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之败

钓鱼岛主权争端引发反日浪潮，然而政府一系列反制措施，民间一通通“爱国打砸”下来，清理战场，中国非但没有缴获任何战利品，丑态毕现的癫狂，反倒暴露了这个社会内在的溃败。
首先，在政治方面，抗议归抗议，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的国有化却业已成为事实。虽然连日来，国内媒体大肆报道野田佳彦首相承认对中方反应估计不足的消息，但这充其量是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而已。打砸本国民众的汽车、餐厅、商场……借以表达对他国的强烈愤慨和强硬立场，这逻辑，别说日本首相“估计不足”，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应该都无法理解的吧？就算中共当局没有指挥操纵各地的反日示威，可警方对“爱国暴民”打砸抢烧的犯罪行径处置不力，的确导致了平民百姓间的纷扰与对立。攘外必先安内。御侮未遂，转而制造内乱，这不正应了中共的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再说，拿刀子捅自己的大腿，用酒瓶砸自己的脑袋，不过是地痞流氓逞凶斗狠的伎俩，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玩这套，既上不得台面，更不可能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其次，在经济方面，“爱国打砸”固然导致日系汽车销量下滑，但蒙受损失的主体，归根到底还是生产销售日系汽车的中国厂商。此外，野田首相警告中国，刻意拖延从日本进口货物的通关检查，拒绝发放签证等非正式贸易制裁，可能吓跑外国投资者，绝非危言耸听。以行政手段干扰外资企业合法的经营活动，进而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作为。中国一直努力塑造自身开放且负责的大国形象，遗憾的是，权大于法，仍旧是这个社会不争的事实。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已经迫使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行政与司法改革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任何外资若要继续进入这样的中国，恐怕都难免失足落水，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当年抵制家乐福，而今打砸日系车，连中国的亿万富豪都纷纷拿外国护照做护身符，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可持续的吗？
第三，在文化方面，中共当局的态度更加决绝。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统统中止，日本电影、电视剧一律停映、停播，就连一些大型书店的日本图书，也全部下架处理。同样反日，韩国歌星朴载相一曲《江南风格》，眼下正风靡世界。反观中国，根据当代著名小说《白鹿原》拍摄的同名电影几经波折，终于上映，结果却被审查机关删改得七零八落、不知所云，引发众多批评之声。没文化不可怕，怕只怕闭关锁国，拒绝接受文明的教化。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共产党宣言”一词就是正宗日货，这部革命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也是由日文翻译而来，但其并未遭受池鱼之殃，被官方查禁，被民众焚毁。这至少从侧面证明，和谐社会的示威游行，一切尽在党国收放自如的掌控之中。
拿愚蠢的暴民当枪使，将外资企业作为人质，把文化看得无足轻重，肆意封杀查禁……政府的无能且无赖，必然导致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衰败。所以，反日——反日，不过是一场国权不争，国贼得逞的闹剧罢了。

下半旗掩不住陆港矛盾

国庆之夜，香港发生撞船事故，导致三十九位市民不幸罹难。为了悼念逝者，特区政府决定自十月四日起，特区区旗将连续三天下半旗志哀。紧随其后，中央政府也颇识时务的通知特区政府，将特区政府各建筑物及中央驻港机构的国旗一并降下，从而避免了两面旗帜背道而驰的尴尬。
按照《国旗法》之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是否“可以下半旗志哀”，必须由国务院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地方政府是无权定夺的。三十九人丧生的海难，固然算得上“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但在号称“多难兴邦”的内地，类似的灾害事故并不鲜见。然而除了国家领导人逝世，五星红旗为平民百姓降下的先例，在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因此这一回，中央政府为遭遇不测的香港市民下半旗，绝对算得上特事特办了。
可惜厚此薄彼的统战伎俩，以及中联办官员超规格表演的“党疼国爱”，非但未能赢得香港市民的赞誉，反而招致插手特区事务的质疑。这也难怪，回归十多年来，内地残酷的现实深刻教育了香港市民，不是他们不通人情、不知好歹，他们怕的，恰恰是中央政府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对他们如内地同胞般一视同仁。糖衣包裹着毒丸，笑面遮藏着祸心，识破统战本质的香港市民，自然跟中央政府越来越离心离德。
无论如何表达对逝者的尊重，都不如让生者活出尊严更加重要。其实说白了，只要中共当局善待内地百姓，保障人权、促进民生，大陆和香港之间根本没有不可化解的“深层次矛盾”。至少香港市民不用为什么李旺阳、张旺阳上街示威，内地百姓也不必到香港抢购奶粉与豪宅。反之，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擦不干净，还对特区事务指手画脚，人家能不嫌弃你手脚不干净吗？这么做的后果，必定是多做多错，越帮越忙。以国务院同意为撞船事故遇难者下半旗为例，表面上给足了特区政府面子，实则却拆了特区政府的台。眼见着香港市民的哀荣都比内地百姓高级许多，赴港生儿育女的大陆孕妇就算挤破脑袋，也绝不会停下脚步。如此一来，梁振英特首竞选时开出的“零双非”支票，恐怕更加难于兑现了吧？

