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人的遭遇

莫言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际，美联社记者意外采访到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因为刘晓波荣获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两年多来，刘霞始终被当局非法软禁在家中。她的近况，令人心痛且担忧，这段采访，也使人更加关注刘晓波的命运。
莫言获奖当天，曾经表示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眼下在瑞典，面对海外媒体的不断追问，他却强调自己“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作家的天职不是成为“社会良心”，其艺术成就，也不能用政治立场衡量。莫言不欠刘晓波什么，他完全没有义务，在人生最辉煌的日子里，为一个身陷囹圄，但毫不相干的人鼓与呼。不过，将记者的提问诬蔑为胁迫，宣称自己从不会被迫表态，无疑是撒娇式的自欺欺人。二○○九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道离席抗议戴晴演讲，今年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手抄该讲话片段，这些难道不算政治上的站队与表态吗？当然这两件事，肯定不是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胁迫他做的。
只吃敬酒，不吃罚酒的莫言，是个聪明人。既得了西方的奖，赚了洋人钱，又赢得了官方的祝贺、民间的追捧，可谓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给作家个人，而非整个国家的，但莫言能够获奖，及其获奖后的境遇，充分展现了一个典型中国人的智慧。这种智慧，用“莫言”二字概括不是谦虚，而是侮辱——身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拥有非凡的语言技巧。
以莫言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为例，究竟是要求政府立刻放人，还是劝说刘晓波积极改造呢？不同的人或许理解不同，但可以肯定，只要刘晓波愿意像起草《零八宪章》那样撰写一份万言书，声明自己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了十八大精神之后，决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绝不再走向西的邪路，也不再做误国的空谈，别说重获自由，飞黄腾达都是指日可待的。刘晓波拒绝这么做，不是因为愚蠢，可他的确不如莫言“聪明”。
从世俗的角度看，获得诺贝尔奖是巨大的成功。莫言和刘晓波都是成功的人，但他们，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代表了中国的崛起，一个体现了民族的苦难。他们原本不该交集，却无奈的相互纠缠，用刘霞的话说，这地方，太荒唐，用莫言的文风形容，这现实，很魔幻。

关乎清白的春秋大梦

中共十八大前夕，《纽约时报》爆出猛料，揭露温家宝总理的多名亲属，利用其权力攫取高达二十七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质疑相关报道，是政治对手为了阻挠政改，刻意抹黑温总理的公众形象，而《纽约时报》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只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
《纽约时报》刊登这篇报道，目的是什么，影响会如何，其实无关宏旨，关键在于披露的内容是否有根有据，站得住脚。因为一个以权谋私的改革家不是民众所需要的，何况这个改革家仅仅是口头上的？
出乎意料的是，温总理的家人一反中共高层的惯常做派，迅速委托律师发布六点声明，不但保留追究《纽约时报》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针对其他“不实报道”，也将继续“予以澄清”。虽然《纽约时报》的中英文网站在第一时间便遭到了屏蔽，相关声明也只是选择性的刊登在海外媒体上，但温总理的家人敢于用事实回应的态度，还是值得鼓励的。
担任总理近十个年头，屡屡声称要推动政改，结果却连百姓翘企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也没能建立。退休在即，竟只能借助海外媒体，捍卫自己和家人的清白，温家宝或许委屈，但这等局面的形成，又怪得了谁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固然势力强大，可对于一位注定被写入历史的大人物，多少金银珠宝想必都没有名誉重要。果真出淤泥而不染的话，温家宝身后，至少始终留着一条独善其身的退路。
新华社不发通稿，《人民日报》不登头条，风行世界的社交网站却是自由且免费的。哪怕微博肆意删帖，有本事屏蔽《纽约时报》的网站，翻墙到推特或脸书上晒一晒身家财产，应该没什么技术障碍吧？纵然眼下，组织纪律不允许身为总理的温家宝向一潭死水的中南海内扔石头，退休后公示，其实也不迟——十年都浪费了，老百姓还在乎几个月的等待吗？
有人讽刺他光说不练，只会作秀；有人同情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温家宝本人的信念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时间当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沉睡或假寐在自我营造的春秋大梦中，丧失对国家前进方向的判断和掌控，任凭整个社会因为路线之争虚耗空转，无疑是温家宝总理，甚或所谓“胡温体制”过去十年最大的悲哀与失败。

