良好的环境，北京、天津、河北等地连日采取多项强力措施防控污染。工厂停产，车辆限行，单单北京的地铁乘客，便因交通管制日均增加了一百多万人次。不过识大体、顾大局的当地百姓对此毫无怨言，倒是为这场国际盛会特供的短暂而晴朗的好天气，令他们生出了颇多感叹。
反观香港，自“占中”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火力全开，连篇累牍报道的都是这场运动给香港经济造成了多少损失，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多少不便，但没有任何媒体采访占中人士，听一听他们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反正只要给占中人士扣上一顶勾结境外势力的帽子，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因为里通外国的“汉奸”和“美狗”，人格总是受到质疑的。然而问题在于，“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事实摆在面前，同样死于地铁站内，香港的一条流浪狗不也比中国人享有更多的哀荣吗？
所以，无论维护动物的权益，还是争取普选的权利，香港市民都该坚定信念，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哪怕旁人嘲笑与诋毁。否则，沦落到跟中国人一样连狗都不如的境地，后悔就来不及了。

骑虎难下的习近平

七一党庆，此前一天，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等前军政高官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后一日，均曾担任周永康秘书的冀文林、余刚、谈红也步其后尘。一连串组合拳将“打虎式反腐”推进到了具有决定性的高潮阶段。与各级官员上任之初为笼络民心而反腐肃贪不同，习近平打虎的戏码，显然是在权力斗争背景下上演的。
专制政体内的权力斗争关乎生死，因此老虎、苍蝇一起打，斗争难免扩大化。这绝不是为十八大以来落马的三十多名省部级高官，以及违反“八项规定”遭受处分的数千名党员干部鸣冤叫屈，但无可否认，随着打虎力度的增强，习近平个人对权力的垄断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那些愚蠢的骑在虎背上追求权力的人终将葬身虎口。”为避免约翰·肯尼迪一语成谶，习近平的对策是以打虎促专权，因专权更打虎，二者相辅相成，两手同样强硬。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危险的。
枪杆子是一切权力的基础，习近平最看重的，无疑也是军权。徐才厚落马，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立即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其实早在几个月前，七大军区、四总部等各大军事单位的正副职将领就以学习贯彻主席讲话精神的方式，宣示了对习近平的效忠。树立个人权威是进行自我神化的第一步。乾隆皇帝穷其一生混了个“十全老人”，习近平上台不过两年，却已身兼十大要职，这等政治手腕，即便徒有“红太阳”虚名的毛泽东从水晶棺中醒来，或许也自愧弗如吧？
总理总理，日理万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从周恩来到温家宝留给世人的普遍印象。然而习近平大权独揽，李克强这个总理几近沦为“不管部长”。另一方面，尽管虎豹豺狼皆非善类，但通过打“大老虎”，足以在百兽中立威，震慑众多“老老虎”。况且江泽民垂垂老矣，胡锦涛太过弱势，权力体系内外，恐怕已没有能够制约习近平的力量存在了。
习近平上台伊始提出了“中国梦”的理念，而若依当前形势推算，“十年一觉中国梦”肯定是过于保守的估计。哪怕仅仅为了确保身家安全，任期届满的习近平无论是否恋栈，都不可能彻底放权。万寿无疆固然虚妄，但只要永远健康，可以预见，三十年阶级斗争，三十年改革开放，接下来，习近平将领导中共开创一段“大国造梦”的历史，“因为野心家的本质无非是一个梦的影子”（《哈姆雷特》）。

“平反”之谬

年年六四，“纪念”与“平反”都是不变的主题，但今年显然无此必要了。五月三日，一场私下举行的“六四纪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不料随后，与会的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胡石根等人便被中共当局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人们愕然发觉，六四并未过去，镇压还在持续。纪念尚且不许可，平反又从何说起呢？
然而换个角度看，这倒不失为一个破除权力迷信，将纪念与平反进行彻底切割的契机。近年来，围绕六四纪念活动引发种种争议，人们逐渐认识到平反诉求的荒谬在于，变相承认了当权者予取予求、翻云覆雨的政治权谋的权威性跟合法性。谁对今天，或明天的平反抱有期待，他就必须接受昨天的镇压与迫害。
“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苏联谚语固然妙，但在制造冤假错案方面，黄俄土共比苏联老大哥有过之无不及，因而中国百姓绝不会让苏联公民独享“被平反”的特权。可回想当年，“黑五类”、“臭老九”获得平反，他们对一手导演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悲剧的党组织发自内心的感恩戴德，这所谓平反，难道不是用对记忆的背叛，主动换取人格的又一次被羞辱、被践踏吗？与虎谋皮本就虚妄，何况今天，谁有权力代表六四遇难者领受这种羞辱和践踏呢？
“六四事件”过去二十五年，已经成为历史。纪念六四的意义，就在于保留记忆，为历史作证，因为只有历史才能对此做出罪与罚的终极裁判——双手沾满血污的刽子手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就算有一天，历史的真相能够在教科书中还原，逝者得以告慰，一切也与平反无关，而是时间对勿忘六四者年复一年，用记忆对抗遗忘的坚持所给予的最佳报偿。

