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改出个“真理部”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已进行过六轮机构改革。这一次，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至二十五个，其中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正部级机构名义上减少四个，实则分拆合并，组成部门只减少两个。
对广大民众而言，这轮改革，服务差强人意，内部腐败丛生的铁道部被撤销，可谓大快人心。然而铁道部“末任部长”盛光祖表示，今后火车票要按市场规律，企业化经营来定价，又不免令人开始担忧，票价上涨的问题。毕竟政企分开之后，新组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仍旧是国有独资的超级垄断企业。
此外，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改革，是将新闻出版总署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行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最终定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该机构十四个字的新名称甫一公布，便引发各界议论纷纷。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认为，名字太长，须要修正，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面对记者追问，则无奈表示，“你说，这个名字减哪一个字？要准确完整表达我们新机构的职责范围，我只能拉这么长”。
幸好网民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个说应该叫“新版广电总局”，那个讲可以称“国家传媒管理总局”，更有甚者直抵问题核心，建议将该局命名为“文化审查总局”或“精神防疫局”。其实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经典小说《一九八四》中，已经给类似机构取了个绝妙的名字——“真理部”，中共当局不妨借来一用。因为不管叫什么，这个机构的职能除了宣传——宣传——宣传，就是审查——审查——审查……
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便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问题是，笼子的钥匙掌握在谁手里？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掌握钥匙，可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怎能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那么，无论政府机构如何改革，分拆，还是合并，都无异于将钥匙在左右手之间互换。期盼改革的百姓则像可怜的猴子，被这种朝三暮四、暮三朝四的卑劣伎俩反复戏耍。

大国崛起，死刑直播

三月一日，制造湄公河惨案，杀害十三名中国船员的缅甸毒枭糯康及其三名同党在云南昆明被执行死刑。这起跨国案件的侦破，是国际执法合作的成果。依法对糯康犯罪集团进行审判，既维护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和国家利益，对遇害者及其亲属而言，也算终极告慰。
遗憾的是，作为党国最重要的宣传机器之一，中央电视台对糯康等人的死刑执行过程大张旗鼓的进行直播报道，引发舆论广泛质疑。虽然事后该台在官方微博中澄清，“任何生命的离去都不值得大快人心”，“公示糯康死刑，不是看杀人，没有行刑画面，只看到毒枭凶犯虚弱，很怕死”，但过犹不及的宣传已然造成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
央视的直播，或许为了彰显大国崛起，政府对国民海外合法权益的保护能力逐步增强，正如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在节目中所言，“过去在海外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千方百计说是本地人。那么现在呢，可以扬眉吐气的昂起头来说我是中国人”。尽管糯康及其同党的确死不足惜，可这种赤裸裸的示强，有没有顾及同中方充分合作的老挝、缅甸、泰国等周边小国的国民感受呢？死刑直播，对犯罪分子或许具有一定震慑作用，但同时也可能给中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的执法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此外，死刑存废固然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但近年来，本着尊重人权的原则，中国司法机关也尽量奉行“少杀、慎杀”的政策。同时处决四名罪犯，并非值得炫耀的司法政绩，而央视的高调直播，只会招来国际舆论的关注和非议，损害中国政府的形象。
经济高速发展，令中共当局产生一种幻觉，以为只要舍得花钱就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培植软实力、输出价值观。因此在“大外宣”战略的指引下，就连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喉舌单位”也开枝散叶，设立了北美、欧洲，乃至非洲等国际分台。可惜一场死刑直播，将宣传变成了暴露。事实证明，东方古国依旧遵循着善恶报应的原始伦理，其与现代法治和文明相去还有十万八千里。所以，韬光养晦才是中共当局应该坚持的国策，否则没有普世价值支撑的“大外宣”，必然沦为国际间献丑的表演。

两个中国人的遭遇

莫言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际，美联社记者意外采访到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因为刘晓波荣获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两年多来，刘霞始终被当局非法软禁在家中。她的近况，令人心痛且担忧，这段采访，也使人更加关注刘晓波的命运。
莫言获奖当天，曾经表示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眼下在瑞典，面对海外媒体的不断追问，他却强调自己“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作家的天职不是成为“社会良心”，其艺术成就，也不能用政治立场衡量。莫言不欠刘晓波什么，他完全没有义务，在人生最辉煌的日子里，为一个身陷囹圄，但毫不相干的人鼓与呼。不过，将记者的提问诬蔑为胁迫，宣称自己从不会被迫表态，无疑是撒娇式的自欺欺人。二○○九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道离席抗议戴晴演讲，今年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手抄该讲话片段，这些难道不算政治上的站队与表态吗？当然这两件事，肯定不是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胁迫他做的。
只吃敬酒，不吃罚酒的莫言，是个聪明人。既得了西方的奖，赚了洋人钱，又赢得了官方的祝贺、民间的追捧，可谓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给作家个人，而非整个国家的，但莫言能够获奖，及其获奖后的境遇，充分展现了一个典型中国人的智慧。这种智慧，用“莫言”二字概括不是谦虚，而是侮辱——身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拥有非凡的语言技巧。
以莫言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为例，究竟是要求政府立刻放人，还是劝说刘晓波积极改造呢？不同的人或许理解不同，但可以肯定，只要刘晓波愿意像起草《零八宪章》那样撰写一份万言书，声明自己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了十八大精神之后，决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绝不再走向西的邪路，也不再做误国的空谈，别说重获自由，飞黄腾达都是指日可待的。刘晓波拒绝这么做，不是因为愚蠢，可他的确不如莫言“聪明”。
从世俗的角度看，获得诺贝尔奖是巨大的成功。莫言和刘晓波都是成功的人，但他们，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代表了中国的崛起，一个体现了民族的苦难。他们原本不该交集，却无奈的相互纠缠，用刘霞的话说，这地方，太荒唐，用莫言的文风形容，这现实，很魔幻。