反日之败

钓鱼岛主权争端引发反日浪潮，然而政府一系列反制措施，民间一通通“爱国打砸”下来，清理战场，中国非但没有缴获任何战利品，丑态毕现的癫狂，反倒暴露了这个社会内在的溃败。
首先，在政治方面，抗议归抗议，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的国有化却业已成为事实。虽然连日来，国内媒体大肆报道野田佳彦首相承认对中方反应估计不足的消息，但这充其量是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而已。打砸本国民众的汽车、餐厅、商场……借以表达对他国的强烈愤慨和强硬立场，这逻辑，别说日本首相“估计不足”，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应该都无法理解的吧？就算中共当局没有指挥操纵各地的反日示威，可警方对“爱国暴民”打砸抢烧的犯罪行径处置不力，的确导致了平民百姓间的纷扰与对立。攘外必先安内。御侮未遂，转而制造内乱，这不正应了中共的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再说，拿刀子捅自己的大腿，用酒瓶砸自己的脑袋，不过是地痞流氓逞凶斗狠的伎俩，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玩这套，既上不得台面，更不可能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其次，在经济方面，“爱国打砸”固然导致日系汽车销量下滑，但蒙受损失的主体，归根到底还是生产销售日系汽车的中国厂商。此外，野田首相警告中国，刻意拖延从日本进口货物的通关检查，拒绝发放签证等非正式贸易制裁，可能吓跑外国投资者，绝非危言耸听。以行政手段干扰外资企业合法的经营活动，进而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作为。中国一直努力塑造自身开放且负责的大国形象，遗憾的是，权大于法，仍旧是这个社会不争的事实。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已经迫使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行政与司法改革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任何外资若要继续进入这样的中国，恐怕都难免失足落水，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当年抵制家乐福，而今打砸日系车，连中国的亿万富豪都纷纷拿外国护照做护身符，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可持续的吗？
第三，在文化方面，中共当局的态度更加决绝。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统统中止，日本电影、电视剧一律停映、停播，就连一些大型书店的日本图书，也全部下架处理。同样反日，韩国歌星朴载相一曲《江南风格》，眼下正风靡世界。反观中国，根据当代著名小说《白鹿原》拍摄的同名电影几经波折，终于上映，结果却被审查机关删改得七零八落、不知所云，引发众多批评之声。没文化不可怕，怕只怕闭关锁国，拒绝接受文明的教化。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共产党宣言”一词就是正宗日货，这部革命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也是由日文翻译而来，但其并未遭受池鱼之殃，被官方查禁，被民众焚毁。这至少从侧面证明，和谐社会的示威游行，一切尽在党国收放自如的掌控之中。
拿愚蠢的暴民当枪使，将外资企业作为人质，把文化看得无足轻重，肆意封杀查禁……政府的无能且无赖，必然导致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衰败。所以，反日——反日，不过是一场国权不争，国贼得逞的闹剧罢了。

下半旗掩不住陆港矛盾

国庆之夜，香港发生撞船事故，导致三十九位市民不幸罹难。为了悼念逝者，特区政府决定自十月四日起，特区区旗将连续三天下半旗志哀。紧随其后，中央政府也颇识时务的通知特区政府，将特区政府各建筑物及中央驻港机构的国旗一并降下，从而避免了两面旗帜背道而驰的尴尬。
按照《国旗法》之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是否“可以下半旗志哀”，必须由国务院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地方政府是无权定夺的。三十九人丧生的海难，固然算得上“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但在号称“多难兴邦”的内地，类似的灾害事故并不鲜见。然而除了国家领导人逝世，五星红旗为平民百姓降下的先例，在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因此这一回，中央政府为遭遇不测的香港市民下半旗，绝对算得上特事特办了。
可惜厚此薄彼的统战伎俩，以及中联办官员超规格表演的“党疼国爱”，非但未能赢得香港市民的赞誉，反而招致插手特区事务的质疑。这也难怪，回归十多年来，内地残酷的现实深刻教育了香港市民，不是他们不通人情、不知好歹，他们怕的，恰恰是中央政府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对他们如内地同胞般一视同仁。糖衣包裹着毒丸，笑面遮藏着祸心，识破统战本质的香港市民，自然跟中央政府越来越离心离德。
无论如何表达对逝者的尊重，都不如让生者活出尊严更加重要。其实说白了，只要中共当局善待内地百姓，保障人权、促进民生，大陆和香港之间根本没有不可化解的“深层次矛盾”。至少香港市民不用为什么李旺阳、张旺阳上街示威，内地百姓也不必到香港抢购奶粉与豪宅。反之，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擦不干净，还对特区事务指手画脚，人家能不嫌弃你手脚不干净吗？这么做的后果，必定是多做多错，越帮越忙。以国务院同意为撞船事故遇难者下半旗为例，表面上给足了特区政府面子，实则却拆了特区政府的台。眼见着香港市民的哀荣都比内地百姓高级许多，赴港生儿育女的大陆孕妇就算挤破脑袋，也绝不会停下脚步。如此一来，梁振英特首竞选时开出的“零双非”支票，恐怕更加难于兑现了吧？

“我姓曾”

