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搞得了民主吗？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李渔：《笠翁对韵》）……共产党对得起老百姓。
反对共产党的人总是批评中共当局，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但建立一百年来，共产党至少是对得起老百姓的。那种试图将共产党与老百姓塑造成加害者和受害人，将双方完全割裂并对立起来的论调，不但会遭到中共当局的强烈反对，而且根本是罔顾事实的天真幻觉。人口十四亿，其中九千五百多万是党员。他们不是你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就是你的朋友同事，甚至配偶。谁能将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割裂并对立起来呢？
绵羊无法领导狼群，狮子也不会统率鬣狗。如果你相信中国人是“勤劳、勇敢、善良”的，就不该质疑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如果你认为共产党并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绝非像他们自我宣称的那样“勤劳、勇敢、善良”。有什么样的党员就有什么样的政党，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反之亦然。
中国的异议分子自欺欺人的最大谎言，就是那句经常挂在嘴边的“台湾行，大陆也行”。他们不明白，台湾所以行，恰恰因为台湾人和大陆人国民性的不同。不信，可以想象一下，完全由连战、马英九、洪秀柱、韩国瑜、朱立伦之流带领岛内自以为是“中国人”的群体，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怎样的“民主社会”呢？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舞台上的演出，其实已经向世人描绘了中国人假如拥有民主和自由之后的景象。
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任何政党都不能凭借强权打压异己。国民党虽然丧失了政权，却假民主之名，行报复之实，仅仅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便对小党议员、立委连续进行恶意罢免。这不是利用民主反民主，是什么？
至于正在推动的“四项公投”，连日来，岛内各路媒体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评论。但是，执政封存，在野便要重启“核四”，国民党的行事逻辑究竟是什么？国民党进口的“莱牛”之“莱”跟民进党进口的“莱猪”之“莱”，又有什么不同之处？面对如此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无论提出质问，抑或尝试解答，恐怕都会掉入国民党的陷阱。因为国民党根本就是为公投而公投，没有这四项，必有那四项。公投只是手段，破坏台美关系，阻挠民进党顺利施政才是目的。
民主和自由，不是中国人追求的东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但凡掌握一星半点的权力，都幻想自己可以当皇帝。可惜皇帝只有一个！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断定中国人都是不幸的，毕竟鲁迅先生尝言，在“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之间，能够做稳奴隶，也是一种幸福。
做稳奴隶的前提，是主子的江山稳固。今天，共产党作为中国人的主子，既然将一个古老帝国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但大陆人自甘甚至自豪做“强国奴”，就连国民党也愿意抛开历史恩怨，放弃甚至出卖民主和自由，加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建设中。理解此间奥义，才能理解岛内统派人士种种看似荒谬的言行背后的逻辑——他们真的是在追求身为“中国人”的幸福呢！

中国“敲锣人”

武汉肺炎，祸延全球，而大瘟疫中小人物的遭遇，每每令人悲伤、鼓舞、愤慨、惊异……
李文亮医生的名字已无人不知，他的故事已无须赘述。然而中共当局评定其为烈士，海外媒体赞誉其为“吹哨人”，实乃天大的误会——被训诫、被牺牲，李医生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于这场误会，他亲笔写下的三个字做出了最彻底的澄清，那就是“能”与“明白”！
别有用心的美国政客罔顾事实，硬要蘸着李医生的鲜血吃馒头，甚而提案将中国驻美使馆门前的街道更名为“李文亮广场”。他们难道不晓得，李文亮是一位支持香港警察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吗？假如李医生还活着，相信他肯定会第一个站出来揭批美国政客的卑鄙伎俩。
长久以来，从颟顸的政客到天真的民众，美国人对中国人存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而要看清中国人的真面目，他们最好先抛开所谓的“吹哨人”，认识一下中国的“敲锣人”。
有关“敲锣人”的故事，大致如下：
二月八日，武汉一对感染肺炎的母女坐困家中，无法入院治疗，绝望中女儿在阳台上敲锣呼救。这段视频引发万千网民的关注与转发，在各界的齐力帮助下，第二天，母亲终于被送进了医院，女儿也得到了及时救治。如今，她俩都已痊愈回家了。
