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际，美联社记者意外采访到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因为刘晓波荣获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两年多来，刘霞始终被当局非法软禁在家中。她的近况，令人心痛且担忧，这段采访，也使人更加关注刘晓波的命运。
莫言获奖当天，曾经表示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眼下在瑞典，面对海外媒体的不断追问，他却强调自己“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作家的天职不是成为“社会良心”，其艺术成就，也不能用政治立场衡量。莫言不欠刘晓波什么，他完全没有义务，在人生最辉煌的日子里，为一个身陷囹圄，但毫不相干的人鼓与呼。不过，将记者的提问诬蔑为胁迫，宣称自己从不会被迫表态，无疑是撒娇式的自欺欺人。二○○九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道离席抗议戴晴演讲，今年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手抄该讲话片段，这些难道不算政治上的站队与表态吗？当然这两件事，肯定不是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胁迫他做的。
只吃敬酒，不吃罚酒的莫言，是个聪明人。既得了西方的奖，赚了洋人钱，又赢得了官方的祝贺、民间的追捧，可谓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给作家个人，而非整个国家的，但莫言能够获奖，及其获奖后的境遇，充分展现了一个典型中国人的智慧。这种智慧，用“莫言”二字概括不是谦虚，而是侮辱——身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拥有非凡的语言技巧。
以莫言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为例，究竟是要求政府立刻放人，还是劝说刘晓波积极改造呢？不同的人或许理解不同，但可以肯定，只要刘晓波愿意像起草《零八宪章》那样撰写一份万言书，声明自己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了十八大精神之后，决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绝不再走向西的邪路，也不再做误国的空谈，别说重获自由，飞黄腾达都是指日可待的。刘晓波拒绝这么做，不是因为愚蠢，可他的确不如莫言“聪明”。
从世俗的角度看，获得诺贝尔奖是巨大的成功。莫言和刘晓波都是成功的人，但他们，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代表了中国的崛起，一个体现了民族的苦难。他们原本不该交集，却无奈的相互纠缠，用刘霞的话说，这地方，太荒唐，用莫言的文风形容，这现实，很魔幻。