国庆前夕，央视记者“走基层”，采访数千各地民众，进行有关“幸福”的特别调查。在新闻片中，记者试图通过“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等简单问题，探究中国百姓的幸福感和幸福观。
受访民众的回答千差万别，然而在剪辑出来的报道里，并无一人声称自己是不幸的。显然，老百姓又被央视幸福了一把。为了迎中秋、贺国庆而特地制作的应景报道，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一位普通打工者看似鸡同鸭讲的回答，无意间为这则“幸福新闻”平添了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你幸福吗？”“我姓曾。”令人绝倒的一问一答，引发网民戏谑调侃：
“曾经被幸福，所以就姓曾。”
“走基层”是“走转改”的一部分，“走转改”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国内“新闻战线”始自去年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走基层，将媒体的焦点从衮衮诸公转向了普罗大众；转作风，将媒体的关注从国是民生移到了家长里短；改文风，将媒体的监督从揭露批评变为了弘扬歌颂。无论宣传主管部门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反正新闻媒体在“走转改”方针的指引下，将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统统和谐化了。总而言之，“走转改”就是宣传主管部门奉行鸵鸟政策，粉饰太平的一种新方法、新形式。
走基层，走近百姓，并不意味着真正贴近民生。无论老百姓幸不幸福，央视记者赤裸裸、硬生生的提问，都让人感到“何不食肉糜”般的蛋疼。连一位普通打工者都知道自己姓曾，不姓“福”，令人好奇的是，忘却记者天职，沦为政府宣传工具的媒体人，还晓得自己姓什么吗？

空空如也的鸟巢

伦敦奥运之际，再提什么北京奥运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回想当年举国上下如痴如狂，根本就没有丝毫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
北京奥运前夕，长平因反思拉萨三一四事件中的信息管控与民族主义，被扣上了“卖国”的帽子，李怡则因评论四川地震使用“天谴”一词，沦为了“汉奸”和众矢之的。至于奥运圣火全球传递，遭遇西方民众抗议，更被中共当局视为阻挠“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阴谋诡计。可以说中共当局办奥运的心态，跟慈禧在甲午之年不顾国家危亡，搞什么六十大寿的庆典有得一比，那正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世不痛快”。
结果呢？数千亿人民币花出去，奥运倒是办得风光体面，可四年后的七月二十一日，一场暴风雨便将这一切雨打风吹去，连一片遮羞布也没给北京留下。惟有那座每年折旧近亿元，运营维护费用高达八千万的空空的鸟巢，见证着繁华到落寞的蜕变。
古代皇帝为了自家天下千秋万代，筑长城、建故宫，虽然劳民伤财，但留下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世纪工程”。共产党定都北京六十余年，举全国之力大拆大建，结果竟建造了一座听见“雨”字便人心惶惶，大马路上都可以淹死人的危城。金钱存海外，妻儿赴美英，你以为他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英特耐雄纳尔，其实这个“进步、无私、团结”的党，不过是“临时执政”。
人们曾经期待奥运能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改变，可惜热衷摸着石头过河的政府虚度了又一个四年。区别在于，参与鸟巢设计的艾未未，因为组织志愿者调查四川地震罹难儿童人数，如今身陷同政府的官司之中，成了全世界债主最多的债户。区别还在于，为四川地震慷慨解囊的广大民众，如今面对北京市委市政府发起的救灾捐款活动，只冷冷的丢下一句“捐你妹”。因为就算人们没有把钱借给艾未未，这个在舆论强大压力下，才不得不挤牙膏似的公布灾害遇难人数的政府，也早已丧失了公众的基本信任。

命都不要，要脸何用？

因为没有缴纳生育二胎的四万元罚款，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冯建梅被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计生部门强制引产。这桩无异于谋杀的罪行一经曝光，举世哗然。
计划生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国策，尽管外界诟病、内部质疑不断，但中央坚信其在控制人口数量，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作用巨大，因此宁愿顶着侵犯人权的帽子，也要坚持不懈的推行。
国策引发的问题，自然属于内政。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只是初中毕业的普通农民，对此却有着清醒认识，所以当媒体开始关注这个遭遇不幸的家庭，他果断拒绝了境外媒体的采访。“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相信组织”，邓吉元说。
然而虚与应付的当地政府并未如期公布调查结果，邓吉元最终还是不得不向外媒寻求舆论的支持和道义的帮助。不料如此一来，当地政府竟然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人员上街游行，甚至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向邓吉元一家施压。眼下，邓吉元已逃至北京，准备委托律师提起诉讼。
无独有偶，邓吉元还未讨还身为一个父亲的尊严，湖北省监利县又有一名近八个月大的女婴被强制引产，因为她的父母同样缴纳不起两万元的罚款。“邹芳芳”，是这个永远不会出生的女孩的名字。事实上，“大月份引产”根本不是新闻，只是网络时代，这样的罪行再也难于隐藏罢了。如果说“嫖宿幼女罪”是中国法律为权贵阶级的另类性癖好特供的保护伞，“大月份引产”无疑是国家权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对平民百姓实施的赤裸裸的谋杀！
没有办法，或者意愿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却要崛起、却要和谐，痴人说梦的中共当局也只能在纽约时报广场宣传虚妄的国家形象，用神舟飞天、蛟龙探海的“精神鸦片”麻醉亿万民众。然而面子工程涂脂抹粉，脸上贴再多的金，终归掩盖不住一个将生儿育女的人类本能当做生财之道，为了钱，不惜杀生害命的政权要钱不要命的本性。所以，若要指控百姓家丑外扬是卖国，中共当局必须首先澄清，自己要脸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