四月二十日，当事人李丽娜（微博名为“敲锣的我”）以《武汉敲锣记》为题，将这段经历发表在微博上。必须指出的是，这篇日记体的文章，无论几成真实、几分虚假，都是日记体的“回忆录”——不是实时的记录，而是事后的追叙。原本这篇记述日期截至二月九日的文章并无什么特别反响，但五月十一日，撰写《武汉日记》的方方转发之后，作者开始反复编辑这篇文章。
首先，她补充了故事的“下集”：方舱医院真神奇，党疼国爱创奇迹。母女双双被治愈，谱写团圆大结局。真实的记述没有任何问题，但她一面宣称“不想被卷入复杂的事情里”（“我不关心政治”的另一种说法），一面谴责网民“拿患病家庭的遭遇做为武器”（跟批斗方方写日记就是给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如出一辙），甚至污蔑方方的转发是“拖我下水”。
好一个“拖我下水”！当初，像濒死的溺水者一般呼救，才被众人救上岸来，转脸却质问他们为什么把自己推到水里。多么熟悉的腔调和套路啊！武汉肺炎明明爆发于中国，疫情刚刚得到一定的控制，中共当局立刻扮演起“抗疫先锋”的角色。“我封城了！我预警了！我援助了！”其他国家搞砸了一切，还要调查真相、追究责任，这不就是妄图拖中国下水，逼中国背锅吗？
武汉肺炎爆发以来，许多中国留学生，乃至外籍华人利用西方世界的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搅动舆论的浑水。他们以反对种族歧视的名义，反对客观而科学的确认病毒来源这一基本事实。他们做出可怜兮兮的样子，祥林嫂似的念叨着，“我是中国人，我没有病毒”。中国人当然是瘟疫的受害者，但在这场全球性的大灾难面前，你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那么你们愿不愿意跟人类站在一起，为所有受害者讨一个公道呢？恐怕大多数中国人一听到这个问题，立马便会收起无辜小白兔的画皮，龇出战狼的獠牙，嗥叫、撕咬起来……
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中国人进化出一种生物的本能。当自身处于不利的状况下，他们撒泼打滚、跪地求饶，而一旦占据优势地位，则必定颐指气使、跋扈嚣张。要见识中国人的两种形态，无须长久而深入的观察，去看看城管跟小贩日常的街头冲突，或者高档餐厅里食客对待服务员的态度就够了。
吹哨能给人警示，敲锣也可以。这场瘟疫结束之后，不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何去何从，世人都应当通过这位敲锣的女士，认清中国人的两副嘴脸。否则，继续吃亏上当事小，像善良的农夫一样被冻僵的毒蛇反咬一口，丢了性命，岂不冤枉？

中国人的“病”与“罪”

辞旧迎新，猪去鼠来，但刚刚过去的农历猪年，对中国的猪而言，实在是个多舛的本命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非洲猪瘟令生猪存栏量下降了大约百分之四十，换言之，全球接近四分之一的生猪在中国遭遇了“意外死亡”。猪生本不易，孰料年终岁末，中国人竟还有雅兴拿一头猪来消遣。
重庆一家主题公园为了庆祝一座蹦极台的落成，居然强迫一头猪体验这项刺激的运动。尽管这头为国争光的猪，可能赢得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成为第一头蹦极的猪，但最终，其还是难逃被送进屠宰场的命运。
此事引发外界广泛谴责，该主题公园的工作人员却笑称，这只是“一种娱乐”。
在紧邻重庆的湖北省，以武汉市为中心，同一时间则爆发了一种莫名的肺炎，迄今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场几乎使整个中国陷入瘫痪的瘟疫，已然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究竟从何而来，目前尚无定论。专家将目标初步锁定在野生动物身上，而野生动物来自于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根据网上流传的一张价目表显示，该市场有的商户大肆贩卖野生动物，从蝎子、蜈蚣、刺猬、狐狸，到水貂、树熊、山龟、海蛇……甚至为了标示生猛，许多动物前面还特地加上一个“活”字。病毒若的确来自这些无辜的动物，天道轮回，报应不爽，这场瘟疫倒真可谓“活该”了。
显然，中国人并未从嗜吃野味引发“非典”大流行的往事中汲取任何教训。不过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连人都吃了几千年，吃点野生动物又算得了什么？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人将各种野生动物搬上餐桌，绝不是为了弥补非洲猪瘟所导致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相反，正因为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中国人才生出饕餮的欲望，想方设法要吃一些平日吃不到、吃不起的玩意。
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人眼里，自然的就是最好的。至于同样吃饱了没事干的西方人研制什么“人造肉”，若非伪善，必包藏祸心，就像他们对农作物进行转基因一样。
