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时分一团和气，但旨在为千家万户送去欢乐与祝福的春节联欢晚会，年甚一年遭受种种指摘，究其原因，是春晚的节目质量和内容不过关，还是观众的欣赏水平与态度有问题呢？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必须弄清楚“春晚”到底是什么。
春晚的节目大致可以分成“歌舞”和“语言”两大类。
歌舞节目主要负责营造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讴歌盛世中华的“大好形势”。可惜舞台上的欢天喜地、国泰民安，根本禁不住现实的考问。春晚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是昂扬向上的，民众对新年——新世纪怀抱着无限的憧憬和希望。当未来已至，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构想的“共同富裕”不仅没有实现，贫富差距反倒越拉越大。无论“苍蝇”，还是“老虎”，只要掌握了权力都可能富堪敌国，而“低端人口”真正忧虑的，不是权贵阶级吃肉，自己能否跟着喝汤的问题，是其如何才能免于被鱼肉的恐惧。
快乐只能从每个人内心深处油然而生，不能来自应该，甚至必须服从的节日意志。欢颜可以强做，情感无法胁迫。用专制的权力审查文艺，用垄断的宣传放大喜庆，春晚，看似是老百姓每年发作一次的集体癔症，实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当权者，在与民同乐的幻觉中自娱自乐罢了。
以相声和小品为代表的语言节目，唯一的作用就是制造笑语欢声。作为春晚的标志性人物，赵本山及其一众弟子善于用百姓的自嘲和对残障人士的戏谑模仿演绎中国特色的“幽默”。农民出身的赵本山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塑造（所谓“丑化”的指控，皆因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正视自身的丑陋），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蜕变。从二人转舞台上一路忽悠下来，穿梭政商两界，但随着政坛风云突变，这位“小品王”终于还是现出了草芥般的原形。在一个权力大于法律的社会里，金钱、地位、荣誉……一切都是权力的附庸和玩物，唯有权力才是“绝对真理”。权力，可以把昨天的武松，变成今天的老虎，自然也能将一个搞笑艺人，变成悲剧本身。
没有言论与创作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本质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工具一旦丧失利用价值，难免陷入兔死狗烹的境地。当官方认定赵本山“脱离主流文化”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告别春晚的舞台回到穷山恶水的象牙山，远离政治，谈情说爱去了。
春晚是文艺化的“新闻联播”。这个精心编排的华丽谎言，用国之梦想绑架家的团圆，其娱乐性和欺骗性是成正比的。然而梦境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令中共的宣传机器日益显露黔驴技穷的窘态——没有了赵本山的春晚，相声和小品连笑都不搞，徒然扯淡而已。
在远古的传说里，“年”是凶残的食人怪兽，而“过年”的本义则是对这头怪兽的躲避。穷苦人家过年如同过关一般艰难，因此才有“年关”一说。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年”的虚妄，从物质上确保了衣食无忧，过年才真正具有欢庆的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大背景下，百姓的温饱问题固然基本得到了解决，可春晚仍像一头怪兽年复一年出没于意识形态领域内。这头怪兽并不吃人，相反，其献祭自身的腐肉麻醉百姓的灵魂，使之在精神的饱食后，获得一种对未来虚幻的满足感。春晚当然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但无疑是政治专制、经济垄断、文化审查的综合产物。只要这头怪兽还没有被消灭，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春天就永远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