陆港矛盾不止是“马桶里的风暴”

内地幼童在香港当街便溺，引发舆论对立喧扰，事件从微博话题演变成了各大门户网站首页的焦点新闻。
孩子是大便，还是小便？其父母究竟有没有找过厕所，并且主动处理善后，抑或完全放任孩子就地解决内急问题？让孩子当街便溺的父母固然不够文明，对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的行为拍照曝光，即便不算侵犯隐私，是否欠缺些许宽容？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是不是滞后啊？难道西方人就没有在香港随地大小便的吗？为什么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统统是内地人呢？
其实，内地媒体近年来所报道的类似不文明现象根本不胜枚举，舆论对此也是一致谴责国人素质低下，有待提高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香港，奇怪，如上所述，当初义正词严的人们不是转而纠缠细节问题，就是大发跑题空论。自家的孩子，自己可以打骂，旁人不能教育？幸好香港已然回归，否则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文明素质说三道四，恐怕又要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一泡屎尿事小，但由此引发的争论绝非小题大做，因为背后揭示的陆港关系显然已到了薰莸异器、离心离德的地步。
所谓“殖民统治”，只存在于异族间吗？内地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并未限定这一条件，其对“殖民”的定义是，“原指强国向它所征服的地区移民。在资本主义时期，指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政治势力扩张到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掠夺和奴役当地的人民”。这样的解释是否让你不寒而栗？没错，无论香港的“灭蝗”游行，还是台湾的“反服贸”学运，本质上都具有反殖民的属性。
人之为奴，未必在国破家亡以后。放任保障正常生活的法治环境、自由空间被破坏、被蚕食的人们，迟早会丧失身为人的权利和尊严。有人将内地与香港当下的关系精辟的总结为“中港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频频对骂”。内地真正的富豪，无不出自权贵阶级。“中港富人联手数钱”，说白了就是政商勾结、权钱交易，而“腐败”，正严重侵害着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以华润集团宋林、中石化张国强为代表的香港中资企业里的蛀虫，如寄生虫般寄居中环各大金融机构内的中共官二代，他们对香港基本价值的侵蚀，远比自由行的“蝗虫陆客”危险千万倍。
另一方面，眼见着比内地安全标准更高的鸡鸭鱼肉米面油源源不断的输送香港，自己到特区给孩子买几罐无毒的奶粉，却要遭受限制和羞辱，内地百姓难免生出一腔委屈的嫉恨。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得好，“乞丐并不羡慕百万富翁，尽管他们一定会羡慕比他们乞讨得多的乞丐”。换言之，奴隶并不羡慕主子，但他们一定会忌妒比自己拥有更多权利和自由的奴隶。可惜，并非香港人损害了内地的食品安全，掠夺了内地的安全食品，内地人搞错了应该憎恨与抗议的对象。或者，他们是故意搞错的？
香港市民和内地百姓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最惧怕的，莫过于两地民众的相互理解和团结。所以，为了制造两地间的文化隔阂与信息鸿沟，就必须查禁香港的书籍、报刊，屏蔽香港的网站，以及电视和广播节目。只有这样，才能将香港民主人士支持的内地维权活动诬蔑成“勾结境外反华势力”，才能给香港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和平占中”扣上一顶“港独”的帽子。也只有这样，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而这恰恰是中共当局所擅长的伎俩。
眼下，别有用心的五毛号召人们六月一日起罢游香港，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呼吁大家五一黄金周到香港街头便溺。假如双方各退一步，内地游客五一不去香港添堵，香港市民不妨在六一期间（刚好是端午节假期）专门准备一块场地，譬如维园，让内地游客集体“方便”一下，两地民众或可就此达至和解与共赢。

改革改出个“真理部”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已进行过六轮机构改革。这一次，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至二十五个，其中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正部级机构名义上减少四个，实则分拆合并，组成部门只减少两个。
对广大民众而言，这轮改革，服务差强人意，内部腐败丛生的铁道部被撤销，可谓大快人心。然而铁道部“末任部长”盛光祖表示，今后火车票要按市场规律，企业化经营来定价，又不免令人开始担忧，票价上涨的问题。毕竟政企分开之后，新组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仍旧是国有独资的超级垄断企业。
此外，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改革，是将新闻出版总署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行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最终定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该机构十四个字的新名称甫一公布，便引发各界议论纷纷。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认为，名字太长，须要修正，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面对记者追问，则无奈表示，“你说，这个名字减哪一个字？要准确完整表达我们新机构的职责范围，我只能拉这么长”。
幸好网民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个说应该叫“新版广电总局”，那个讲可以称“国家传媒管理总局”，更有甚者直抵问题核心，建议将该局命名为“文化审查总局”或“精神防疫局”。其实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经典小说《一九八四》中，已经给类似机构取了个绝妙的名字——“真理部”，中共当局不妨借来一用。因为不管叫什么，这个机构的职能除了宣传——宣传——宣传，就是审查——审查——审查……
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便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问题是，笼子的钥匙掌握在谁手里？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掌握钥匙，可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怎能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那么，无论政府机构如何改革，分拆，还是合并，都无异于将钥匙在左右手之间互换。期盼改革的百姓则像可怜的猴子，被这种朝三暮四、暮三朝四的卑劣伎俩反复戏耍。