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价值观。如果你对每个卑微的生命都抱持一颗恻隐之心，就不会对中国人产生多余的同情，甚而应该庆幸这个拿活猪蹦极取乐，暴殄天物以满足口腹之欲的族群尚未完成他们伟大的复兴！否则，整个世界将遭受怎样的灾祸呢？中国人所经历的一切，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
武汉肺炎在台湾掀起了“口罩风波”，但抛开艺人的利益、政客的政治，其实这场争议本身才是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其他国家愿意力所能及的伸出援手，台湾隔岸观火，却仍恐遭池鱼之殃呢？难道这些年两岸互动交流下来，结果竟是人看透了，心也凉了？
最了解中国人的，当然是中国人自己。被驱赶、被围堵、被抛弃的武汉人固然可怜，但假如这场瘟疫爆发于山东、江西、湖南、河北……武汉人又会怎样对待那里的民众呢？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世界上并没有龙，跟龙最为相像的动物是蛇，所以中国人亦称蛇为“小龙”。中国人其实是蛇的传人，《伊索寓言》中农夫遇到的那条蛇！
善良的人们在施与爱和同情之前，都应当先看看下面这则新闻：
鄢小文是一位单亲父亲，与分别患有脑瘫和自闭症的两个儿子共同生活。日前，其与小儿子因为疑似感染武汉肺炎，被湖北省红安县政府定点隔离，而独自居家隔离的大儿子鄢成因为生活不能自理且无人妥善照顾，六天后，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孩子便失去了生命。
近年来，撒币无数的中共“大外宣”念兹在兹要讲好“中国故事”，而像上面这样真实、鲜活的中国故事清楚的告诉世人，值得帮助的中国人已经死了，每个活着的中国人都是有罪的，除了自我救赎，他们不配得到任何帮助。

“春晚”为何不联欢？

年节时分一团和气，但旨在为千家万户送去欢乐与祝福的春节联欢晚会，年甚一年遭受种种指摘，究其原因，是春晚的节目质量和内容不过关，还是观众的欣赏水平与态度有问题呢？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必须弄清楚“春晚”到底是什么。
春晚的节目大致可以分成“歌舞”和“语言”两大类。
歌舞节目主要负责营造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讴歌盛世中华的“大好形势”。可惜舞台上的欢天喜地、国泰民安，根本禁不住现实的考问。春晚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是昂扬向上的，民众对新年——新世纪怀抱着无限的憧憬和希望。当未来已至，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构想的“共同富裕”不仅没有实现，贫富差距反倒越拉越大。无论“苍蝇”，还是“老虎”，只要掌握了权力都可能富堪敌国，而“低端人口”真正忧虑的，不是权贵阶级吃肉，自己能否跟着喝汤的问题，是其如何才能免于被鱼肉的恐惧。
快乐只能从每个人内心深处油然而生，不能来自应该，甚至必须服从的节日意志。欢颜可以强做，情感无法胁迫。用专制的权力审查文艺，用垄断的宣传放大喜庆，春晚，看似是老百姓每年发作一次的集体癔症，实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当权者，在与民同乐的幻觉中自娱自乐罢了。
以相声和小品为代表的语言节目，唯一的作用就是制造笑语欢声。作为春晚的标志性人物，赵本山及其一众弟子善于用百姓的自嘲和对残障人士的戏谑模仿演绎中国特色的“幽默”。农民出身的赵本山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塑造（所谓“丑化”的指控，皆因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正视自身的丑陋），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蜕变。从二人转舞台上一路忽悠下来，穿梭政商两界，但随着政坛风云突变，这位“小品王”终于还是现出了草芥般的原形。在一个权力大于法律的社会里，金钱、地位、荣誉……一切都是权力的附庸和玩物，唯有权力才是“绝对真理”。权力，可以把昨天的武松，变成今天的老虎，自然也能将一个搞笑艺人，变成悲剧本身。
没有言论与创作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本质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工具一旦丧失利用价值，难免陷入兔死狗烹的境地。当官方认定赵本山“脱离主流文化”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告别春晚的舞台回到穷山恶水的象牙山，远离政治，谈情说爱去了。
春晚是文艺化的“新闻联播”。这个精心编排的华丽谎言，用国之梦想绑架家的团圆，其娱乐性和欺骗性是成正比的。然而梦境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令中共的宣传机器日益显露黔驴技穷的窘态——没有了赵本山的春晚，相声和小品连笑都不搞，徒然扯淡而已。
在远古的传说里，“年”是凶残的食人怪兽，而“过年”的本义则是对这头怪兽的躲避。穷苦人家过年如同过关一般艰难，因此才有“年关”一说。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年”的虚妄，从物质上确保了衣食无忧，过年才真正具有欢庆的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大背景下，百姓的温饱问题固然基本得到了解决，可春晚仍像一头怪兽年复一年出没于意识形态领域内。这头怪兽并不吃人，相反，其献祭自身的腐肉麻醉百姓的灵魂，使之在精神的饱食后，获得一种对未来虚幻的满足感。春晚当然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但无疑是政治专制、经济垄断、文化审查的综合产物。只要这头怪兽还没有被消灭，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春天就永远不会到来。