“我姓曾”

国庆前夕，央视记者“走基层”，采访数千各地民众，进行有关“幸福”的特别调查。在新闻片中，记者试图通过“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等简单问题，探究中国百姓的幸福感和幸福观。
受访民众的回答千差万别，然而在剪辑出来的报道里，并无一人声称自己是不幸的。显然，老百姓又被央视幸福了一把。为了迎中秋、贺国庆而特地制作的应景报道，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一位普通打工者看似鸡同鸭讲的回答，无意间为这则“幸福新闻”平添了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你幸福吗？”“我姓曾。”令人绝倒的一问一答，引发网民戏谑调侃：
“曾经被幸福，所以就姓曾。”
“走基层”是“走转改”的一部分，“走转改”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国内“新闻战线”始自去年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走基层，将媒体的焦点从衮衮诸公转向了普罗大众；转作风，将媒体的关注从国是民生移到了家长里短；改文风，将媒体的监督从揭露批评变为了弘扬歌颂。无论宣传主管部门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反正新闻媒体在“走转改”方针的指引下，将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统统和谐化了。总而言之，“走转改”就是宣传主管部门奉行鸵鸟政策，粉饰太平的一种新方法、新形式。
走基层，走近百姓，并不意味着真正贴近民生。无论老百姓幸不幸福，央视记者赤裸裸、硬生生的提问，都让人感到“何不食肉糜”般的蛋疼。连一位普通打工者都知道自己姓曾，不姓“福”，令人好奇的是，忘却记者天职，沦为政府宣传工具的媒体人，还晓得自己姓什么吗？

空空如也的鸟巢

伦敦奥运之际，再提什么北京奥运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回想当年举国上下如痴如狂，根本就没有丝毫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
北京奥运前夕，长平因反思拉萨三一四事件中的信息管控与民族主义，被扣上了“卖国”的帽子，李怡则因评论四川地震使用“天谴”一词，沦为了“汉奸”和众矢之的。至于奥运圣火全球传递，遭遇西方民众抗议，更被中共当局视为阻挠“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阴谋诡计。可以说中共当局办奥运的心态，跟慈禧在甲午之年不顾国家危亡，搞什么六十大寿的庆典有得一比，那正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世不痛快”。
结果呢？数千亿人民币花出去，奥运倒是办得风光体面，可四年后的七月二十一日，一场暴风雨便将这一切雨打风吹去，连一片遮羞布也没给北京留下。惟有那座每年折旧近亿元，运营维护费用高达八千万的空空的鸟巢，见证着繁华到落寞的蜕变。
古代皇帝为了自家天下千秋万代，筑长城、建故宫，虽然劳民伤财，但留下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世纪工程”。共产党定都北京六十余年，举全国之力大拆大建，结果竟建造了一座听见“雨”字便人心惶惶，大马路上都可以淹死人的危城。金钱存海外，妻儿赴美英，你以为他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英特耐雄纳尔，其实这个“进步、无私、团结”的党，不过是“临时执政”。
人们曾经期待奥运能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改变，可惜热衷摸着石头过河的政府虚度了又一个四年。区别在于，参与鸟巢设计的艾未未，因为组织志愿者调查四川地震罹难儿童人数，如今身陷同政府的官司之中，成了全世界债主最多的债户。区别还在于，为四川地震慷慨解囊的广大民众，如今面对北京市委市政府发起的救灾捐款活动，只冷冷的丢下一句“捐你妹”。因为就算人们没有把钱借给艾未未，这个在舆论强大压力下，才不得不挤牙膏似的公布灾害遇难人数的政府，也早已丧失了公众的基本信任。

命都不要，要脸何用？

因为没有缴纳生育二胎的四万元罚款，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冯建梅被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计生部门强制引产。这桩无异于谋杀的罪行一经曝光，举世哗然。
计划生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国策，尽管外界诟病、内部质疑不断，但中央坚信其在控制人口数量，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作用巨大，因此宁愿顶着侵犯人权的帽子，也要坚持不懈的推行。
国策引发的问题，自然属于内政。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只是初中毕业的普通农民，对此却有着清醒认识，所以当媒体开始关注这个遭遇不幸的家庭，他果断拒绝了境外媒体的采访。“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相信组织”，邓吉元说。
然而虚与应付的当地政府并未如期公布调查结果，邓吉元最终还是不得不向外媒寻求舆论的支持和道义的帮助。不料如此一来，当地政府竟然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人员上街游行，甚至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向邓吉元一家施压。眼下，邓吉元已逃至北京，准备委托律师提起诉讼。
无独有偶，邓吉元还未讨还身为一个父亲的尊严，湖北省监利县又有一名近八个月大的女婴被强制引产，因为她的父母同样缴纳不起两万元的罚款。“邹芳芳”，是这个永远不会出生的女孩的名字。事实上，“大月份引产”根本不是新闻，只是网络时代，这样的罪行再也难于隐藏罢了。如果说“嫖宿幼女罪”是中国法律为权贵阶级的另类性癖好特供的保护伞，“大月份引产”无疑是国家权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对平民百姓实施的赤裸裸的谋杀！
没有办法，或者意愿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却要崛起、却要和谐，痴人说梦的中共当局也只能在纽约时报广场宣传虚妄的国家形象，用神舟飞天、蛟龙探海的“精神鸦片”麻醉亿万民众。然而面子工程涂脂抹粉，脸上贴再多的金，终归掩盖不住一个将生儿育女的人类本能当做生财之道，为了钱，不惜杀生害命的政权要钱不要命的本性。所以，若要指控百姓家丑外扬是卖国，中共当局必须首先澄清，自己要脸有什么用。