大国崛起，死刑直播

三月一日，制造湄公河惨案，杀害十三名中国船员的缅甸毒枭糯康及其三名同党在云南昆明被执行死刑。这起跨国案件的侦破，是国际执法合作的成果。依法对糯康犯罪集团进行审判，既维护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和国家利益，对遇害者及其亲属而言，也算终极告慰。
遗憾的是，作为党国最重要的宣传机器之一，中央电视台对糯康等人的死刑执行过程大张旗鼓的进行直播报道，引发舆论广泛质疑。虽然事后该台在官方微博中澄清，“任何生命的离去都不值得大快人心”，“公示糯康死刑，不是看杀人，没有行刑画面，只看到毒枭凶犯虚弱，很怕死”，但过犹不及的宣传已然造成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
央视的直播，或许为了彰显大国崛起，政府对国民海外合法权益的保护能力逐步增强，正如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在节目中所言，“过去在海外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千方百计说是本地人。那么现在呢，可以扬眉吐气的昂起头来说我是中国人”。尽管糯康及其同党的确死不足惜，可这种赤裸裸的示强，有没有顾及同中方充分合作的老挝、缅甸、泰国等周边小国的国民感受呢？死刑直播，对犯罪分子或许具有一定震慑作用，但同时也可能给中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的执法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此外，死刑存废固然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但近年来，本着尊重人权的原则，中国司法机关也尽量奉行“少杀、慎杀”的政策。同时处决四名罪犯，并非值得炫耀的司法政绩，而央视的高调直播，只会招来国际舆论的关注和非议，损害中国政府的形象。
经济高速发展，令中共当局产生一种幻觉，以为只要舍得花钱就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培植软实力、输出价值观。因此在“大外宣”战略的指引下，就连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喉舌单位”也开枝散叶，设立了北美、欧洲，乃至非洲等国际分台。可惜一场死刑直播，将宣传变成了暴露。事实证明，东方古国依旧遵循着善恶报应的原始伦理，其与现代法治和文明相去还有十万八千里。所以，韬光养晦才是中共当局应该坚持的国策，否则没有普世价值支撑的“大外宣”，必然沦为国际间献丑的表演。

两个中国人的遭遇

莫言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际，美联社记者意外采访到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因为刘晓波荣获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两年多来，刘霞始终被当局非法软禁在家中。她的近况，令人心痛且担忧，这段采访，也使人更加关注刘晓波的命运。
莫言获奖当天，曾经表示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眼下在瑞典，面对海外媒体的不断追问，他却强调自己“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作家的天职不是成为“社会良心”，其艺术成就，也不能用政治立场衡量。莫言不欠刘晓波什么，他完全没有义务，在人生最辉煌的日子里，为一个身陷囹圄，但毫不相干的人鼓与呼。不过，将记者的提问诬蔑为胁迫，宣称自己从不会被迫表态，无疑是撒娇式的自欺欺人。二○○九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道离席抗议戴晴演讲，今年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手抄该讲话片段，这些难道不算政治上的站队与表态吗？当然这两件事，肯定不是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胁迫他做的。
只吃敬酒，不吃罚酒的莫言，是个聪明人。既得了西方的奖，赚了洋人钱，又赢得了官方的祝贺、民间的追捧，可谓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给作家个人，而非整个国家的，但莫言能够获奖，及其获奖后的境遇，充分展现了一个典型中国人的智慧。这种智慧，用“莫言”二字概括不是谦虚，而是侮辱——身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拥有非凡的语言技巧。
以莫言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为例，究竟是要求政府立刻放人，还是劝说刘晓波积极改造呢？不同的人或许理解不同，但可以肯定，只要刘晓波愿意像起草《零八宪章》那样撰写一份万言书，声明自己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了十八大精神之后，决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绝不再走向西的邪路，也不再做误国的空谈，别说重获自由，飞黄腾达都是指日可待的。刘晓波拒绝这么做，不是因为愚蠢，可他的确不如莫言“聪明”。
从世俗的角度看，获得诺贝尔奖是巨大的成功。莫言和刘晓波都是成功的人，但他们，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代表了中国的崛起，一个体现了民族的苦难。他们原本不该交集，却无奈的相互纠缠，用刘霞的话说，这地方，太荒唐，用莫言的文风形容，这现实，很魔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