论奴性

中国北京，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是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手书的三句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何以如奇葩般绽放于世界民族之林，上述碑文的第三句，隐约间泄露了天机。
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值得纪念，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共产党建立的国家，同样是汉民族建立的国家，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中国”同世界列强之间爆发的大小战争与冲突，就是一个极其复杂却充满趣味的问题了。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则是一部落后挨打的民族屈辱史。历史不能假设——假设没有西方人来到中国，今天的中国人脑袋后面会不会仍旧拖着一条辫子？历史最怕追问：站在汉人的立场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全殖民地、全封建社会，还是满汉团结一家亲，康乾盛世大清梦的和谐社会？
毛泽东曾经多次感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削弱了民国政府，却令共产党趁机坐大，并最终夺取了政权。西方列强同大清帝国的战争，固然给黎民百姓带来了苦难，但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这些战争无疑为汉族摆脱满族的殖民统治，为中国结束治乱兴亡的千古循环，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与难得的契机。
可是今天，自称站起来的中国人非但没有对西方世界感恩戴德，反而将积淀百年的虚幻屈辱（大清亡了，八旗子弟感到屈辱可以理解，炎黄子孙也跟着如丧考妣，难道奴隶和奴才做久了，便会生出跟主子是“命运共同体”的幻觉？）化为了暴发户的一腔怨毒。在情绪和理智的纠结下，面对西方的一切，他们总是既羡慕又忌妒，既向往又恐惧，既崇拜又疏离……这种矛盾导致了他们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的割裂和扭曲，于是，荒诞人间便不断上演中国特色的家国闹剧：
高调爱国的中国人，纵使舍不下在祖国掌权、捞钱的“伟大事业”，暗地里也纷纷将家人与财富向西方世界转移着……可一旦置身海外，他们又开始标榜自己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甚而为了永保这份纯真的感情，他们宁肯在别人的土地上怀着低人一等的心态，做个“二等公民”，也不愿再次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这些“两面人”若自知其做派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祸害，他们的离开，倒也算对祖国的真爱！可惜就像容貌丑陋的人抗拒镜子一样，灵魂丑陋的人必定欠缺自我审视的能力，所以，不得不公正的说一句，此间绝没有针对西方世界的惊天阴谋，这种无意识的“爱”，完全是中国人独特的基因作祟。这种人类学、社会学，而非生物学上的基因，结构异常简单，只有两个汉字：奴性！但要透彻理解这两个字，进而理解群体化的“中国人”，可谓难上加难，玄之又玄，古往今来破此题者，不过鲁迅、毛泽东等数人罢了。
洋鬼子“坏”就坏在侵略却没有征服中国，所以对待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从历史认知到现时情感，中国人都有着微妙的暧昧和巨大的差异。关于蒙元帝国的一切，以及同北方异族的关系，中国人采取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无视与回避态度，毕竟蒙古如今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反之，满清帝王赫赫的文治武功，奴才的子孙非但须臾未敢忘却，他们甚至拍摄了一系列传记性的历史剧加以缅怀和宣扬。可怜的日本人只是曾经“进入”中国，因而其也仅配以残暴、丑陋又愚蠢的面目出现在精神鸦片般的“抗日神剧”里。中国人从不懂什么是平等与尊重，要么你骑在他的脖子上作威作福，要么他就把你踩在脚下予夺生杀。
洋鬼子“错”就错在推动了千年帝制的消亡，却没有帮助中国真正走向共和。他们递给中国人一把剪刀，剪掉自己的辫子，再裁出一套合体的西服，但西洋的文明与科技终归无法改造一个东方古老民族的基因。对奴才来说，谁当皇帝并不重要，皇帝存不存在也不重要，只要奴才还在，就算面对一头猪，他们都会山呼“万岁”。“主子”，是中国人至高的信仰！主子的本质是权力，上升到最高层级，就是政权，就是掌握政权的人或集团，就是代表这个政权的国家，宛如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奴才没有尊严，冒犯其主子便是对奴才最大的羞辱。洋鬼子不单间接杀死了中国的皇帝，哪怕今天，中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在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舞台上，“主子”，仍旧无法扮演一个正派的、光彩的角色。