活在“新闻联播”里的人

七月十六日出版的广州《新快报》是一份没有国内和国际新闻，也没有评论版的报纸。
微博盛传，相关版面已然撤销，而且今后该报“所有广东省外题材全部不做”，“所有评论深度报道都不能碰国内新闻，无论正面负面”。尽管随后该报员工在微博上辟谣，声称相关版面翌日将正常出刊，但该报总编辑陆扶民被以内部调动名义撤销职务的消息，还是得到了其本人的证实。
《新快报》此番所以遭到整肃，皆因该报七月十日专版刊登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一文。虽说青春无悔，可陈毅诗云，“微时工穷愁，达时颂高位”（《湖海诗社开征引》），而今身居高位的政治局委员们，岂容他人再提自己卑微的知青时代？况且这篇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张德江等人为主角的报道，也有泄露十八大人事安排的嫌疑。这可是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密！
如果《新快报》的遭遇算是“咎由自取”，那么十七日，近年来风头无两的上海《东方早报》社长陆炎也被免职，则让国内媒体人不得不哀叹，“寒冬来了”。
报纸的版面可以撤销，编辑可以撤换，但这并不能阻止坏消息的到来，因为媒体上的悲剧，真切的发生在每个人身边，除非你生活在“新闻联播”里。
政治局的常委们恰恰是这样一群人，因为只有在“新闻联播”里，他们的形象才永远是伟光正的，就像那首民谣所言，“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领导个个都是时代先锋，群众人人都是道德模范。即使偶尔抓到一个贪官，也只是一笔带过，不留一丝遗憾”。民谣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是爱的家园，人间的天堂，那里有人们向往的生活，一个梦的世界。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新闻联播里”。
“新闻联播”本是当权者为老百姓苦心营造的梦境，不料他们自己却沉溺在这和谐的幻觉中，无法自拔。“新闻联播”宛如一座围城，分开了两个世界。也许老百姓永远没有生活在其中的荣幸，但可以肯定，那些不敢走出来面对现实的“城里人”，迟早会被这座幻城的崩溃所埋葬。

傲慢的权力为谁折腰？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胡锦涛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不料标示其站立位置的国旗贴纸并未粘牢在地毯上，拍摄结束，胡主席只好弯腰取下这面无意中黏住他鞋子的小小国旗，从而使之免遭他人践踏。
画面通过网络传播开来，政治嗅觉敏锐的官方媒体巧妙包装，捡国旗的小动作迅速演变成为国家主席于细微处诠释爱国主义的大事件。当别有用心的宣传遭遇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张贴纸轻而易举的感动了亿万百姓。这个说，“瞬间的弯腰，挺起了伟大的中国，国人为此种弯腰而自豪”。那个讲，“我弯腰了，是因为我深爱着这片土地；我流泪了，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主席”。
除了去八宝山送别老同志，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为四川地震罹难同胞默哀等冠冕堂皇的场面，国家主席的身段鲜有放低的时候，可若因此将胡锦涛弯腰捡国旗跟奥巴马俯首让小朋友抚摩自己头发的情景相提并论，进而想入非非，恐怕难免有表错情的嫌疑。胡锦涛下意识的举动背后，究竟有没有思考国旗是国家象征，代表国家尊严等深层次问题，他心里明白，而在这方面，为死人默哀，却坦言李旺阳除外的候任特首梁振英，绝对是诚实的表率。
梁振英默哀不为李旺阳，胡锦涛折腰既不是对祖国爱得深沉，更不是向六四遇害者表达歉意。事实上，建政六十多年来，作为中共当局专制权力的总代表，国家主席高贵的身段从未向任何人弯曲，镇反中冤杀的百姓，荒年里饿死的饥民，武斗中丧命的青年，六四时杀戮的学生……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永远是傲慢的。在这样的权力面前，百姓无异于刍狗，他们的生命，甚或比一张薄薄的贴纸更轻。
感动？别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