关乎清白的春秋大梦

中共十八大前夕，《纽约时报》爆出猛料，揭露温家宝总理的多名亲属，利用其权力攫取高达二十七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质疑相关报道，是政治对手为了阻挠政改，刻意抹黑温总理的公众形象，而《纽约时报》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只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
《纽约时报》刊登这篇报道，目的是什么，影响会如何，其实无关宏旨，关键在于披露的内容是否有根有据，站得住脚。因为一个以权谋私的改革家不是民众所需要的，何况这个改革家仅仅是口头上的？
出乎意料的是，温总理的家人一反中共高层的惯常做派，迅速委托律师发布六点声明，不但保留追究《纽约时报》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针对其他“不实报道”，也将继续“予以澄清”。虽然《纽约时报》的中英文网站在第一时间便遭到了屏蔽，相关声明也只是选择性的刊登在海外媒体上，但温总理的家人敢于用事实回应的态度，还是值得鼓励的。
担任总理近十个年头，屡屡声称要推动政改，结果却连百姓翘企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也没能建立。退休在即，竟只能借助海外媒体，捍卫自己和家人的清白，温家宝或许委屈，但这等局面的形成，又怪得了谁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固然势力强大，可对于一位注定被写入历史的大人物，多少金银珠宝想必都没有名誉重要。果真出淤泥而不染的话，温家宝身后，至少始终留着一条独善其身的退路。
新华社不发通稿，《人民日报》不登头条，风行世界的社交网站却是自由且免费的。哪怕微博肆意删帖，有本事屏蔽《纽约时报》的网站，翻墙到推特或脸书上晒一晒身家财产，应该没什么技术障碍吧？纵然眼下，组织纪律不允许身为总理的温家宝向一潭死水的中南海内扔石头，退休后公示，其实也不迟——十年都浪费了，老百姓还在乎几个月的等待吗？
有人讽刺他光说不练，只会作秀；有人同情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温家宝本人的信念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时间当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沉睡或假寐在自我营造的春秋大梦中，丧失对国家前进方向的判断和掌控，任凭整个社会因为路线之争虚耗空转，无疑是温家宝总理，甚或所谓“胡温体制”过去十年最大的悲哀与失败。

反日之败

钓鱼岛主权争端引发反日浪潮，然而政府一系列反制措施，民间一通通“爱国打砸”下来，清理战场，中国非但没有缴获任何战利品，丑态毕现的癫狂，反倒暴露了这个社会内在的溃败。
首先，在政治方面，抗议归抗议，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的国有化却业已成为事实。虽然连日来，国内媒体大肆报道野田佳彦首相承认对中方反应估计不足的消息，但这充其量是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而已。打砸本国民众的汽车、餐厅、商场……借以表达对他国的强烈愤慨和强硬立场，这逻辑，别说日本首相“估计不足”，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应该都无法理解的吧？就算中共当局没有指挥操纵各地的反日示威，可警方对“爱国暴民”打砸抢烧的犯罪行径处置不力，的确导致了平民百姓间的纷扰与对立。攘外必先安内。御侮未遂，转而制造内乱，这不正应了中共的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再说，拿刀子捅自己的大腿，用酒瓶砸自己的脑袋，不过是地痞流氓逞凶斗狠的伎俩，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玩这套，既上不得台面，更不可能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其次，在经济方面，“爱国打砸”固然导致日系汽车销量下滑，但蒙受损失的主体，归根到底还是生产销售日系汽车的中国厂商。此外，野田首相警告中国，刻意拖延从日本进口货物的通关检查，拒绝发放签证等非正式贸易制裁，可能吓跑外国投资者，绝非危言耸听。以行政手段干扰外资企业合法的经营活动，进而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作为。中国一直努力塑造自身开放且负责的大国形象，遗憾的是，权大于法，仍旧是这个社会不争的事实。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已经迫使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行政与司法改革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任何外资若要继续进入这样的中国，恐怕都难免失足落水，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当年抵制家乐福，而今打砸日系车，连中国的亿万富豪都纷纷拿外国护照做护身符，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可持续的吗？
第三，在文化方面，中共当局的态度更加决绝。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统统中止，日本电影、电视剧一律停映、停播，就连一些大型书店的日本图书，也全部下架处理。同样反日，韩国歌星朴载相一曲《江南风格》，眼下正风靡世界。反观中国，根据当代著名小说《白鹿原》拍摄的同名电影几经波折，终于上映，结果却被审查机关删改得七零八落、不知所云，引发众多批评之声。没文化不可怕，怕只怕闭关锁国，拒绝接受文明的教化。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共产党宣言”一词就是正宗日货，这部革命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也是由日文翻译而来，但其并未遭受池鱼之殃，被官方查禁，被民众焚毁。这至少从侧面证明，和谐社会的示威游行，一切尽在党国收放自如的掌控之中。
拿愚蠢的暴民当枪使，将外资企业作为人质，把文化看得无足轻重，肆意封杀查禁……政府的无能且无赖，必然导致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衰败。所以，反日——反日，不过是一场国权不争，国贼得逞的闹剧罢了。