你可以不尊重中国人，你不能不尊重中国人手里的钱，但当整个世界只尊重中国人手里的钱的时候，为了掩饰这种更加赤裸裸的羞辱，中国人骄傲的宣称自己赢了。可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不仅没能逐渐洗刷，反倒使得中国人积淀百年的屈辱感愈益深重起来。
假如一个族群社会性的基因是无法改造的，奉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中国人用强权和金元赢取尊严便是一种本能。本能有错吗？错的，当然是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歧视，以及对于大国崛起的恐惧。但必须强调的是，“华人”，或曰“汉人”是一个种族概念，“中国人”则是一个政治概念。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你是什么肤色，生活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实际拥有哪个国家的国籍，只要你真心拥护共产党的统治，热爱中国，以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你就是一个“中国人”。反之，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可能沦为“汉奸”、“精日”，或者“美狗”。因此，针对政治概念上的“中国人”的所谓歧视，跟“种族主义”没有丝毫关系，充其量是文化的差异、文明的冲突而已。
其实中国人关起门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政治上搞残酷血腥的“虐恋”，甚或变态恶心的“恋尸”，跟外人无关，他们也无权干涉。问题在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封闭的国门，从此，站起来的中国人就开始向外面跑了。奴隶身上未必有奴性，奴才身上一定有奴性。由于国情复杂，中国的奴隶和奴才身份混杂交融，难以区分计数，但身居海外的中国人挣脱了种种枷锁镣铐，因而其自由的思想言行对于研究、探讨“奴性问题”极具典型意义。
说起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就不得不提美国那部著名的《排华法案》。该法案的出台背景与后续影响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这里仅借用该法案的名称陈述几点浅显的事实：
《排华法案》顾名思义，就是排除华人的法案。禁止华人移民，并制定专门的法案，无疑是具有歧视性的。可为什么“排”？因为你要来——你不来自然无所谓“排”。单单针对“华”，就是歧视啊！被歧视还要来，只能说明你宁愿做美国的“二等公民”，乃至非法移民，也不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吗？
只有离开中国，才能真正体会“人”的含义。这是一条暂未证伪的真理，因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只有“主”与“奴”，鲜有“人”的存在。中国人不是傻瓜，哪里有安全，哪里有尊严，哪里可以让自己活得像个人样，生物的本能便会驱动他们用脚投票的方向。否则，勤劳、勇敢、智慧了数千年，创造了恢弘的历史、博大的文明，到头来，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怎么反而进化出了一个名为“客家”的庞大族群呢？
西欧、东瀛、北美、南洋，为了谋生，抑或流亡，多么艰难，多少苦难，离开故土的中国人都应当感谢收留自己的异乡。然而漂泊海外的中国人，只要还自以为是中国人，便有一根“精神脐带”将之与那个主动或被迫离开的祖国紧紧联结在一起。同时，“祖国母亲”的意象也会如子宫般包裹着他们，在其与异乡世界之间形成一层透明无形的隔膜。不剪断这根“精神脐带”，他们就永远是“祖国母亲”的一部分，没有完整的人格，不是独立的人，无法融入人的社会。
在全球化思潮泛滥的时代，如果必须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又怎能否认不同族群的差异性呢？假民主为独裁张目，借自由替极权辩护，享受着人的权利却以奴的方式生活……一旦认识到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中国人在西方一切不合逻辑的思想言行便通通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中国人”与人根本就是两个世界不同的生物！
准备给上文结论扣上“种族主义”帽子的人，请先到台湾去看一看。
