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病”与“罪”

辞旧迎新，猪去鼠来，但刚刚过去的农历猪年，对中国的猪而言，实在是个多舛的本命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非洲猪瘟令生猪存栏量下降了大约百分之四十，换言之，全球接近四分之一的生猪在中国遭遇了“意外死亡”。猪生本不易，孰料年终岁末，中国人竟还有雅兴拿一头猪来消遣。
重庆一家主题公园为了庆祝一座蹦极台的落成，居然强迫一头猪体验这项刺激的运动。尽管这头为国争光的猪，可能赢得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成为第一头蹦极的猪，但最终，其还是难逃被送进屠宰场的命运。
此事引发外界广泛谴责，该主题公园的工作人员却笑称，这只是“一种娱乐”。
在紧邻重庆的湖北省，以武汉市为中心，同一时间则爆发了一种莫名的肺炎，迄今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场几乎使整个中国陷入瘫痪的瘟疫，已然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究竟从何而来，目前尚无定论。专家将目标初步锁定在野生动物身上，而野生动物来自于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根据网上流传的一张价目表显示，该市场有的商户大肆贩卖野生动物，从蝎子、蜈蚣、刺猬、狐狸，到水貂、树熊、山龟、海蛇……甚至为了标示生猛，许多动物前面还特地加上一个“活”字。病毒若的确来自这些无辜的动物，天道轮回，报应不爽，这场瘟疫倒真可谓“活该”了。
显然，中国人并未从嗜吃野味引发“非典”大流行的往事中汲取任何教训。不过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连人都吃了几千年，吃点野生动物又算得了什么？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人将各种野生动物搬上餐桌，绝不是为了弥补非洲猪瘟所导致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相反，正因为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中国人才生出饕餮的欲望，想方设法要吃一些平日吃不到、吃不起的玩意。
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人眼里，自然的就是最好的。至于同样吃饱了没事干的西方人研制什么“人造肉”，若非伪善，必包藏祸心，就像他们对农作物进行转基因一样。
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价值观。如果你对每个卑微的生命都抱持一颗恻隐之心，就不会对中国人产生多余的同情，甚而应该庆幸这个拿活猪蹦极取乐，暴殄天物以满足口腹之欲的族群尚未完成他们伟大的复兴！否则，整个世界将遭受怎样的灾祸呢？中国人所经历的一切，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
武汉肺炎在台湾掀起了“口罩风波”，但抛开艺人的利益、政客的政治，其实这场争议本身才是问题的核心。为什么其他国家愿意力所能及的伸出援手，台湾隔岸观火，却仍恐遭池鱼之殃呢？难道这些年两岸互动交流下来，结果竟是人看透了，心也凉了？
最了解中国人的，当然是中国人自己。被驱赶、被围堵、被抛弃的武汉人固然可怜，但假如这场瘟疫爆发于山东、江西、湖南、河北……武汉人又会怎样对待那里的民众呢？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世界上并没有龙，跟龙最为相像的动物是蛇，所以中国人亦称蛇为“小龙”。中国人其实是蛇的传人，《伊索寓言》中农夫遇到的那条蛇！
善良的人们在施与爱和同情之前，都应当先看看下面这则新闻：
鄢小文是一位单亲父亲，与分别患有脑瘫和自闭症的两个儿子共同生活。日前，其与小儿子因为疑似感染武汉肺炎，被湖北省红安县政府定点隔离，而独自居家隔离的大儿子鄢成因为生活不能自理且无人妥善照顾，六天后，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孩子便失去了生命。
近年来，撒币无数的中共“大外宣”念兹在兹要讲好“中国故事”，而像上面这样真实、鲜活的中国故事清楚的告诉世人，值得帮助的中国人已经死了，每个活着的中国人都是有罪的，除了自我救赎，他们不配得到任何帮助。

“春晚”为何不联欢？

年节时分一团和气，但旨在为千家万户送去欢乐与祝福的春节联欢晚会，年甚一年遭受种种指摘，究其原因，是春晚的节目质量和内容不过关，还是观众的欣赏水平与态度有问题呢？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必须弄清楚“春晚”到底是什么。
春晚的节目大致可以分成“歌舞”和“语言”两大类。
歌舞节目主要负责营造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讴歌盛世中华的“大好形势”。可惜舞台上的欢天喜地、国泰民安，根本禁不住现实的考问。春晚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是昂扬向上的，民众对新年——新世纪怀抱着无限的憧憬和希望。当未来已至，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构想的“共同富裕”不仅没有实现，贫富差距反倒越拉越大。无论“苍蝇”，还是“老虎”，只要掌握了权力都可能富堪敌国，而“低端人口”真正忧虑的，不是权贵阶级吃肉，自己能否跟着喝汤的问题，是其如何才能免于被鱼肉的恐惧。
快乐只能从每个人内心深处油然而生，不能来自应该，甚至必须服从的节日意志。欢颜可以强做，情感无法胁迫。用专制的权力审查文艺，用垄断的宣传放大喜庆，春晚，看似是老百姓每年发作一次的集体癔症，实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当权者，在与民同乐的幻觉中自娱自乐罢了。
以相声和小品为代表的语言节目，唯一的作用就是制造笑语欢声。作为春晚的标志性人物，赵本山及其一众弟子善于用百姓的自嘲和对残障人士的戏谑模仿演绎中国特色的“幽默”。农民出身的赵本山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塑造（所谓“丑化”的指控，皆因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正视自身的丑陋），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蜕变。从二人转舞台上一路忽悠下来，穿梭政商两界，但随着政坛风云突变，这位“小品王”终于还是现出了草芥般的原形。在一个权力大于法律的社会里，金钱、地位、荣誉……一切都是权力的附庸和玩物，唯有权力才是“绝对真理”。权力，可以把昨天的武松，变成今天的老虎，自然也能将一个搞笑艺人，变成悲剧本身。
没有言论与创作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本质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工具一旦丧失利用价值，难免陷入兔死狗烹的境地。当官方认定赵本山“脱离主流文化”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告别春晚的舞台回到穷山恶水的象牙山，远离政治，谈情说爱去了。
春晚是文艺化的“新闻联播”。这个精心编排的华丽谎言，用国之梦想绑架家的团圆，其娱乐性和欺骗性是成正比的。然而梦境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令中共的宣传机器日益显露黔驴技穷的窘态——没有了赵本山的春晚，相声和小品连笑都不搞，徒然扯淡而已。
在远古的传说里，“年”是凶残的食人怪兽，而“过年”的本义则是对这头怪兽的躲避。穷苦人家过年如同过关一般艰难，因此才有“年关”一说。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年”的虚妄，从物质上确保了衣食无忧，过年才真正具有欢庆的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大背景下，百姓的温饱问题固然基本得到了解决，可春晚仍像一头怪兽年复一年出没于意识形态领域内。这头怪兽并不吃人，相反，其献祭自身的腐肉麻醉百姓的灵魂，使之在精神的饱食后，获得一种对未来虚幻的满足感。春晚当然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但无疑是政治专制、经济垄断、文化审查的综合产物。只要这头怪兽还没有被消灭，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春天就永远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