下半旗掩不住陆港矛盾

国庆之夜，香港发生撞船事故，导致三十九位市民不幸罹难。为了悼念逝者，特区政府决定自十月四日起，特区区旗将连续三天下半旗志哀。紧随其后，中央政府也颇识时务的通知特区政府，将特区政府各建筑物及中央驻港机构的国旗一并降下，从而避免了两面旗帜背道而驰的尴尬。
按照《国旗法》之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是否“可以下半旗志哀”，必须由国务院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地方政府是无权定夺的。三十九人丧生的海难，固然算得上“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但在号称“多难兴邦”的内地，类似的灾害事故并不鲜见。然而除了国家领导人逝世，五星红旗为平民百姓降下的先例，在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因此这一回，中央政府为遭遇不测的香港市民下半旗，绝对算得上特事特办了。
可惜厚此薄彼的统战伎俩，以及中联办官员超规格表演的“党疼国爱”，非但未能赢得香港市民的赞誉，反而招致插手特区事务的质疑。这也难怪，回归十多年来，内地残酷的现实深刻教育了香港市民，不是他们不通人情、不知好歹，他们怕的，恰恰是中央政府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对他们如内地同胞般一视同仁。糖衣包裹着毒丸，笑面遮藏着祸心，识破统战本质的香港市民，自然跟中央政府越来越离心离德。
无论如何表达对逝者的尊重，都不如让生者活出尊严更加重要。其实说白了，只要中共当局善待内地百姓，保障人权、促进民生，大陆和香港之间根本没有不可化解的“深层次矛盾”。至少香港市民不用为什么李旺阳、张旺阳上街示威，内地百姓也不必到香港抢购奶粉与豪宅。反之，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擦不干净，还对特区事务指手画脚，人家能不嫌弃你手脚不干净吗？这么做的后果，必定是多做多错，越帮越忙。以国务院同意为撞船事故遇难者下半旗为例，表面上给足了特区政府面子，实则却拆了特区政府的台。眼见着香港市民的哀荣都比内地百姓高级许多，赴港生儿育女的大陆孕妇就算挤破脑袋，也绝不会停下脚步。如此一来，梁振英特首竞选时开出的“零双非”支票，恐怕更加难于兑现了吧？

“我姓曾”

国庆前夕，央视记者“走基层”，采访数千各地民众，进行有关“幸福”的特别调查。在新闻片中，记者试图通过“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等简单问题，探究中国百姓的幸福感和幸福观。
受访民众的回答千差万别，然而在剪辑出来的报道里，并无一人声称自己是不幸的。显然，老百姓又被央视幸福了一把。为了迎中秋、贺国庆而特地制作的应景报道，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一位普通打工者看似鸡同鸭讲的回答，无意间为这则“幸福新闻”平添了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你幸福吗？”“我姓曾。”令人绝倒的一问一答，引发网民戏谑调侃：
“曾经被幸福，所以就姓曾。”
“走基层”是“走转改”的一部分，“走转改”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国内“新闻战线”始自去年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走基层，将媒体的焦点从衮衮诸公转向了普罗大众；转作风，将媒体的关注从国是民生移到了家长里短；改文风，将媒体的监督从揭露批评变为了弘扬歌颂。无论宣传主管部门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反正新闻媒体在“走转改”方针的指引下，将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统统和谐化了。总而言之，“走转改”就是宣传主管部门奉行鸵鸟政策，粉饰太平的一种新方法、新形式。
走基层，走近百姓，并不意味着真正贴近民生。无论老百姓幸不幸福，央视记者赤裸裸、硬生生的提问，都让人感到“何不食肉糜”般的蛋疼。连一位普通打工者都知道自己姓曾，不姓“福”，令人好奇的是，忘却记者天职，沦为政府宣传工具的媒体人，还晓得自己姓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