台湾那些心向祖国，拥护统一的蓝营人士，假如生活在大陆，无非是些父亲被镇压，母亲被侮辱，自己受歧视的反革命的狗崽子。当年，不论是其先辈以流寇的姿态占领了台湾，还是台湾收留了这群走投无路的难民，总之在这个小岛上，他们获得了大陆人从未有过的安全与尊严，其中的军公教人士，甚至成了享受诸多特权的“人上人”。如今，抛开那些跟对岸存在重大利益往来的权贵、精英“高级蓝”，广大“低级蓝”除了偶尔探亲、旅游，许多人可能根本未曾踏足大陆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其实跟祖国没有一毛钱关系，仅仅因为祖国强大了，便觉得与有荣焉，宁可不做台湾人，也要做中国人，殊不知在一切权力和财富尽归“高级红”的国度，其他任何颜色都是有罪的。本省人、外省人都是台湾人——都是人，但不做台湾人，在中国还能不能做人，只须看看自称“中国人”的台湾人一个个生着怎样的奴颜媚骨，答案就不言自明了。贱民对强权的向往与膜拜，完全违背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这种类似飞蛾投火的病态天性体现在“中国人”身上，正是与人的不同，不谓之“奴性”，又是什么？
奴性和种族无关，但具有奴性的中国人必定是种族主义者。中共当局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热爱祖国的外籍华人，首先违背了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最基本的忠诚。其次，在他们心里，藏人、维吾尔人从来都不是同胞，而是异类，至于不认同中共当局的华人，更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败类。张口闭口“中华民族”，却将藏人、维吾尔人和丧失奴性的华人从这个虚构的概念中剔除，四海之内皆兄弟，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潜意识里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外国人！
中华民族不能再受外国人欺侮，是他们真挚的心声。在这样的民族大义之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成了前进道路上的“艰辛探索”和不可外扬的家丑；香港市民“反送中”的“五大诉求”必定是内外勾结、祸港乱中的“反华阴谋”；汉人对维吾尔人集体惩罚式的“再教育”，则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欺侮，而是挽救、是帮扶……任何牺牲都是可以接受而无须补偿的代价；任何罪恶都是可以原谅而无须改正的错误。海外的中国人，对祖国无原则、无条件的爱是最纯粹的爱“国”主义，因为其只有对宏大空洞的国家概念的认同，毫无对微小具体的个人境遇的同情。
他们坚信，自己的命运跟祖国的兴衰休戚相关，但这些活在现世的中国人——不是百八十年前的移民——无法诚实的回答：奥运赛场争金夺银，宇宙空间卫星飞船……既然祖国的点滴成就都令你们欢欣鼓舞，那么内心深处挥之不去，时而发作的自卑感、屈辱感究竟来自哪里？是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的遭遇，还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的作为？
事实上，自古以来，只有祖国不把你们当人，都是祖国的所作所为让你们自惭形秽，羞于为人。海外，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华人，能够挺起脊梁做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和法治，保障了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以为日益强大的祖国庇佑着你们，为什么国内的同胞却哀叹，“祖国强大了，没人能救我们了”？
海外华人希望祖国繁荣昌盛的赤子之心看似毋庸质疑，但退一步讲，即便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富强——只有祖国富强，华人才能活出尊严，可若稳定压倒了一切，海外华人的尊严岂非要用祖国百姓的人权进行交换？再者，面对十三亿被奴役的同胞，海外游子的心灵创伤可以得到彻底疗愈，乃至将自卑感、屈辱感转化为自豪感、优越感。生而为奴，天性卑贱，活出自豪感、优越感的，更加卑贱。所以，他们绝不支持国内的同胞以欧美为师，追寻什么“普世价值”，因为他们明白，奴隶一旦获得解放，奴才的祖国便会消亡，他们这些披着人皮，散落世界各个角落的生物，则将沦为人类文明社会里的孤豚腐鼠。
海外的中国人，其问题不在于爱祖国，而是他们奴才的性格，根本不懂“爱”是什么，“尊重”又是什么。他们表面单纯，实则愚蠢的认为，自己和祖国之所以未受到足够的尊重，仅仅是因为祖国还不够强大。于是，他们甘愿被“祖国”两个字绑架，为了祖国更加强大，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是非可以混淆，道德可以违背，法律可以触犯，因为奴才所认的、所信的、所忠的唯有主子，而中国人的主子就是中国！
新时代的中国不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任何人胆敢揭露中国的问题，批评中国的错误，甚或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都可能被中国人扣上这“独”那“独”、反华辱华的帽子，喊打又喊（封）杀。中国不够强大？中国不够强大，中共当局何以能将网络世界的西方列强——谷歌、推特、脸书……统统拒于国门之外，何以能令所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背弃自己的企业文化和信条，全面服从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
尊重，是一种心悦诚服的态度，不是恐惧，不是为了利益被迫的屈膝妥协，跟航空母舰、核武器，跟国内生产总值究竟多少万亿没有直接关系。中国不是不够强大，但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与外强中干的霸权主义共同推动着这个国家，在追求更加强大的“复兴之路”上，日渐远离了世人的尊重。对此，从美国到加拿大，从欧洲到澳大利亚，配合祖国向全球输出锐实力的中国人，特别是开着跑车骂大街的官富子弟，应该都有切身的感受吧。
但凡对历史有所了解，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输出革命与战争，究竟给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当地华人带来了什么。因此，且不论强大的祖国是海外华人的坚强后盾这种认知，是不是一相情愿的幻觉，但天下绝没有只分享发展红利，不承担扩张代价的好事。
中共当局通过“一带一路”串联笼络一众乌合的发展中国家，欲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对台唱戏，怎奈“东亚病夫”变身“强国人”之后，呼喝招摇，输打赢要，除了欧洲的红酒、皮包，非洲的象牙、犀角，日本的马桶盖、电饭煲，最重要是美加澳的绿卡、护照，没有更高的追求；除了“撒币”——“大撒币”，没有更多的贡献。海外华人如若不跟祖国、同胞划清界限，反而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富强的象征，此等的做派是尊严的体现，那么全体华人被贴上“黄祸”标签的日子，恐怕就不远了。

成为一个中国人

无论是主动的献媚邀宠，还是遭到官方警告、民间举报之后为了自证清白，跟“台独”划清界限，反正近年来，公开声称自己是中国人，并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台湾人是越来越多了。可扳着指头数一数，郁慕明、凌友诗、邱毅、黄安、欧阳娜娜、许玮甯……高调的爱国者竟然没有一个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堂堂正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揭开谄谀或无奈的假面，那声声爱国宣言所要换取的，无非是一张台湾居民来往大陆乞食捞钱的“通行证”罢了。
没人跟钱有仇，但谁都不是傻瓜。假如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你与你的财富在权力面前，跟砧板上的鱼肉何异？搞政治的想想周永康、薄熙来，演艺圈的看看范冰冰、崔永元，至于商人嘛，还是腿脚敏捷的李嘉诚先生说得好，“此心安处是吾家”。所以，甭管口头上多么爱国，台湾同胞却极少在大陆安家落户——买房置业，除了投资，恐怕仅仅是为了“暂住”起来方便些吧？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重大的个人利益，自愿或被迫的跟魔鬼做交易，可以理解，甚而值得怜悯。因此，农渔民想多卖几斤蔬果鱼虾，旅游业者想多接几个旅行团，完全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公众人物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但台湾的投票站里并没有中共当局的“天网”摄像头盯着，试图用选票换钞票，难道万千选民真的相信只有国民党才能“拼经济”？
“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绝非危言耸听，否则又坏又蠢——揣着美国绿卡却鼓动两岸军事冲突，是为坏；在当前的局势下入岛宣扬此等歪理邪说，不识时务可谓蠢——的狗头军师李毅遭到驱逐之后，怎敢公然叫嚣韩国瑜当选（郭台铭当选也一样吧？），他还会再来呢？抗击中共的霸权，除了飞机、舰艇和大炮，选票，也许是台湾最有力的武器，而出卖自己的选票，则无异于缴械投降。
当不走邪路的共产党员纷纷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和金钱推向水深火热的西方世界，当用脚投票的台湾同胞选择对“祖国”敬而远之，为什么与此同时，还有众多台湾人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一份虚无缥缈的家国情怀，心甘情愿引狼入室，将自由、民主的台湾献祭于民族复兴的春秋大梦？归根结底，他们并不真正明了，成为一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些炎黄子孙身体里流淌的，同样是奴隶与奴才的血。
面对一个兴亡交替数千年，本性不移代代传的流氓政权，作为奴隶与奴才，中国百姓非但掌握了无穷的生存智慧，甚而为自己的苟且发明了一套又一套堂皇的理论：“我讨厌政治”，“民主不能当饭吃”，“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所以普遍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坚信，只要没有军事冲突和政治运动，能够挣钱养家，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那么好吧，且不提独裁腐败、人祸天灾，也不谈“地下监狱”、“再教育营”，以下只是三个未经渲染的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情景：
引领移动支付潮流的中国，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可除去各类生活、娱乐的软件，对公务员及国企职工来说，他们的手机里，必须安装的一款软件叫作“学习强国”。“学‘习’”就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与思想，虽然世人严重怀疑这位清华博士的知识水平，仅仅相当于小学生，无奈人家一段贯口《报书名》，比相声大师《报菜名》背得还溜呢！
中国许多城市的环卫工人，工作期间必须配带定位设备。在南京市，环卫工人的智能手表更加高级——只要原地停留二十分钟以上，就会自动发出不要怠工的语音警告。此外，还有一些城市考核环卫工人的工作，是“以克论净”的，即一平方米马路上的尘土假如超过了若干克，你的工作就不合格。
台湾不禁摩，机车遍地跑，但在中国，有的城市禁摩，有的城市则必须携带身份证，拍照进行人脸识别，人证合一才能给摩托车加油。至于这么做，是为了防范恐怖袭击，还是“警察国家”日常管理的需要，类监狱社会的准囚徒贱民根本无权过问。
上述三个互无关联的情景，其实说明了同一个问题：自由、民主绝非空洞浮泛的口号，而是具体细微的生活。公民一旦失去了选票，权力也就失去了监督和制约，而国家机器的为所欲为，必将侵害每个人的权利，践踏每个人的尊严。
为了台湾今天的自由、民主，先辈们也曾经流血牺牲。即便自由、民主不能当饭吃，却能换饭吃，那么这碗饭，是不是沾着人血的馒头？当然，台湾人若能够全盘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把人血馒头咀嚼得津津有味，所谓“统独”，的确就是一个“假议题”，因为你们很中国——你们全家都很中国——你们整个岛通通很中国！

政治家的职责是什么？

二〇二〇年台湾大选，顶着“中国”头衔的国民党参与其中，甚是荒唐，不过既然高雄市民能够接受一个跟大陆“你侬我侬”的韩国瑜，国民党恐怕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或许正是看到了政权与主权所面临的双重危机，赖清德才会当仁不让的站出来挑战自己的同志——人气低迷却志在连任的蔡英文。
虽然谁能最终赢得党内提名尚未可知，但要成为合格的总统候选人，蔡、赖二人必须首先弄明白，政治家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因为民进党目前的困境，恰恰是由现总统和前院长的失职所造成的。
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惨败，原因众多，但一次选举捆绑十项公投案，台湾的民主果真须要以如此壮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吗？郭台铭就此问题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政府不作为”。民主国家的政府，好比公司总经理，选民作为董事，选择你就是信任你，让你全权处理日常经营的各项事务。结果居高位、领高薪的你仅仅拿出一堆提案说，公司要进行全面改革，我可以这么做，也可以那么做，具体怎么做，你们决定，我来执行。请问：各位董事该做出怎样的决定呢？当然是解雇总经理，另请高明喽。
从“一例一休”到“年金改革”，从“婚姻家庭”到“能源环境”……“全面执政”的民进党不是没有改革的意愿，可每每遭到批评和反对，便试图以妥协、退让，换取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听起来这多么的“政治正确”啊，然而林肯说得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改革的政策既然不是欺骗选民的骗术，且不说“永远”，又怎么可能一时讨好所有人呢？
任何改革都难免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已经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却不将改革进行到底，结局必定如蔡英文辞任党主席时所言：“想要求取两边的平衡，却被两边攻击”，“有一种被困住了的感觉”。其实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可行，就算每一项改革的支持者均为少数派，强力推动下去，民心之于政府，到底会全盘丧失，还是点滴赢取，谁敢妄断？反之，一味的沟通、协商，不求皆大欢喜，也盼民意过半，这样的改革，到头来恐怕只能是“维持现状”而已。
政治家对于国家发展、社会治理必须拥有独立而明确的见解和判断。一心为人民服务，就去做公务员好了。真正的政治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恰恰相反，他们应该让选民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服务。台湾大小选举频仍，围绕选举的各类民调更是多如牛毛，可惜这并不能改变一个无情的事实：人民是愚蠢的！否则他们怎么会先后一而再的选择了陈水扁和马英九，刚把蔡英文捧上台，转头又骂“空心菜”呢？政治家在选举时尊重选民一次就够了，只有那些为选举而选举的政客，才把日常维护民调支持率当成自己的核心工作。
特赦是总统的特权，所以赖清德要竞选总统，因为他想特赦陈水扁。逻辑如此清晰，但在竞选期间，随着民意的倾向，他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吗？蔡英文说，“政治其实就是给答案”（《给党员的一封信》），那么她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一句“维持现状”足以应付中共当局的考卷，可岛内民众还会让她再度蒙混过关吗？拭目以待的选民们，这一次能否把自己的眼睛擦得亮些，更亮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